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瓦窑堡后，在公开报纸上看到北平（北京）发生“一二·九”学运的报道。白区还有爱国学生运动？我们一直挂在口头上说，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红区红一、二、四方面军（包括红二十五军）出征前的总人数到最后（包括红十五军团）就剩约百分之十。白区与党中央的联系，长征前已中断，到陕北时竟一个人都联系不上，隐约知道有三人在工作，只听说反帝工作有开展，确实叫“损失百分之百”。此时，居然发现白区还有学生运动，是不是共产***的？不知道。
中央立即决定赶紧联系。谁当此任？又落在父亲身上。他对白区最熟悉，主持过顺直省委、当过满洲省委书记；他对领导白区有极深刻的认识和最丰富的经验，有整套想法和工作思路。毫无疑问，他最合适。简单征求刘少奇的意见——这是“重返虎穴”啊！他回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12月29日*****会决定，派他作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
父亲化名胡服，他自解是胡服骑射、抗击外敌之意。193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他赶赴平（京）津，孤胆独身蹚地狱。对刘少奇来说，“长征”继续前行，肩负新的重任，走上通天的漫漫征程。
此时，父亲与谢飞（1913—2013）妈妈结婚。谢是海南文昌人，原名琼香。1927年到广东第六师范学校（海南），参加革命组织入团，7月转党，后受中共派遣到**、新加坡等地工作。谢听说过，农民运动领袖是彭湃、毛**，工人运动领袖是李立三、刘少奇。1932年回国在福州、厦门地下党，1934年在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局当秘书，同志们都亲昵称她“阿香”。长征中与刘认识，互相留下深刻印象，后由党内老大姐“做媒”成婚。因白区工作需要夫妻互助，既便于工作布置有帮手，又利于安全保卫相掩护，与父亲同行。
“出塞复入塞，处处黄芦草”，打探、联络、疾行、智对……当年的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晚年时回忆：到天津北洋饭店，见一位学者，手持当天的《中央日报》为接头暗号，无言相跟、示意对坐，在茶几的玻璃板上，慢慢手写“刘少奇”三个字……消息传回北方局——老家来了熟悉长辈——那份激动啊！此时，父亲才知道北方局仍驻天津，仅剩一个河北省委（北方局兼），限于平津地区，仅有党员三十多名，全国各地均无联系。
“一二·九”时的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刚调任天津书记。父亲询问了解各方面情况后，调林枫兼刘少奇的联络员，后专任中共中央代表秘书，朝鲜国际主义革命家李铁夫接任天津市委书记。不久，父亲派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接任北平市委书记。北平女一中学生、地下党隐藏的“一二·九”学联执行主席郭明秋，与林枫假扮夫妻，实际是当译电员，与父亲和谢飞妈妈密切合作，北方局转移北平后，更是同吃同住，既当代理人、联络员，又当警卫、哨兵。
父亲废寝忘食，与北方局领导昼夜深谈，立即任命“老顺直”彭真为北方局驻冀东代表。在刘少奇领导下，彭真、林枫、李铁夫、李葆华、郭明秋是将“一二·九”运动成功推向全国的关键人物。
满眼肃杀的白色恐怖中，千头万绪的工作忙碌展开：恢复各级组织，联络全国各地省委；传达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大政方针；秘密派出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与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到南京，联系国民党最高当局，约见宋子文、陈立夫谈判“联合抗日”。这是我党最早与国民党开始的正式秘密谈判。最主要的任务，是广泛宣传主张，大力开展群众运动，导正学运。
首要的，就是坚决铲除根深蒂固的“左”倾顽疾。刘少奇响亮地喊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发与批评过去的恶劣传统，否定过去的错误原则”，“彻底转变今后的党与群众工作”。
为了安全可靠又保证高效，每项工作必须单线联系、单独面谈、分别布置、反复安排。父亲是通宵达旦、夜以继日，一刻也没耽误，把党在白区各地各级组织凝聚到抗日上来，迅速扭转北方局工作，带动人民大众，掀起救亡热潮，发展党的组织。
这些工作看起来似是远离硝烟，但说到底不就是为了国防、军事吗？所谓的“白区正确路线”，就是要卫黄保华，为民保国呀！
“一二·九”运动初，学生喊出的口号是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刘少奇完全肯定，因势利导，就势提升，将其推广至全国。在群众运动中，他禁绝冒险激进做法，尽量避免牺牲，养护有生力量。他发表文章尖锐直斥：过去，纪念节几乎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照例发宣言，上马路、喊口号、撒传单、打石头……眼看着要受到敌人严重的打击不可停止……不管天阴落雨要做礼拜，“结果过去在这种纪念节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
同时，父亲又坚决克服“关门”问题，团结最大多数的群众，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公开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进步团体，人家想入，敞开大门，共产党从中选优，秘密吸收大量新党员。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必须有公开的活动，不能全是秘密的，要进行区分。“我们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群众，才能提升党在群众中的号召力，不然共产党就丧失存在的意义了。我们的旗帜就是抗日，必须团结、拉动尽量多的党派和群众团体。
父亲领导组织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又到上海召集全国各救国团体，成立联合会。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等为理事。当时，共产党的组织是高度秘密的，而群众民运，“特别是学生文化界的救国活动，多少冲破了一些统治者的严格限制，使党的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活动……重新配合……使党的组织隐蔽在广大群众中……发展了党的组织”。
父亲的这一套思路和做法，早在顺直省委、满洲省委和上海“一·二八”时期，就提出并成功实践过。遗憾的是，却遭遇党内自己人的“无情打击”。此时，一系列的指导思想和策略的“彻底转变”，迅速廓清扶正了工作路数，显现出惊人奇效。令人拍案叫绝的，硬是让秀才去见兵，讲清道理。
本来，“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高喊打倒汉奸宋哲元，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是冀察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他下令弹压，九门禁闭、开枪示警。父亲即令停止过去的那种“飞行集会”和“抬棺游行”，要求党的各级组织，主动领导师生，将“打倒卖国”的口号转变为“一致抗日”。先在天津“五二八”万人大游行成功，宋哲元在报上发表谈话，说“不便取缔”。
1936年6月13日，北平万名学生上街。时任北平西郊区委书记的刘杰叔叔叙述，宋哲元路过，眯眼细看从车窗塞进的传单，赫然大字“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侧耳细听学生们高喊的也是。这下宋兴奋起来，派北平市长秦德纯召集游行学生以示支持，“在景山集合时，数万群众唱出了同一的救国歌声”。宋自己也接见师生代表即席演讲：同学们，你们不知道，我是在喜峰口抗过日哒！老子打日本出过血啊！几句慷慨激言，欢呼声起，他自己也感动流泪。瞬间，整个二十九军、华北**全转过来，抗日运动由非法变合法了！警察宪兵维持交通秩序，社会各界声援支持。
父亲立即指示地下党因势利导，发动师生民众前去军营拥军。姚依林、**叔叔向笔者回忆，二十九军欢迎，请学生野营骑马，给大家操演大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一系列抗日文艺作品蓬勃传世。地下党精心组织学生们到北平宪兵队等东北军，慰问演出《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一曲《松花江上》——恸哭泪雨满军营！
此时，父亲大力倡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彭真直接领导总队部）也迅速发展，在全国甚至在巴黎、东京等地都建立了支部。疾风烈火般的抗日民运、兵运席卷全国，盛况空前，《义勇军进行曲》风靡神州！青年朋友们请牢记：当年中国最危险的时候，千百万青年扑向抗日战场，唱响的正是我们今天的国歌——声震寰宇！
宋哲元冲动，拿一个师到天安门示威。地下党迅速组织群众和学生们夹道欢迎。本想是绕天安门转这么一圈儿就行了，但军队顺着站满百姓的街道下不来，如此热烈场面真是从没见过，沿街欢呼、披红挂花。几百骑兵真是好拉风，被欢送到长城才算完。军民乐翻天！延安派出张经武为联络代表，秘密常驻二十九军，做统战工作，推动抗日。之后，由北方局张友渔陪同，张经武速见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联络阎锡山达成“三条协议”；联系山东韩复榘、四川刘湘等地方实力派，联合抗日。
被毛**称为“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有经验的”实干家刘少奇，还被党内誉为理论家。这时期，父亲创作发表了大量文章。比如，1936年4月13日的《关于共产党人的一封信》，1936年5、6月的《关于人民阵线问题的两封信》，1936年9月25日的《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1936年11月20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1936年12月26日的《论蒋介石的恢复自由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1月1日的《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1937年2月26日，在北方局《火线》杂志上，内部发表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等文章。为统一思想、协调步骤，父亲的理论不复杂：力求知己知彼，顺势转变策略，力促上下同欲，必定事业有成。
不到半年时光，随着斗争方式的转变，整个革命形势为之骤变，路线的正确与否，很快由实践检验出来：民众的抗日热情和救亡意识，与军队共鸣、拉**转向，转眼大变天。为什么我们党过去不多做这样的工作，而非要做一些群众不理解、与各界相抵触，甚至是严重对立、极其危险的工作呢？既然我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为什么得不到群众支持呢？显然是我们的策略、方法、口号不对头，甚至做反了、做错了。共产党做工作，就是要凝聚人心，得到大家拥护。
当群众发动起来、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心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刘少奇写道，“无产阶级必须自己确实地、不动摇地独立起来，然后才能与别人进行平等的联合。”否则，“就不能联合别人，只能供别人利用。”
今天看来如此明了的道理，却让我们党付出多少鲜血和生命，经历千辛万苦才真正懂得。不少好同志，因提出或坚持正确主张，甚至被自己人搞掉了脑袋。当时党内也有强烈的反对声，柯庆施多发牢骚散布，说这个“老右”太右了。父亲反问，保国家救民族怎么不正确？我们党的主要工作，就是动员和领导全体人民，抗日救国！毫不迟疑，刘少奇果断撤换柯庆施，夏末，任命彭真为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兴亡关头，党的领导：知恶能善，择优去劣。父亲尽本分用英才，推进实现了历史性的“彻底转变”！
一次会中，柯庆施对北方局书记高文咕噜：你卖了唯一的儿子作党费，不就是为了杀地主、资本家，为牺牲的工农报仇吗？老机（机会主义）一贯右，还是见死难同志太少啊！父亲在隔壁交代另一急务，一贯无言斟水的谢飞却忍不住：“**（刘少奇）可是老白区啊，妻子被杀害，丢了仨子女！血海深仇比你们少？长征渡湘江、爬雪山、过草地，他见的死人比谁都多！”众皆语塞。我想，也许正因为父亲“见的死人比谁都多”，才练就临危不惧、处乱不惊、理智持真的功底！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蒋介石，提出“一致抗日”。全国沸腾，革命群众激奋欢呼！与蒋介石杀成血海深仇的中共内部，更是兴奋不已，一片喊杀！此时，日夜被围着要求发声的刘少奇，仅一句话：等待中央通报指示。而行动却很迅速，派林枫在天津，彭真到北平了解各界态度。14日，中央来电“响应张（学良）杨（虎城）等抗日主张”。当天，父亲以“北方共产党发言人”名义昭示各界：只要“彻底改正蒋委员长以往……的错误政策和行动”，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即行抗日，“此事则解决甚易。”设身处地，如此表态，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多少感到意外。北方局领导层一时躁动，“我们可以主动向中央请示建议、提出要求！”父亲摇头。
万分焦灼中，中央来电。已深思熟虑的父亲，连续发出指示传向全国各地。刚刚重建或恢复联系的各地党委，与延安多无通信，都紧盯北方局。20天里，刘向各省市频发通电，又公开发表两篇很有说服力的文章，统一进步思想，扭转舆论导向。重大历史关头，刘少奇为我党赢得主动，团结抗日，作出公认的贡献。
再三强调，父亲是戴着“老右”帽子，“万方多难此登临”。基础，比早年在顺直、满洲省委时更弱；内里，力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利箭恶风；外间，隐蔽于嗜血屠刀下，不分昼夜拼搏。杀戮险象环生，保存实属不易，况求发展，更是难上加难。
无论红区白区，正是在这种“两条路线两重天”的比较中，我们党才开始萌生并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国的抗日热情迅猛高涨，救亡运动成燎原之势。原先由几所学校进步青年发起的小范围行动，还遭到强力弹压。此时的“一二·九”却已迅猛扩展成全国性、全民性的重大运动。你说这算不算国防？这是时代所决定的，时代无法离开这个主题；这是刘少奇们的事业所决定的，革命离不开军事。北方局搞兵运，动员起二十九军于“七七事变”在卢沟桥跟日军交火作战，将抗日战争推上惊天动地的新发端！这不算军队之事？当然算！
这里有必要强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在自己祖国的领土上，刘少奇号召武力抗击日军侵略，绝对是国际公认的正义之举：1927年，日本水兵登陆武汉枪杀市民，制造了著名的“四三惨案”，日军开第一枪，父亲指挥工人纠察队还击，发起“收回日租界”运动；1928年，日本驻屯军在济南枪杀我几千军民，制造了惊世的“五三惨案”，父亲立即动员抗日暴动；1929年，父亲在哈尔滨发起“一一·九反日游行示威”，以文抗武，得到军政官民一致的同情支持。“九一八”抗日战争刚开始，1932年“一·二八”，日本海军炮轰登陆上海，父亲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创建上海义勇军，英勇抵抗帝国主义武力入侵，得到中国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广泛同情支持。究竟是谁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真的打响了“第一枪”？铁证如山，历史不容虚无！又是谁在捍卫祖国同胞？为父亲，我感到无比自豪！
多年后，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某人某事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并不仅仅是简单随意的一个评价，而是由领导人民大众掀起波澜壮阔的潮流、创出排山倒海的伟业所决定，由历史检验定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