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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5[1071]

为了对付这位传说中的骂神,高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正当他要下手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来——欧阳兄主动辞职了。

骂神不愧为骂神,骂人厉害,闪人也快,见势不妙立刻就溜号了,但不知是不是骂人太多,过于缺德,或是高老师玩了什么把戏,这位兄弟在回家的路上竟然不明不白的死了,对他而言,没有死在骂人的工作岗位上,实在是一种遗憾。

现在只剩下胡应嘉了,欧阳一敬好歹还是个帮凶,胡先生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那是怎么也跑不掉的,但让高拱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是没能整治这位仁兄。

因为胡应嘉的避祸方法更有创意,他直接就死掉了。

在得到高拱上台的消息后,胡应嘉由于心理压力过大,几天后就不幸死亡了,对一个死了的人,还能怎么整治呢?也就这样吧。

言官们完蛋了,高拱快刀斩乱麻,准备对付下一个对手,和那些只会骂人的家伙比起来,这个敌人才是真正的威胁。

高拱王者归来之时,在欣喜之余,他也惊奇地发现,自己只能排在第五了,而多出来的那个第四内阁学士,就是赵贞吉。

说起这位赵兄,那也算是老熟人了,之前他曾多次出场,骂过严嵩,支持过王学,时任礼部尚书,现在入阁,可谓功德圆满了。

但自打这位声名显赫的尚书大人来后,内阁的其他四位同志就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因为赵兄弟一反常态,热衷于惹麻烦,一天到晚都要没事找事,从李春芳到陈以勤,都挨过他的骂,最惨的是张居正,每天都被横眉冷对,心理压力极大。

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心态问题。

要知道,李春芳和张居正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陈以勤是嘉靖二十三年的,而赵学士,是嘉靖二十年。

论资历,他是内阁里最老的,他当官的时候,其他的内阁同事们还在家啃书本,现在他虽然也入了阁,却排在最后,连张居正都不如,咱中国就讲究个论资排辈,你要他倚老而不卖老,那实在是要求太高。

但好在李春芳和陈以勤都是老实人,张居正翅膀没硬,也不怎么吭声,所以内阁里每天都能听见赵学士大发感慨,叹息“老子当年”之类的话,也没人敢管。

现在高拱回来了,排在了最后,赵学士终于找到了心理安慰,开始找高拱的麻烦。

明朝那些事儿5[1072]

可实在不巧,高学士也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论资历旗鼓相当,而他也不把赵贞吉放在眼里:混那么多年才入阁,只能说你无能!

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目标是首辅,就算赵贞吉不找他,他也要去解决赵贞吉,不把你解决掉,我怎么当老四?

很快,他就纠集手下的言官弹劾赵贞吉,加上他还是吏部尚书,各级官员一起上,不搞掉你誓不罢休!

可赵学士也不是省油的灯,事实上,在当时的内阁里,唯一能与高拱对抗的人就是他,因为十分凑巧,在内阁里他恰好分管打手机关——都察院。

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时的都察院可算是疯人院,里面许多人都是穷极无聊,一放出来就咬,咬住了就不放,一时之间又是口水满天飞。

然而赵贞吉没有高兴多久,就惊奇地发现,那些言官突然安静了下来,也不再卖力骂人了,不管他好说歹说,就是不动。

对于此中奥妙,我们还是请高拱同志来解释一下:

“别忘了,老子是吏部尚书,还管京察!”

要明白,言官骂人那是要计算成本的,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海瑞那种赔钱赚吆喝的也着实少见。

于是赵贞吉绝望了,高拱已经胜券在握,但就在此时,一件出乎双方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高学士排到了第四,而赵学士也排到了第三。

因为陈以勤辞职了。

陈以勤实在受不了了,他本就是个老实人,准备干几年就回家养老,偏偏这二位不让他休息,整天闹来闹去,高拱是他当年的同事,而赵贞吉是他的老乡,帮谁也不好,于是他心一横——不干了,回家!

但辞职的归辞职,该斗的还得斗,很快赵学士就败下阵来,收拾包袱回去了,而高拱则再接再厉,直接超越了张居正,排到了李春芳的后面,成为了次辅。

全国人民都知道,李春芳是热爱和平的,于是大权就落在了高拱的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收手了,然而直到此时,他才终于亮出了自己名单上的最后一个敌人——徐阶。

斗争形势是复杂的,斗争路线是曲折的,而敌人是狡猾狡猾的,所以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找好突破口,才能一举搞定。

而现在,这个突破口已经出现了,他的名字叫海瑞。

明朝那些事儿5[1073]

隆庆三年(1569),海瑞终于得到了他人生中最肥的一个职位——请注意,不是最大,是最肥。

大家同样在朝廷里混,有的穷,有的富,说到底是个位置问题,要分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十天半月不见人,穷死也没法,而某些职位,由于油水丰厚,自然让人趋之若鹜。

而在当时,朝廷中公认的四大肥差,更是闻名遐迩,万众所向,它们分别是吏部文选司、吏部考功司、兵部武选司、兵部武库司。

文选司管文官人事调动,要你升就升,考功司管每年的官员考核,要你死就死,这是文官。

武选司管武将人事任命,战场上拼不拼命是一回事,升不升官又是另一回事,而武库司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管军事后勤装备的,不肥简直就没天理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大肥差,也是众人日夜期盼的地方。然而和海瑞先生比起来,那简直不值一提,因为他要担任的职务,是应天巡抚。

所谓应天,大致包括今天的上海、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无锡以及安徽一部,光从地名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光是赋税就占了全国的一半。

而海瑞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务,自然也是徐阶暗中支持的结果,对此海瑞也心知肚明,他虽然直,却不傻。

但如果徐阶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估计他能立马跑去给海先生三跪九叩,求他赶紧退休回家养老。

“海阎王就要来了!”

随着几声凄厉的惨叫,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相信也后无来者的壮观景象出现了:

政府机构没人办公了,从知府到知县全部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平常贪污受贿的官员更是不在话下,没等海巡抚到,竟然自动离职逃跑,

而那些平时挤满了富商的高级娱乐场所此时也已空无一人,活像刚被劫过的,大户人家也纷纷关门闭户,听见别人说自己家有钱,比人家骂他祖宗还难受。高级时装都不敢穿了,出门就套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浑似乞丐。恰巧当时南京镇守太监路过应天,地方上没人管他,本来还想发点脾气,再一问,是海瑞要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不住了,赶紧走!

走到一半又觉得不对,便下了第二道命令——换轿子!(按照规定,以他的级别只能坐四人小轿)就这样连走带跑离开了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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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等海巡抚到来之时,他看到的,已经是一片狼藉,恶霸不见了,地主也不见了,街上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似乎一夜之间就回到了原始社会。

但这一切似乎并未改变海瑞的心情,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张榜公布,欢迎大家来告状,此外还特别注明免诉讼费,并告知下属,谁敢借机收钱,我就收拾谁。

告状不要钱!那就不告白不告了,于是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发生了,每天巡抚衙门被挤得像菜市场一样,人潮汹涌,人声鼎沸,最多一天竟收到了三千多张诉状,而海阎王以他无比旺盛的精力和斗志,居然全部接了下来,且全部断完,而结果大多是富人败诉。

这是海瑞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事迹,然而事实上,它所代表的并非全是光明和正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做刁民。

所谓刁民,又称流氓无产者,主要工作就是没事找事,赖上就不走,不弄点好处绝不罢休,而在当时的告状者中,这种人也不在少数,而海瑞照单全收,许多人借机占了富人的家产,自己变成了富人,也算是脱贫致富了。

但总体说来,海巡抚还是干得不错的,毕竟老百姓是弱势群体,能帮就帮一把,委屈个把地主,也是难免的。

可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海瑞大张旗鼓地干,却没有人提出反对,也不搞非暴力不合作,极其听话。说到底,大家怕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徐阶。

得罪海瑞无所谓,但徐阶岂是好惹的,所以谁也不触这个霉头。

然而随着追究恶霸地主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平静被彻底打破了,因为海瑞终于发现了应天地区最大的地主,而这个人正是徐阶。

其实徐阶本人也还好,关键是他的两个儿子,仗着老爹权大势大,在地方上肆意横行,特别喜欢收集土地,很是捞了一把。而徐阶兄不知是不是整天忙着搞斗争,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怎么管他们,所以搞到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徐阶同志的深刻教训再次告诉我们,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子女,那是十分重要滴。

不过海瑞倒是不怎么在乎徐阶的教育问题,他只知道你多占了地,就要退,不退我就跟你玩命!

明朝那些事儿5[1075]

不过看在徐阶的面子上,海瑞还是收敛了点,给徐大人写了封信,要他退地。

徐阶还是很有风度的,他承认了部分错误,也退了一部分地,在他看来,自己救了海瑞的命,还提拔了海瑞,现在又带头退地,应该算是够意思了。

可海瑞却不太够意思,他拿到了徐阶的退地,却进一步表示,既然你有这个觉悟,那就全都退了吧,就留一些自耕田,没事耕耕地,还能图个清静,我是替你着想啊!

徐阶当时就懵了,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还是内阁首辅主动退休,准备回家享享福,你要我六十多岁重新创业,莫非拿我开涮不成?

于是他又写信给海瑞,表示自己不再退田,希望他念在往日情谊,高抬贵手,就当还我的人情吧。

可是事实证明,海瑞兄的脑袋里大致没有这个概念,这位兄弟几十年粗茶淡饭,近乎不食人间烟火,什么是人情?什么是欠?什么是还?

到此徐阶终于明白,自己混迹江湖几十年,竟然还是看走了眼,这位海瑞非但油盐不进,连砖头都不进。

他下定了决心,要顽抗到底,并摆明了态度——不退。

海瑞也摆明了态度——一定要退。

双方开始僵持不下,就在这时,高拱来了。

最好的工具

活了这么大年纪,高拱从来没相信过天上会掉馅饼,但现在他信了。

虽然已经身居高位,但他从不敢对徐阶动手,这并非因为他宅心仁厚,只是徐阶地位太高,且在朝廷混了那么多年,群众基础好,如果贸然行动,没准就被闹下台了,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冷眼旁观。

等他知道海瑞正在逼徐阶退田的事情后,立即大喜过望,反攻倒算的时候终于到了!

原因很简单,如果用自己的人,大臣们一望即知,必定会去帮徐阶,现在大家都知道,海瑞是徐阶的人,你自己提拔的人去整你,我不过是帮帮忙,总不能怪我吧。

海瑞,是一件最合适的利用工具。

高拱很快对海瑞的举动表示了支持,并且严厉斥责了徐阶的行为,海瑞得到了鼓励,更加抖擞精神,逼得徐阶退无可退。

于是徐阶准备妥协投降了,他表示,愿意退出全部的田地,在海瑞看来,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就在此时,事情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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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里的言官突然发难,攻击徐阶教子不严,而一个叫蔡国熙的人被任命为苏州兵备使,专职处理此案,很巧的是,这位蔡先生恰好是高拱的学生,还恰好和徐阶有点矛盾。

事情闹大了,徐阶的两个儿子被抓去充军,家里的所有田产都被没收,连他的家也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烧掉了,徐大人只能连夜逃往外地。

看起来,海瑞赢了,然而事实证明,最后的胜利者只有高拱。

隆庆四年(1570年),海瑞接到了朝廷的命令——收拾东西走人。

于是仅仅当了半年多巡抚的海瑞走了,他本着改造一切的精神跑来,却发现被改造的只有他而已。

海瑞先生岂是好惹的,这么走算怎么回事?他一气之下写就了另一封骂人的奏疏。

在海瑞的一生中,论知名度和闹事程度,这封奏疏大概可以排第二,仅次于骂嘉靖的那封。

要知道,骂人想要骂出新意是不容易的,既然骂过了皇帝,骂其他人也就没啥意思了,但海瑞先生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他的骂人天赋,这一次他找到了新的对象——所有的大臣(除他以外)。

而他在奏疏中,也创造了新的经典骂语——“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这句话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在古代骂对方是妇人,比骂尽祖宗十八代还狠,于是满朝哗然一片,然而奇怪的是,却没有人出面反击。

究其原因,还是海瑞先生太过生猛,大家都知道,这位兄台是个不要命的主,要是和他对骂,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所有人都原地不动,愣愣地看着海瑞大发神威。

只有两个人说话了

第一个是李春芳,作为朝廷的首辅,他不表态也说不过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既没有攻击海瑞,也没有处分他,却拿着海瑞的奏疏,说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照海瑞的这个说法(举朝之士,皆妇人也),我应该算是个老太婆吧!”

还真是个老实人啊。

另一个人是高拱,其实事情闹到这个份上,也算拜他所赐,在这最后摊牌的时刻,他终于揭示了其中的奥妙:

“海瑞所做的事情,如果说都是坏事,那是不对的,如果说都是好事,那也是不对的,应该说,他是一个不太能做事的人。”

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

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

然而他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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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

所以从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

隆庆五年(1571),海瑞回到了海南老家,但这位主角的戏份还没完,十多年后,他将再次出山,把这个传奇故事演绎到底。

在海瑞的帮助下,高拱终于料理了徐阶,新仇旧怨都已解决,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

其实从根本上说,高拱和徐阶并没有区别,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实干家,都想做事,都想报效国家,但根据中国的传统美德,凡事都得论个资历,排个辈分,搞清楚谁说了算,大家才好办事。

现在敢争敢抢的都收拾了,高拱当老大了,也就该办事了。

于是历时三年,闻名于世的高拱改革就此开始,史称“隆庆新政”。

说实话,这个所谓新政,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即使你翻遍史书,也找不出高先生搞过什么新鲜玩意,他除了努力干活外,即不宣誓改革,也不乱喊口号,但他执政的这几年,说是国泰民安、蒸蒸日上,也并不夸张,可见有时候不瞎折腾,就是最好的折腾。

但要说高先生一点创新进步都没有,那也是不对的,徐阶是明代公认的顶级政治家,他的权谋手段和政务能力除张居正外,可谓无人匹敌,但这位高兄在历史上却能与之齐名,是因为他虽在很多地方不如徐阶,却在一点上远远超越了这位前辈——用人。

具体说来,他用了三个人。

第一个,叫做潘季驯。

一般说来,要是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并不需要惭愧,但如果你的专业是水利,那我只能劝你回去再读几年书。

几年前,我曾看到过这样一条新闻,大意是水利工作者们开动脑筋,调集水库积水统一开闸,冲击泥沙,缓解了黄河的淤积情况,意义重大云云。

虽说搞水利我是门外汉,但如果没有记错,早在四百多年前,潘季驯先生曾经这样做过,而它的名字,叫做“束水冲沙法”。

潘季驯,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浙江吴兴人,明清两代最伟大的水利学家。

这位兄台算是个奇人,高考成功后被分配到江西九江当推官,管理司法,他的官运也不错,十几年就升到了监察院右佥都御史,成为了一名高级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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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当时黄河决堤泛滥,灾民无数,高拱刚刚上台,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去收拾残局,恰好有一次和都察院的一帮言官吵架,潘季驯也在场,高拱看这人比较老实,也不乱喷口水,当即拍板:就是你了,你去吧!

张居正是个比较谨慎的人,觉得这样太儿戏,就去查了潘季驯的底,急忙跑来告诉高拱:这人原来是个推官,法律和水利八杆子打不着,他怎么懂得治水?

高拱却告诉他:只管让他去,他要不会治水,你只管来找我。

事实证明,高学士的眼光确实很毒,虽说没学过水利专业,潘季驯却实在是个水利天才,他刚一到任,堵塞缺口之后,便下令把河道收窄。

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命令,大凡治河都是扩宽河道,这样才有利于排水,收缩河道不是找死吗?

施工的人不敢干,跑来找潘季驯。

潘季驯说你只管干,出了事我负责。

于是奇迹出现了,收缩河道之后,黄河不但没有泛滥,决堤的出现也大大减少,大家都惊叹不已。

看上去很神奇,实际上很简单,在长期的观察中,潘季驯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黄河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河道逐年升高,形成了岸上河,于是河堤也越来越高,稍有不慎一旦决堤,后果就会极其严重。(住在黄河边上的人应该深有体会)

而要降低河道,就必须除掉河里的泥沙,好了,关键就在这里,怎么除沙呢?

找人去挖,估计没人肯干,也没法干,找挖掘机,那还得再等个几百年,用什么才能把这些泥沙除去呢?潘季驯苦思冥想,终于醒悟,原来那件制胜的武器就在他的眼前——水。

收紧河道,加大水的冲力,就可以把河底的泥沙冲走,所谓“水流沙中,沙随水去”,就此大功告成。

除此之外,他还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名叫滚水坝,具体说来,是事先选择一个低洼地区,当洪水过大之时,即打开该处堤坝,放水进入,以减轻洪峰压力。

看起来很眼熟是吧,没错,这就是流传至今,众人皆知的治水绝招——分洪。

有这么一位水利天才坐镇,泛滥多年的黄河得到了平息,在之后的数十年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

这是第一位,算是个干技术的,相比而言,下面的这位就麻烦得多了。

明朝那些事儿5[1079]

黄河泛滥,多少还有个期限,等汛期洪峰过了,该埋的埋,该重建的重建,也就消停了,但是暴动就不一样了,要闹起来你不管,指望他们突然放下屠刀,皈依我佛,那种事西游记里才有。

隆庆四年(1570),永不落幕的两广叛乱再次开演了,在当年,这个地方算是蛮荒之地,文盲普及率较高,不读书自然不服管,不服管自然不纳税,不纳税自然是不行的。于是来来往往,双方都喜欢用拳头刀枪讲话,每到逢年过节,不闹腾一下,那就不正常了。

但这次闹腾的动静很大,两广全境都有叛乱,且叛军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派了几个人去都被打了回来,于是高拱一拍脑门:

“没办法了,派殷正茂去吧!”

殷正茂,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是当年传奇科举班的一员,和诸位名人同学相比,他没有张居正的政务能力,王世贞的文采,更没有杨继盛的胆量,但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专长——军事。

他虽是文官出身,却极具军事才能,多次领兵出战,从无败绩,被认为是一代名将,按说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可为什么直到没办法才找他呢?

原因很简单,他太贪。

这位兄弟虽说很有才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贪污犯,原先当地方官就吃农民赋税,到军队后就吃士兵的军饷,明代贪污不算什么大事,但殷先生却贪得天下皆知,贪得名闻全国,着实不易。

果然,任用殷正茂的消息一传出,就如同往厕所里丢了颗炸弹,分量十足,在大贪污犯殷正茂的面前,大臣们第一次消除了分歧和派系,异口同声地表示绝对不行。

高拱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表示一定要用,每天朝廷里都吵得天翻地覆,最后还是高学士水平高,只用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

“谁再反对殷正茂去两广,我就派谁去!”

这就不好玩了,殷正茂即刻光荣上任。

但他的亲信,给事中陆树德站了出来,劝告高拱,人你可以派去,但军饷你要看紧,最好在户部找个人随从前去,搞好财务审核制度,要内防家贼。

然而高拱说:

“不用派人,所有军饷直接拨给殷正茂就是了。”

陆树德急了:

“殷正茂必定贪污军饷!”

“我知道。”高拱却笑了笑,“那又如何?”

明朝那些事儿5[1080]

“我拨一百万两军饷给殷正茂,他至少贪污一半,但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如果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或许他一两也不贪,但是办不成事,朝廷就要多加军饷,这么拖下去,几百万两也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殷正茂不去,谁去?”

事实确实如此,殷正茂去后,仅仅几个月就平息了叛乱,班师凯旋,当然了,军饷他也没少拿,如果不贪,那就不是殷正茂了。

但高拱还是赚了,说到底,这是个成本核算问题。

在高拱的正确指导下,潘季驯和殷正茂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和第三个人比起来,前面这二位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因为这位最后出场的压轴主角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连朱元璋都没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人的名字叫王崇古,时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其实之前他曾经露过一面,在浙江时,他作为俞大猷的副将出击倭寇,获得大胜。这之后他官运亨通,一直升到了现在的位置。

在当时的朝廷中,有三个人是言官们不怎么敢惹的:杨博、谭纶以及这个王崇古。

所谓不敢惹,绝不是因为官衔问题,越大的官骂得越起劲,此三人之所以能幸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殊身份——军事文官。

在明代武将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经常被人看作大老粗,比如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也不能幸免,而进士出身改行当武将的,就不同了,这类人既有文化,又会打仗,且由于长期在边界砍人,性情比较彪悍,不守游戏规则,你要是敢骂他,他没准就敢拿刀砍你,看谁吃亏。

而这位王崇古除了喜欢领兵打仗外,还有后台,作为嘉靖二十年的新科进士,他和高拱同学的关系很好。

于是他被委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宣大总督。

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王守仁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只有四处,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

王守仁所讲的四个地方,是指宣府、大同、蓟州、辽东,它们是明代边界最让人头疼,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

所以自明代中期后,它们被分为两个独立军区(宣大、蓟辽),由朝廷直接管理,其指挥官为总督,超越各级总兵,是明朝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以下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只有最富军事经验的将领才能担当此任。

顺便说一句,当时的蓟辽总督是谭纶,而他手下的两位总兵分别是蓟州总兵戚继光,以及辽东总兵李成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