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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与匹敌者，此人也
自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短短三年时间，抚顺、铁岭、开原、辽阳、沈阳，直至整个辽东，全部陷落。
从杨镐、刘綎到袁应泰、王化贞、熊廷弼，不能打的完了，能打的也完了，熊人死了，牛人也死了。
辽东的局势，说差，那是不恰当的，应该说，是差得不能再差，差到官位摆在眼前，都没人要。
比如总兵，是明军的高级将领，全国不过二十人左右，用今天话说，是军区司令员。要想混到这个职务，不挤破头是不大可能的。
一般说来，这个职务相当安全，平日也就是看看地图，指手划脚而已。然而这几年情况不同了，辽东打仗，明朝陆续派去了十四位总兵，竟然全部阵亡，无一幸免。
总兵越来越少，而且还在不断减少，因为没人干，某些在任总兵甚至主动辞职，宁可回家种田，也不干这份工作。
但公认最差的职业，还不是总兵，是辽东经略。
总兵可以有几十个，辽东经略只有一个。总兵可以不干，辽东经略不能不干。
可是连傻子都知道，辽东都没了，人都撤回山海关了，没兵没地没百姓，还经略个啥？
大家不是傻子，大家都不去。
接替辽东经略的第一人选，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天启为了给他鼓劲，先升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又给他尚方宝剑，还亲自送行。
张尚书没说的，屁股一拍，走了。
走是走了，只是走得有点慢，从京城到山海关，他走了十七天。
这条路线上星期我走过，坐车三个钟头。
张大人虽说没车，马总是有的，就两百多公里，爬也爬过去了。
这还不算，去了没多久，这位大人又说自己年老力衰，主动辞职回家了。
没种就没种，装什么蒜？
相比而言，接替他的宣府巡抚就好得多了。
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后，连上三道公文，明白跟皇帝讲：我不去。
天启先生虽说是个木匠，也还有点脾气，马上下达谕令：不去，就滚（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不想去也好，不愿去也好，替死鬼总得有人当，于是，兵部侍郎王在晋出场了。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32]
王在晋，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进士。这位仁兄从没打过仗，之所以让他去，是因为他不能不去。
张尚书跑路的时候，他是兵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署部事），换句话说，轮也轮到他了。
史书上对于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什么废物、愚蠢，不一而同。
对此，我都同意，但我认为，他至少是个勇敢的人。
明知是黑锅，依然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地去背，难道不勇敢吗？
而他之所以失败，实在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
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明朝最可怕的敌人，战场应变极快，骑兵战术使用精湛，他的军事能力，可与大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名将相媲美。
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为强悍、最具天赋的军事将领，之一
他或许很好，很强大，却绝非没有对手。
事实上，他宿命的克星已然出现，就在他的眼前——不只一个。
王在晋到达辽东后，非常努力，非常勤奋，他日夜不停地勘查地形，考量兵力部署，经过几天几夜的刻苦专研，终于想出了一个防御方案。
具体方案是这样的，王在晋认为，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为了保证防御纵深，他决定再修一座新城，用来保卫山海关，而这座新城就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
王在晋做事十分认真，他不但选好了位置，还拟好了预算，兵力等等，然后一并上交皇帝。
天启皇帝看后大为高兴，立即批复同意，还从国库中拨出了工程款。
应该说，王在晋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态度是值得尊重的，创意是值得鼓励的，而全盘的计划，是值得唾弃的。
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因为一旦山海关被攻破，京城就将毫无防卫，唾手可得，虽说山海关沿线很坚固，很结实，但毕竟是砖墙，不是高压电网，如果努尔哈赤玩一根筋，拼死往城墙上堆人，就是用嘴啃，估计也啃穿了。
在这一点上，王在晋的看法是正确的。
但这也是他唯一正确的地方，除此之外，都是胡闹。
哪里胡闹，我就不说了，等一会有人说。
总之，如按此方案执行，山海关破矣，京城丢矣，大明亡矣。
对于这一结果，王在晋不知道，天启自然也不知道，而更多的人，是知道了也不说。
就在一切几乎无可挽回的时候，一封群众来信，彻底改变了这个悲惨的命运。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33]
这封信是王在晋的部下写的，并通过朝廷渠道，直接送到了叶向高的手中，文章的主题思想只有一条：王在晋的方案是错误的。
这下叶大人头疼了，他干政治是老手，干军事却是菜鸟，想来想去，这个主意拿不了，于是他跑去找皇帝。
可是皇帝大人除了做木匠是把好手，基本都是抓瞎，他也吃不准，于是，他又去找了另一个人。
天惊地动，力挽狂澜，由此开始。
“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
这句话，来自于一个人的传记。
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
因为这句话，出自于《明史》。说这句话的人，是清代的史官。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认定，在清代，这是一句相当反动的话。
因为它的隐含意思是：
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无法取得天下的。
在清朝统治下，捧着清朝饭碗，说这样的话，是要掉脑袋的。
可是他们说了，他们不但说了，还写了下来，并且流传千古，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任何惩罚。
因为他们所说的，是铁一般的事实，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否认的事实。
与此同时，他们还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此人的崇敬。
在长达二百二十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
而在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
这个人不是徐达，徐达的传记里，有常遇春。
不是刘伯温，刘伯温的传记里，有宋濂、叶琛、章溢。
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传记里，还搭配了他的门人冀元亨。
也不是张居正，张大人和他的老师徐阶、老对头高拱在一个传记里。
当然，更不是袁崇焕，袁将军住得相当挤，他的传记里，还有十个人。
这个人是孙承宗。
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
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在获得上述头衔之前，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一个讨生活的教师，一个十六年都没有考上举人的落魄秀才。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34]
嘉靖四十二年（1563），孙承宗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
生在这个地方，不是个好事。
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蓟州防线的一部分，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
这个地方不好，或者说是太好，蒙古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女真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后来改叫金国，也常来，来抢。
来一次，抢一次，打一次。
这实在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别的小孩都怕，可孙承宗不怕。
非但不怕，还过得特别滋润。
他喜欢战争，喜欢研究战争，从小，别人读四书，他读兵书。成人后，别人往内地跑，他往边境跑，不为别的，就想看看边界。
万历六年（1578），保定府秀才孙承宗做出了一个决定——外出游学。这一年，他十六岁。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孙秀才游历四方，努力向学，练就了一身保国的本领。
当然，这是史料里正式的说法。
实际上，这位仁兄在这十几年来，大都是游而不学，要知道，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为了报国，说到底，是混口饭吃，游学？不用吃饭啊？
还好，孙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老师，从此，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而且越奋斗越好，好到名声传到了京城。
万历二十年（1592），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孙秀才来到京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
但是慢慢地，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他发现，光教别人孩子是不够的，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
于是第二年（1593），他进入了国子监，刻苦读书，再一年后（1594），他终于考中了举人，这一年，他三十二岁。
一般说来，考上举人，要么去考进士，要么去混个官，可让人费解的是，孙举人却依然安心当他的老师，具体原因无人知晓，估计他的工资比较高。
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导致了他奇特的人生。
万历二十七年（1599），孙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抚。官不能丢，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于是孙承宗跟着去了。
我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有一名罪犯说过：无论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没用的，只要让大家都去监狱住两天，亲自实践，就不会再犯罪了。
我同意这个说法，孙承宗应该也同意。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35]
在那个地方，孙承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拼死的厮杀，血腥的战场，智慧的角逐，勇气的考验。
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莫测，最飘忽不定，最残酷，最困难，最考验智商的游戏。在战场上，兵法没有用，规则没有用，因为在这里，最好的兵法，就是实战，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也无法上阵杀敌。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足以证实，他已经懂得了战争。
在明代，当兵是一份工作，是工作，就要拿工资，拿不到工资，自然要闹。一般人闹，无非是堵马路，喊几句，当兵的闹，就不同了，手里有家伙，要闹就往死里闹，专用名词叫做“哗变”。
这种事，谁遇上谁倒霉，大同巡抚运气不好，偏赶上了。有一次工资发得迟了点，当兵的不干，加上有人挑拨，于是大兵们二话不说，操刀就奔他家去了。
巡抚大人慌得不行，里外堵得严严实实，门都出不去，想来想去没办法，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
孙老师倒也没说啥，看着面前怒气冲冲，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他只是平静地说：
“饷银非常充足，请大家逐个去外面领取，如有冒领者，格杀勿论。”
士兵一哄而散。
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
孙承宗的镇定、从容、无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合适的方法，处理最纷乱的局势，应对最凶恶的敌人。
大同，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看到了战争，理解了战争，懂得了战争，并最终掌握了战争。他的掌握，来自他的天赋、理论以及每一次感悟。
辽东，大他三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他的精通，来自于砍杀、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
两个天赋异禀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
二十年后，他们将相遇，以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
相遇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他的目标，是科举。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36]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秀才、落魄秀才，教师、优秀教师、举人、军事观察员，目睹战争的破坏、聆听无奈的哀嚎、体会无助的痛苦，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
他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他决定，以身许国。
于是在几十年半吊子生活之后，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地考一次。
这一认真，就有点过了。
放榜的那天，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第二，全国第二。
换句话说，他是榜眼。
按照明朝规定，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在上岗培训后，孙承宗进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正七品编修。
之前讲过，明代朝廷是讲出身的，除个别特例外，要想进入内阁，必须是翰林出身，否则，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也是白搭。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
但请特别注意，要入内阁，必须是翰林，是翰林，却未必能入内阁。
毕竟翰林院里不只一个人，什么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修撰、检讨多了去了，内阁才几个人，还得排队等，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实在不易。
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十年，都没结果。
第十一年，机会来了。
万历四十二年（1614），孙承宗调任詹事府谕德。
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它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
从此，孙承宗成为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明的未来。
光明了一个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
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
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是诲人不倦。
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工，所以除木匠师傅外，他对其它老师极不感冒。
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
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私塾）教育，对于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办法，所以几堂课教下来，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吾师”。
这个称呼，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为止。
他始终保持对孙老师的信任，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挑拨、中伤，都无济于事。
我说的这个“何人”，是指魏忠贤。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37]
正因为关系紧，后台硬，孙老师的仕途走得很快，近似于飞，一年时间，他就从五品小官，升任兵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东阁大学士。
所以，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后，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征询他的意见。
可孙承宗同志的回答，却出乎皇帝的意料：
“我也不知如何决断。”
幸好后面还有一句：
“让我去看看吧。”
天启二年（1622），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山海关。
孙承宗并不了解王在晋，但到山海关和八里铺转了一圈后，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且清晰的判断——这人是个白痴。
他随即找来了王在晋，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其有名的谈话。
在谈话的开头，气氛是和谐的，孙承宗的语气非常客气：
“你的新城建成之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
王在晋本以为孙大人是来找麻烦的，没想到如此友善，当即回答：
“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
但王大人并不知道，孙先生是当过老师的人，对笨人从不一棍子打死，总是慢慢地折腾：
“照你这么说，方圆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
王大人还没回过味来，高兴地答应了一声：
“是的，没错啊。”
于是，张老师算帐的时候到了：
“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趟吗？！”
“新城离旧城这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要旧城干什么？！”
“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
王大人估计被打懵了，半天没言语，想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
“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军寨，接应败退的部队。”
这么蠢的孩子，估计孙老师还没见过，所以他真的发火了：
“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不是让他们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军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在关内，京城永无宁日！”
王同学彻底无语了。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38]
事实证明，孙老师是对的，如果新关被攻破，旧关必定难保，因两地只隔八里，逃兵无路可逃，只能往关里跑，到时逃兵当先锋，努尔哈赤当后队，不用打，靠挤，就能把门挤破。
这充分说明，想出此计划的王在晋，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
但聪明的孙老师，似乎也不是什么善类，他没有帮助迟钝生王在晋的耐心，当即给他的另一个学生——皇帝陛下写了封信，直接把王经略调往南京养老去了。
赶走王在晋后，孙承宗想起了那封信，便向身边人吩咐了这样一件事：
“把那个写信批驳王在晋的人叫来。”
很快，他就见到了那个打上级小报告的人，他与此人彻夜长谈，一见如故，感佩于这个人的才华、勇气和资质。
这是无争议的民族英雄孙承宗，与有争议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第一次见面。
孙承宗非常欣赏袁崇焕，他坚信，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佥事。
事实上，王在晋并不是袁崇焕的敌人，相反，他一直很喜欢袁崇焕，还对其信任有加，但袁崇焕仍然打了他的小报告，且毫不犹豫。
对于这个疑问，袁崇焕的回答十分简单：
“因为他的判断是错的，八里铺不能守住山海关。”
于是孙承宗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你认为，应该选择哪里？”
袁崇焕回答，只有一个选择。
然后，他的手指向了那个唯一的地点——宁远。
宁远，即今辽宁兴城，位居辽西走廊中央，距山海关二百余里，是辽西的重要据点，位置非常险要。
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宁远很重要，很险要，但几乎所有的人也都认为，坚守宁远，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因为当时的明朝，已经丢失了整个辽东，手中仅存的只有山海关，关外都是敌人，跑出二百多里，到敌人前方去开辟根据地，主动深陷重围，让敌人围着打，这不是勇敢，是缺心眼。
我原先也不明白，后来我去了一趟宁远，明白了。
宁远是一座既不大，也不起眼的城市，但当我登上城楼，看到四周地形的时候，才终于确定，这是个注定让努尔哈赤先生欲哭无泪的地方。
因为它的四周三面环山，还有一面，是海。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39]
说宁远是山区，其实也不夸张。它的东边是首山，西边是窟窿山，中间的道路很窄，是个典型的关门打狗地形，努尔哈赤先生要从北面进攻这里，是很辛苦的。
当然了，有人会说，既然难走，那不走总行了吧。
很可惜，虽然走这里很让人恶心，但不恶心是不行的，因为辽东虽大，要进攻山海关，必须从这里走。
此路不通让人苦恼，再加个别无他路，就只能去撞墙了。
是的，还会有人说，辽东都丢了，这里只是孤城，努尔哈赤占有优势，兵力很强，动员个几万人把城团团围住，光是围城，就能把人饿死。
这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案，仅仅是理论。
如果努尔哈赤先生这样做了，那么我可以肯定，最先被拖垮的一定是他自己。
因为宁远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并不是山，而是海。
明朝为征战辽东，在山东登州地区修建了仓库，如遇敌军围城，船队就能将粮食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沿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宁远。
而努尔哈赤先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要知道，他的军队里，没有海军这个兵种。
更为重要的是，距离宁远不远的地方，有个觉华岛，在岛上有明军的后勤仓库，可以随时支援宁远。
之所以把仓库建在岛上，原因很简单，明朝人都知道，后金没有海军，没有翅膀，飞不过来。
但有些事，是说不准的。
上个月，我从宁远坐船，前往觉华岛（现名菊花岛），才发现，原来所谓不远，也挺远，海上走了半个多钟头才到。
上岸之后，宁远就只能眺望了，于是，我问了当地人一个问题：你们离陆地这么远，生活用品用船运很麻烦吧。
他回答：我们也用汽车拉，不麻烦。
然后补充一句：冬天，海面会结冰。
我又问：这么宽的海面（我估算了一下，大概有近十公里），都能冻住吗？
他回答：一般情况下，冻不住
接着还是补充：去年，冻住了。
去年，是2007年，冬天很冷。
于是，我想起了三百八十一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我知道，那一年的冬天，也很冷。
学生
孙承宗接受了袁崇焕的意见，他决定，在宁远筑城。
筑城的重任，他交给了袁崇焕。
但要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这些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孙承宗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练兵。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40]
当时他手下的士兵，总数有七万多人，数字挺大，但也就是个数，一查才发现，有上万人压根没有，都是空额，工资全让老领导们拿走了。
这是假人，留下来的真人也不顶用，很多兵都是老兵油子，领饷时带头冲，打仗时带头跑，特别是关内某些地方的兵，据说逃跑时的速度，敌人骑马都赶不上。
对于这批人，孙承宗用一个字就都打发了：滚。
他遣散了上万名撤退先锋，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极具战斗力的群体——难民。
难民，就是原本住得好好的人，突然被人赶走，地被占了，房子被烧，老婆孩子被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让这样的人去参军打仗，是不需要动员的。
孙承宗从难民中挑选了七千人，编入了自己的军队，四年后，他们的仇恨将成为战胜敌人的力量。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很多事，大致如下：
修复大城九，城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训练弓弩、火炮手五万；立军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军事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守城的擂石)、卤盾等数万具。另外，拓地四百里；招集辽人四十余万，训练辽兵三万；屯田五千顷，岁入十五万两白银。
具体细节不知道，看起来确实很多。
应该说，孙承宗所做的这些工作非常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
十七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
天启二年（1622），孙承宗已经六十岁了，他很清楚，虽然他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
为了大明江山，为了百姓的安宁，为了报国的理想，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孙承宗决定，收下最后一个学生，并把自己的谋略、战法、无畏的信念，以及永不放弃希望的勇气，全部传授给他。
他很欣慰，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袁崇焕。
在他看来，袁崇焕虽然不是武将出身（进士），也没怎么打过仗，但这是一个具备卓越军事天赋的人，能够在复杂形势下，作出正确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战死沙场的决心。
因为战场之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