一生坚持学习和善于学习的两位历史伟人
和陈云都是终身坚持学习和善于学习的典范。
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是认真学习、勤于思考的楷模。参加革命工作后，在戎马倥偬中也还是挤时间抓紧学习。1932年4月，在打下漳州城后，曾到龙溪中学图书馆去翻书，一下子挑出来好几担书，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其中包括《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和《反杜林论》等书。不但自己十分认真阅读了这些着作，后来还推荐给彭德怀阅读。并对彭德怀说：此书（《两种策略》）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在送《“左”派幼稚病》一书给彭德怀时，又说：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都有意识地安排了大量知识分子干部，一方面扩大了人民政权的执政基础，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调动了他们的建设热情，从而迅速完成了巩固新生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
新中国建国后，中国处于执政地位，担负起了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重任。因此，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显得尤为重要。1951年4月，对好友周世钊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1955年3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些是我们原先所不熟悉的，就需要学习。根据的建议，中南海经常举办一些科技方面的展览，他经常前往参观。
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1956年上半年，已认识到在革命战争年代产生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里“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是个“缺点”。在1956年初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一方面强调要对党内外有极少数人认为我们党不能领导科学文化事业的错误观点加以驳斥，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党在这方面的力量还很薄弱，而现在已经是加强这方面的力量的时候了。”他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的知识分子。在主持制定《农业发展纲要40条》时，他又说：“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还提出了建立“科学中央”的构想，说：“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1957年3月10日，他在会见新闻出版界的代表时，分析了党领导科学文化工作的缺点，主要是没有经验、不懂业务，“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员不过是小指头。说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定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比如说地质学，是不懂的”。他还提到，“不学土壤学，就不能当农业部长”。1958年初，他在主持起草《工作方法60条》时，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他指出：“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得好。”因此，他提出：领导干部一定要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在“大跃进”运动中，一方面对客观规律不够谨慎，但另一方面，为了使运动能尽量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他不仅多次到中南海参观科技展览，还找了不少科技书籍来阅读，即使在外出视察的途中也不例外。陪同在侧的张治中将军感到不理解，对他说：“人的知识面要宽些。”
经过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挫折，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在总结“大跃进”等的经验教训时，提出要尊重科学和客观规律，他说：“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着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有这三种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这对于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必然王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是极为有益的。1962年，他又说道：“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有许多工程师，那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怎样呢？”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因此，从1958年底开始，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和学习之风。他本人更是带头系统学习了马恩列斯论的有关论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以及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等内容。
还批评了对待外国科学文化知识所采取的两种不正确的态度：一是盲目排外，二是生吞活剥。这两种态度都不是马列主义的态度。由于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首先是向外国学习。他说：“对于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赶超，而不是一味地照抄照搬，不思进取。他指出，向外国学习主要是学习原理，“学了原理后，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1962年，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是一个大国，必须靠自力更生。外国好的东西，要实行‘拿来主义’。但不是拿来就算了，而是要在他们的基础上，研制出自己的东西来。”1964年12月，他在修改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又写道：“我们不可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要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对自然科学，个人也很注意学习。龚育之在《与自然科学》一文中曾有详细介绍。学生时代的由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因此对某些具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不太感兴趣。所追求的更多是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其后，他在探求民族解放道路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社会之所以积贫积弱，固然是因为长期处于反动的封建统治之下，但另一方面，传统的中国社会连最起码的科学常识也丝毫不懂，也是个具体原因。因此，他对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所有科学开始重视起来。1919年7月，他甚至发出了“不信科学便死！”的呼声。从此，他除了继续系统地学习和实践马列主义的科学真理外，对自然科学的学习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在1921年新民学会召开的新年大会上，表示：“自身决定30（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延安时期，在他的推动和支持下，于1939年5月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年底改为自然科学院。1940年2月5日，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会上作了讲话，指出：“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变革，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他号召：“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他抽空阅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汤母生《科学大纲》、辛垦书店出的普朗克《科学到何处去》、秦斯《环绕我们的宇宙》、爱顿《物理世界的本质》、麦开柏《进化》、John·W·Judd《进化论发现史》、伏古勒尔《天文学简史》、罗素《原子发凡》、王刚《电学ABC》等自然科学着作。之所以十分重视对自然科学的学习，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自然科学是真正的学问。1941年1月，他写信给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要求他们“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认为“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直到晚年，还在努力坚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1959年1月，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后，立即找来几本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的通俗着作阅读。有人统计，对各类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甚至某些专门的技术书籍，都有涉猎，其中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最有兴趣。我国着名科学家李四光、竺可桢等，日本的着名科学家坂田昌一、英国着名科学家李约瑟、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等人的着作，他都仔细阅读过，国内出版的《化石》、《动物学杂志》、《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大众》等，他也经常阅读。由此，他获得了较高的自然科学素养。他的哲学思想中则含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素材。物理学界关于“毛粒子”的说法，则是为了纪念关于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观点的。
此外，本人直到晚年还始终坚持学习英语，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没有间断。
当然，在对待学习和知识分子问题上也曾犯过严重错误。他更多地是注重对直接经验和感性知识的总结与学习。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对知识分子的性质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作出了错误判断，认为我国的知识分子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提出并强调了“外行领导内行”的错误口号，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轻率发动。“**”中又一度做出了停办高等院校的决定，让大批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拉大了我国的科技文化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此外，在选择接班人时，他提出要选那些理论知识不要太多而实践经验很丰富的人。他说过，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大多是知识较少却很重实干的，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租朱元璋等。
对知识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对自然科学的学习上，还更多地表现在他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爱护上。延安时期，他对着名作家丁玲、萧军等的批评帮助可以看作是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当他听说王实味被错杀后，表示了很不满的意见，曾对有关人员说道：“还我王实味！”他对许多着名学者、学识渊博的爱国民主人士，不仅一向优待有加，执礼甚恭，而且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友谊，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表现。
陈云本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在填写学历时，他写的是小学，但他和一样，在参加工作和投身革命后，不仅一直坚持认真刻苦地自学，达到了相当高的文化程度，而且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
1937年初，陈云以赴新疆迎接西路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到新疆与国民党新疆督办盛世才交涉接应西路军事宜。西路军是中央为了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同时也是为了缓解陕甘边区的给养困难而于1936年10月下旬组建并出发西征的，但在河西走廊遇到了西北马家军骑兵的轮番进攻而失败，只剩下领导的左支队在祁连山的冰天雪地里坚持游击战争。野心勃勃的盛世才为争取苏联的支持，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答应陈云提出的要求，由陈云等带着几十辆汽车的物品和装备，到星星峡将400多人接到新疆的首府迪化。
当陈云赶到星星峡、与指战员们相见时，许多干部战士就像虎口余生的孩子回到母亲怀抱一样，惊喜地拥上前去。这些身经百战、血染沙场都毫不动摇的将士，这时百感交集，竟禁不住热泪流淌，哽咽着说不出话来。陈云看着一个个面黄肌瘦、两颊塌陷的同志们，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
五一节那天，陈云主持召开了纪念会。他代表党中央向历经艰险、九死一生的指战员表示了亲切的慰问，他说：你们这些员，经过那些困难都过来了，人都累得不像样子了，不投降敌人，还团结在一起，能够跑到这里来，是好样的，是好员嘛！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种子，将来就会壮大起来。凡是到这里的人，都经过了千难万险的锻炼，是多少黄金也换不来的。你们虽然只剩下几百人，但都是革命的种子，将来可以发展成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去夺取革命的胜利。他还说，党中央对西路军的斗争始终很关心，想了很多办法来援救陷于困境的同志们。他要求大家把自己制作使用的武器以及衣服、鞋袜等物品，全部保存起来，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去，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看看，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什么样的艰苦条件下从事解放斗争的。
到达迪化后，陈云一方面让战士们好好休息以恢复体力，同时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很快就消除了萦绕在他们心头的失败情绪和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接着，陈云又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西路军左支队改称西路军总支队，设政治处、总务科，下编四个大队，每大队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10个人左右，对外统称“新兵营”。陈云还根据形势的变化，说服广大战士将原先的服装换上盛世才的藏青色军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开始时，许多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认为过去在长征路上，在河西走廊，不正是同头戴青天白日徽章帽子的国民党军队拼杀过来的吗？现在要我们穿同原来的敌人一样的服装，这怎么能行呢？
陈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耐心地进行了解释：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军队的性质不在于穿戴什么样的衣帽，而在于组成这支军队的人树立什么样的思想，信仰什么主义，受何种性质的政党、政府领导和指挥。现在我们虽然在穿戴上改换成国民党军队的着装，但我们的信仰和奋斗目标没有变，仍然是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消灭剥削阶级，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民主革命。我们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过去一样受中国的绝对领导，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一句话，红军的本质与宗旨完全同过去一样，没有变！
听了陈云的这番讲话，大家敞开心扉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认为陈云说的有理，纷纷表示愿意改换服装。但这些久经沙场的钢铁战士们，对自己帽子上那颗闪闪发光的红星，仍有着极深厚的感情。有的人把红星从帽子上摘下来，反复擦着，然后把它装进新军服的口袋里；有的人干脆把红星缝在新军帽的里面；还有的人把红领章、红帽徽和旧军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平平整整地珍藏起来。
改编后的部队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很快返回延安或奔赴抗日前线。陈云一方面抓紧恢复广大指战员的身体，一方面又在考虑要利用这段宝贵时间学些科学文化知识。
陈云对部队的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非常重视。他指出：“文化知识是基础，没有文化就像瞎子。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是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现在在这里学习文化知识，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学习军事技术，也是为了革命事业。这两者内容不同，目标一致。大家要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样向文化进军。前方战士流血作战，我们要珍惜这宝贵的学习机会和条件，加倍努力学习，将来好上前线打更多的胜仗。”
由于每个人的文化程度不相同，陈云决定根据每人识字多少，把学员分成三个班：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编为甲班，小学文化程度的编为乙班，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编为丙班，以便因材施教。学习内容分为三方面：基础文化课、政治课、军事学习和训练。文化课以语文和数学为主，辅学历史、地理和物理常识；政治课主要学习中国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历史，辅学政治经济学等；军事课主要学基本的军事战术，辅以军事训练。对那些文化程度低的人，则从最基本的认字、四则运算和计算百分数开始，先尽快扫盲，再系统学习文化知识和政治理论。
陈云本人亲自负责干部的政治学习，他要求大家每个星期向他汇报学习情况，谈心得，提问题，然后再有的放矢地进行引导，效果很好。他还向全体指战员讲国际国内形势、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联共（布）党史、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等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很快认识了两三千个汉字，能记笔记，阅读报纸，学会了四则运算和百分数。在7月中旬的一次文化考试中，参加政治考试的48名干部，都了解党的新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参加语文测验的106人中，有51人在90分以上；参加算术测验的390人中，有192人在90分以上。
在学习了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后，陈云又提出要学习汽车、装甲车和飞机的驾驶。他对指战员们说：我们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光靠步枪、刺刀，还需要有飞机、大炮、汽车、装甲车。现在没有，将来总会有的，等有了再去学就晚了。因此，从现在起就要着手培养会驾驶飞机、汽车、装甲车的人才，这是一件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如果我们这400多人，每人学会了摆弄一两件机械化武器，再回延安，一个人带会十个八个同志，这对建设我军的技术兵种，对夺取革命胜利，将是多大的贡献呀！
陈云的这一席话，激起了广大干部战士强烈的思想共鸣，他们说：要是我们西路军有这么好的装备，我们就不会失败，我们的战友也不会牺牲那么多。陈云在争取得到盛世才的同意后，选派了200多人去学习开汽车，在学会开汽车的基础上再学习开装甲车，另有100多人学各种火炮。
在实际学习中，陈云也进行了具体指导。他从官兵们不懂得发动机传动原理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以学骑自行车开始学机械化。他对学驾驶的同志们说：每个同志都要学会骑自行车。在学习复杂的机械技术之前，先学学摆弄简单的机械；在学驾驶四个轮子之前，先学学掌握两个轮子的车（当时苏联产的自行车全采用脚刹车）。学员们根据陈云的建议，在学会骑自行车之后，又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学习汽车构造原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学习汽车驾驶。
不久，陈云又向盛世才提出请他帮助培训50名八路军空、地勤人员。盛世才内心虽不愿意，但他既然已经答应了使用他的汽车、大炮、装甲车学技术，就不好拒绝陈云提出的学飞行的要求。不过，他向陈云提出了三项要求条件：一是希望中国出面请苏联再援助几架比较先进的飞机，用于代为培养的飞行人员；学员要由50名减为45名，其中飞行25名，机械20名。二是为八路军培养的这些飞行员在毕业后不能马上回延安，要帮助航空队把军威建起来。三是要求中国派一批得力干部在新疆工作，帮助发展文化教育，整理财政经济，卫戍国防。陈云经过慎重考虑，认为这些要求没有涉及原则问题，便全部答应了。因为当时苏联与国民政府建有正式外交关系，不可能帮助培养飞行人员，如利用盛世才的航空队帮助培训飞行人才，是既可行又有利的。
经过严格挑选和身体检查，最后有25人被选中（后又从延安派了18人）到盛世才的航空队中学习飞行技术。陈云返回延安后，向中央做了汇报，等人认为，这是一件建设人民空军的大事，指示学员要从三方面军中分别挑选，并决定由陈云和中央组织部负责这项工作。
1946年6月，这批学员返回延安后，组成了延安航空队。解放战争期间，这批学员在东北地区培养了一批空军飞行人员和航空干部。1949年11月，人民空军组建后，这批学员中的大部分成员都走上了军师级以上领导岗位，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土防空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云未雨绸缪的远见卓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事人才的培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此外，他还抽调20多人学习无线电，11个人学军医和兽医，30人学驾驶飞机。
陈云在延安任组织部长时，中央曾经组织在延安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前后坚持了大半年。学习小组的组长由担任，陈云为副组长。参加者有四五十人，研究过老子、庄子、荀子、墨子等人的哲学思想。每周讨论一次，每次半天。每次都围绕一个主题，先有一个人做主题发言，然后大家联系实际进行讨论，边学边议。
1939年12月，陈云发表了《学习是员的责任》一文。他指出：学习是每个员应尽的责任，“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特别是老干部尤其要抓紧时间学习。因为过去没有时间，环境也不允许让人静下心来学习，延安的情况不同了，“老干部应该趁此机会读些书，增加一点知识，不要再把这个机会错过去了，否则将来就悔之晚矣。”针对老干部文化水平普遍很低的现实状况，陈云在文章中对学习的具体方法如如何读书、如何做笔记、如何订计划、如何讨论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论述。
1940年2月，陈云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会上，又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可以大大改善人民生活，我们，对自然科学是重视的，是尊重的”。“科学要大众化，要在广大群众中开展科学的工作”。“自然科学界目前在边区的任务为进行研究发展边区已有经济建设基础的问题。希望大家抱着不怕困难，绝不灰心的奋斗精神，去从事自然科学事业”。
为了响应在全党普遍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陈云在中组部里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这就是在延安很有名气的“窑洞大学”，前后坚持了5年。当时规定，早上吃饭早一点，9点以前不办公，集中这个时间学习，谁也不准占用这个时间干其他的事。因为，当时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从延安城里出来到中组部机关，要走个把钟点，办事的人一般是在9点到9点半之间到中组部。利用正式办公之前的时间来学习，是陈云的一个重要发明。
对陈云的这一做法非常赞同，曾号召其他单位要学习陈云的做法，“挤”时间用于学习。他说，陈云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并派了他的哲学秘书和培元来进行辅导。他曾三次同陈云谈到了学习哲学的重要性。第一次交谈时，陈云说，他认为自己过去在革命工作中之所以犯错误，主要是由于经验少。对他说，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第二次谈到这个问题时，又说，人们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思想方法不对头，还特别以张国焘犯错误但他的经验并不少为例来说明这个观点。第三次见到，再一次说道，人们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于是，“窑洞大学”以学习哲学为主要内容。陈云本人则利用生病休假的时间，花了一年时间，认真仔细地阅读了起草的大量文电和文章，重点学习了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着作，认为贯穿于其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后来，又和其他学员一起学习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政治经济学》、《哲学概论》等，有的学员还学习了《资本论》、《列宁全集》中的一些重要文章。通过学习，大大提高了学员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自觉抵制“左”右倾错误的能力。
此后，因工作繁忙，陈云虽然没有专门的时间用于学习。但他还是挤出时间通过读书看报来进行学习，提高自己。他还反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坚持不断地学习哲学，以提高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和领导水平。他坚信，学了哲学，脑袋会更加灵光。
陈云对子女的学习抓得也很紧。长子陈元在他的指导下，从初中起就开始看《参考消息》，阅读《马克思传》，高中和大学阶段自学哲学，通读《资本论》，并作了大量的笔记。二女儿陈伟华“文革”期间在怀柔县当教师，感到知识不足，也产生了要求学习的强烈愿望。1970年12月，她给远在江西“蹲点”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述说了她的学习愿望。陈云接到来信的当天就怀着“万分欢喜”的心情给女儿写了回信。
在信中，陈云要求女儿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着作，他认为“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同时，为了使女儿能了解国内外形势，把学习理论与学习时事结合起来，他要求每天都要看《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另外，为了使女儿能了解马列着作，他还要求她看中国近代史和世界革命史方面的书，并且具体指出了怎样才能找到这方面的书。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着作很多，但（在）我看来，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他还详细指出了如何从《马恩全集》中找到必须看的《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按照陈云的教导，陈伟华随即订了一份《参考消息》，每天坚持看报，陆续阅读了《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还阅读了《宣言》、《社会主义从科学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着作，自学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后又读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72年4月，陈云回到了北京。不久，中央决定让他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协助周总理抓外贸。由于时间仍然比较宽松，他又制订了一个读书计划，打算用两年时间再精读一遍《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和的若干着作。
1973年8月，陈云又给陈伟华写了一封信，说他已决定邀请在北京的一些家庭成员如她妈妈、阿姨、姐姐等，组织一个学习小组，希望陈伟华也参加这个小组。计划是首先学习的《实践论》，学习方法是每人先分头自己阅读，然后每星期用早上6点半到9点半的时间集中在一起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陈云在信中还交代了第一次要学的页码，并嘱咐要先通篇看一遍，然后再看那几页。对那几页，必须细读，凡属有一点疑问都记下，到集中学习时提出讨论。
重新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后，陈云虽然用在学习上的时间不多了，但他仍高度重视学习的重要性。1981年，中央起草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陈云亲自向邓小平建议要在决议稿上加上一段话，提出全党学习哲学，也学点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的历史。他说：（延安时期）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要把《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着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着作。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的历史。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