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旗整夜没睡。他努力回忆着刚才的一切，一切还是一塌糊涂。他只觉得自己身上多了点气味，那气味才使他想起刚才她对他的一切摆布一切唤醒。那是什么？他想到人间一个最普通的形容，最简短的句子。
一个字。
可那分明是一个脏字。人们怀着最野的心思骂人用这个字，厂里最好的同志开最善意的玩笑也用这个字。
谁不是借了这个字才应运而生。
这个字最脏，却是人的求之不得。
这个字好得能使你捶胸顿足，可又肮脏得被人忌讳。
最后大旗还是不愿把刚才他和竹西的事用一个字来概括，用什么概括他不知道了。他觉得自己到底是文化浅，在文化领域里没有人教会他怎样去形容那事。后来他曾经在一个适当时刻着急地问竹西怎么形容，她狠命捏着他的手腕说：“少问，傻劲儿。”她的回答像是对他的斥责又像是对他的溺爱，那口气像大人教训小孩，又像是她给他的最好的悄悄话儿。反正她比他大七岁，这年他二十二岁。
竹西为大旗把自己开放了一个夏天。
夏天很快就过去了，竹西常常觉得就在这个夏天里是她造就了大旗。不是造就是生，是生产。她最愿意生一个大旗这样的男人。她坐在车座上想，又觉得自己很嘎。
夏天很快就过去了。每当大旗和竹西踏着秋天的泥泞冬天的雪，暂短地出没于那些有人幽会的地方时，大旗总觉得还是夏天好。他把自己的思想毫无保留地告诉竹西，竹西还是狠狠捏住他的手腕说：“傻劲儿！”她愿意挨紧大旗坚实的肌肉就那么坐着，不管衣服多厚，她也会感到他那坚硬的肌肉的存在。
竹西脸色很好。她那好看的脸色、好看的有灵气的多毛的手指，一切都告诉人们，她内心正潜藏着一个深不可测。她觉出有人正研究她的这个深不可测，这便是眉眉。
竹西用温和的语言抚慰眉眉做事，还给她买红底和白底的懒汉鞋。眉眉不拒绝，也不显出高兴，因为她觉出舅妈这些举动有一种随意性，就像她总是把在医院吃不完的菜带回家来，几块带鱼，几朵菜花。但她并不深究舅妈这随意性，她不知道舅妈发生了什么，她脸色好有什么不好……一切还是有几分随意性。
竹西可以直视全院所有的人，惟独对眉眉有些躲闪。她觉得她对眉眉的喜欢，不如说是对眉眉的掠夺，她就像个壮贼那样，早把眉眉的小柜偷光了。
大旗对眉眉的躲闪是明确的。他不再给她“特大喜讯”，也很少和她单独会面。他只对眉眉说过他在厂里当了车间团小组长。
一个垂头耷脑的团小组长。眉眉想。
眉眉有时还是为这团小组长的存在慌乱，但又觉得慌乱得多余。
司猗纹很忙。目前她思路专一，只盼样板戏不断繁荣发展。
达先生又来了。
达先生在司猗纹家里已经有了固定座位，那是摆在房间正中火炉旁边的一只杌凳。
冬天，终年不见阳光的南屋生起炉火才使人生出几分留恋。达先生进门直奔那炉火、那杌凳。
开始，达先生的杌凳由司猗纹准备，她还告诉他炉边暖和。后来，遇到杌凳不在炉边时，达先生便亲自动手把自己的杌凳拉过来。他在炉边坐下，双手拢住发热的烟筒，显出些难以被人觉察的饥寒交迫。其实达先生现时从精神到并不饥寒，饥寒相儿——那是他久已养成的习惯。也许这习惯的养成还是因了他那颗麦粒大的小小污点，这污点使他不仅不能大模大样像司猗纹似的跟街道要服装、添乐器，就连在司猗纹面前他也有必要显出几分谦逊，他觉得手捂烟筒便是最好的谦逊。
饥寒交迫和谦逊有时并没有一条明显的界限。
司猗纹早就发现了达先生的心境，便尽量为他创造些随便。她为他拉杌凳，为他指出温暖所在，还常在炉子上煨一小锅金丝小枣。小枣这东西在干果类中说不上大雅，可也不算低俗。再说司猗纹煨它，主要是为达先生创造出一种随便的又不失体面的气氛。她愿意用一股枣香、一股气儿使他们的交往更随便，更具革命同志之间的一份情意，使他们对于京剧和京剧更加革命化的切磋更加无限延长。
宝妹、小玮不大了解司猗纹的意图，有时还不识时务地弄出些大煞风景。小玮在农场时，当地农村孩子教过她一个谜底为“枣”的谜语：一个小孩儿穿着红裤子红袄，
你去哪儿呀？
我去衙(牙)门口。
还回来吗？
骨头回来肉不回来。小玮见景生情，便教宝妹背谜语。宝妹受了传染，也开始了关于穿红裤子红袄的小孩去衙门口的背诵，后来她们竟当着达先生比赛起这个绕口令般的谜语。司猗纹对这有伤大雅的行为做了制止，她骂她们像乡下孩子，说她们就配吃枣(司猗纹不自觉中又对枣做了贬低)。但当锅中枣煨得如蜜饯般拉出了金丝，再煨下去就要嘎巴锅时，她还是叫过她们，为她们分出包括眉眉在内的三份枣。小玮和宝妹接过枣把手吃得很黏。眉眉不吃，她总是把自己的一份倒给宝妹。
留在锅里的一份是达先生的，司猗纹总是连锅(那个煮过花生米的锅)给他，显出些随意、豪放，显出些不拿他当外人的风度。达先生吃枣不像小玮和宝妹，他总是用司猗纹递给他的牙签一颗颗地叉着吃。他吃得缓慢、仔细，枣核也干净，半天，一颗光若红豆般的枣核掉入炉前的簸箕里，发出一个微弱的清脆的声响。司猗纹和达先生关于京剧和京剧改革的切磋便是在这种气氛中进行的。
司猗纹不吃枣，只为自己沏一杯炒青，坐在桌前喝茶抽烟。这种不上档的炒青，在达先生面前也有一杯。
近来司猗纹和达先生对于样板戏，不偏重实践，只偏重于在理论上切磋。因为所有可供他们合作演出的样板戏他们都做了一遍遍的合作，除李铁梅、阿庆嫂、小常宝这些老唱段，他们还试验合作了柯湘、江水英、吴清华的唱段。加之目前响勺宣传队总也接不到新任务，于是他们就又有了一份悠闲。有了悠闲才有了悠闲中的切磋，悠闲着却又不时生出一种隐隐的被抛弃感，甚至一想到前不久舞台上下那点热闹，竟也显得有几分滑稽和寒酸。也许正是这各自的滑稽和寒酸感，才使他们非得坐在一起怀着各自的滑稽和寒酸感——这个永远也不被对方发现的隐秘，来继续他们的事业——历史的必然。他们在切磋中从理论上总结过去的得失，又切盼样板艺术新的繁荣和振兴。
“昨儿。”达先生说。
达先生一开口司猗纹就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对话信号，这信号距那内容实质还有个耐心等待过程。
司猗纹愿意做这种耐心等待。
一颗光洁的枣核从达先生嘴里悠悠地露出来，啪嗒跌入炉前的簸箕，接着便是达先生对那杯中炒青的一口悠长的品尝。
火封着，司猗纹不必关心炉子。她封火老练，一块煤可封整整一个上午。她还能目测炉门缝隙的大小以掌握房间的适当温度，谁都不必担心由于封火会使房间温度下降。
“昨儿晚上。”当一个不算短的间距过后，达先生把刚才的“昨儿”变成了“昨儿晚上”。
司猗纹把就要抽到底的烟接入一根新烟中；新烟被她捻空一头，将老烟蒂插入其中，像植物的嫁接，像一种植入手术。接上，在桌上磕磕。磕的时间可长可短，假如你想用这个磕的时间去想点别的，你可以尽情地磕下去：嗒——嗒——嗒……
“昨儿晚上，我仿佛听同院儿说。”
“昨儿晚上”是时间，“同院儿”是地点，达先生在时间里加上了地点。这酷似剧作家写剧本，他们在剧本开端都要先写时间、地点，然后才是剧情。有剧情必得有人物，现在达先生的“同院儿”包括了地点也包括了人物，不然为什么“同院儿”能“说”？
时间：昨儿晚上。
地点：同院儿。
人物：同院儿。
达先生的院子同司猗纹的院子相比，要庞大、庞杂，他住在一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式的大院里。大院套小院，层出不穷。院子大，人多职业多，因此就掌握各方面信息的条件，达先生总是优于司猗纹。司猗纹这儿就是北屋、南屋，南屋、北屋，西屋还常没人。对于当今信息，司猗纹大都靠了达先生的供给，信息对人的吸引力从不衰竭。
“昨儿晚上，我仿佛听同院儿说。”又一颗枣核从达先生嘴里滚出来跌入簸箕。当他再次空出吃枣的嘴时才接下来说，“仿佛哪儿演了一出评剧《列宁在十月》。”达先生在由于各种原因使他的信息性报告一次次被打断之后，现在终于完整了他的信息。在他那个信息诸多的大院的诸多信息中，达先生最为注意的还是革命文艺方面的信息。因此当一个“仿佛”出现在他耳边时，达先生立刻就把这“仿佛”铭记在心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您说这兴许是真的。”达先生肯定着这信息又征求着司猗纹的看法，好像一个信息只有征得了司猗纹的验证才具真实感，那信息的渠道倒成了无关紧要。
司猗纹对这信息并没有表现出大惊小怪。也并不急于为达先生做进一步的肯定。她半信半疑地想：“评剧”《列宁在十月》联在一起总觉得有几分硌生。对于列宁的光辉形象被搬上中国革命戏剧舞台，当然值得庆幸，但此时她想的是这个评剧。
评剧在解放前叫“蹦蹦儿”，蹦蹦儿这种出在京东只能唱《小老妈开？》《马寡妇开店》的只配在乡村野台子上演的小戏，后来虽然也小模小样地进了北平，演员也花枝招展地登报、照剧装像，但那种热闹也只能热闹在天桥。单说那演员名字就俗不可耐，自己却还不以为然：白牡丹、花石榴、绿芙蓉……解放后，蹦蹦儿虽改头换面变成了评剧，调门儿也有演变、发展，可那调门儿再演变还是蹦蹦儿，比上下句的秧歌调强点儿也有限。演个“小女婿”还合适，可让列宁上台唱“小女婿”的调儿，她怎么也想不出是什么滋味。还有列宁那西服、领带，怎么让演员耍把？杨子荣有板儿带一耍半天，少剑波没板儿带耍大衣，那郭建光手里还有支盒子炮，列宁手中就有杆红蓝铅笔。但司猗纹就像总也不愿在达先生面前表白自己的身世一样，现在她也不愿向达先生表露她这份思想的真实——虽然在达先生看来，司猗纹对他早已是无话不谈，既交心又交思想。在响勺他们像是……是什么，达先生从来也没想准确过。在不便和司猗纹交换看法的情况下，他只好按照自己那总在变幻的看法看他和司猗纹之间。
“您说，这兴许是真的？”达先生发现司猗纹不说话，对此就改变了口气，他把刚才那偏重的肯定换成了现在这偏重的询问。好像他刚才的过于肯定是在司猗纹面前打了眼，没准儿司猗纹凭了她那广泛的知识涉猎，对此另有品评。达先生说完，用几分试探、几分谦卑的眼光看司猗纹。
没想到司猗纹给了达先生一个出其不意。
“对革命有益，什么戏不能编？”她说。
“那是。”达先生说，觉出本来自己肯定了的东西，为了察言观色又被自己做了否定，就生出些遗憾和懊悔。
“您说让列宁同志也唱？”既然司猗纹做了肯定，达先生就可以不客气地给司猗纹提问题了，名正言顺地提问，甚至是难题。
达先生的问题正是司猗纹在想在怀疑的。既然达先生说出了她心中的疑问，那么面对这棘手的问题司猗纹必做回答，谁让她说“对革命有益什么戏都能编”呢。她要是一张口就对达先生的话来个彻底否定呢，哪儿至于引出达先生这个棘手的发问。
那么她得做出正面回答。
“我看那是个唱腔设计问题，唱腔也得改进。”司猗纹当真做出了连她自己都意外的、再合适不过的回答。在这里她没说列宁到底能不能唱蹦蹦儿，也没对评剧本身发表什么带有贬义的见解，非说那蹦蹦儿无产阶级导师没法儿唱。她把一个极复杂的政治问题一下子归到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改进唱腔。
“京剧的老唱腔也表现不了英雄人物。”司猗纹又做了个恰当的比喻圆满的补充。
吃枣的吃枣。抽烟的抽烟。间或都可以喝茶。
“您说让列宁夫人也唱？”达先生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又提出了克鲁普斯卡娅的问题。
达先生这次的问题就带出明显的幼稚了。看来他只知道他那把一尺长的京胡，京胡之外他到底一窍不通。司猗纹对戏的了解可不只限于京剧，她开始由评剧的特性来开导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