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到正统年，封建体制的惯性和洪武时代遗留的弊端开始在我们这个王朝爆发起来，如果你认为这是正统年间独有的现象那么就错了，这些问题在宣德年间已经出现，只是经过时间的积累才在正统年爆发起来。
洪武皇帝曾试图创建一个自耕农的天下，为此他打击豪强，迁徙富户，以一己之力跟制度的惯性对抗，后来的接任者朱棣仍是如此。但自耕农经济有它的不稳定性，一旦遇到天灾自耕农破产就要将田地卖掉投靠大户，贵族和有功名人的田土免税，这些也都给土地兼并提供了便利。正统年间的土地兼并虽然没有明末那么严重，但它已经开始了，加上连连的灾荒，百姓们抛去田地、卖儿卖女、四处流浪苦不堪言，一副末日景象已经出现在了大明朝。
从正统元年起上天似乎不再眷顾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大面积的饥荒、干旱、冰雹、水患、蝗虫、瘟疫年复一年的从北向南席卷着***，黄河决口、长江决口、运河阻塞，***到处是饥民、流民，尸横遍野、哀声四起，惨不堪言，逃亡成了这个时代的特色。赈济、安抚还不是帝国最头疼的事情，最头疼的事情是暴动。
在北方的灾情如火如荼的时刻，在南方跟天灾关联不大的三场暴动却发生了。
叶宗留，浙江人，矿徒。本来明王朝对于矿治是由官府垄断经营，这样可以提高财政收入，又可以避免矿工滋事，但宣德年在江南推行金花银制度——也就是允许用白银交税——使得社会对于白银的需求量急增起来。一方面是官府对银矿的垄断，另一方面是民间对白银交易的剧增，这种矛盾使得明政府开放矿禁已是必然。
叶宗留本就是以盗矿为生，这种不事生产之徒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不安定因素，如今政府废除矿禁，使得盗矿可以变成一公开的行动。但开矿属于自然垄断，它更需要社会化大生产以形成规模效应，也就是投资巨大。叶宗留连开几处矿藏不仅没赚到钱，反而把本搭进去了，既然开矿也不赚钱，那就抢吧。
人力资本是现成的，由于开矿四处饥民纷纷涌来，贫困的矿工、挣扎的流民需要的只是一个人点燃，点燃的就是叶宗留；第二个起义的是邓茂七，跟叶宗留不同的是，邓茂七是福建人，他起义的缘由是反抗地主的租税。正统年间土地兼并已经很严重，各地士绅无不让佃户缴纳过重的租税，引起佃户的不满。茂七在各乡间组织团练自发展开抗租斗争，这些参加团练的乡民既有装备又经过训练，具备起义的先决条件，很快，大明开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农民暴动爆发了；第三个起义的是广东人黄萧养，黄萧养起义也是由于士绅的压迫导致，而且这场起义参加民众的成分复杂，既有汉人，又有苗人、瑶人，有农民，也有山民、疍民、渔民。
正统年，广东这个地方阶级矛盾已经尖锐的冲突起来，疍民、山民、苗民都是歧视和剥削的对象，而点燃这场爆动的却是沙地。沙地就是经过海水不断冲洗所形成的湿地，这种地土质松软，即可种庄稼又可收获鱼虾，收效可观，本来这种土地应该是沿海的渔民或农民开荒所得，但也被地方的士绅巧取豪夺，忍无可忍的小民只得以一场怒火抗之。
发端于中国南方的这三场大的起义从西南遍布东南，且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受其影响，更多的小规模起义络绎不绝发生。抛去叶宗留不谈，其他两场都是农民不堪压迫而致，这些义军或攻打中心城市，或占据数省，或立国建号，或任命官吏，政府对其的策略是剿抚并用，这三场起义一直延续到景泰年间才得到解决，而在此期间明王朝在云南和漠北进行了两场更大规模的战争。由此我们已经知晓，正统年间的形势多么的令人焦灼，但我们的皇帝和他的老师王振似乎对这一切都不以为然，我们看不见什么紧张的气氛，或许这些突发事件还动摇不了明王朝的根本。
跟灾害、流民、暴动同时进行的是西南正在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明代是一个伟大的朝代，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将辽东、云南、贵州纳入中华版图，且设省，虽然这三省在元代已经进入中华版图，但那只是一种松散的控制，有明一代才算是真正控制起来。这其中最后进入版图的是云南，而云南最后平定的是麓川这个地方，麓川位于云南的西南部，与缅甸接壤。麓川平定后，朱元璋在这个地方设置宣慰使司，实行土司自治的制度。
明廷对西南土司实行的策略一直是分而治之，也就是将大土司辖地分给几个小土司治理，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但被夺去领土的大土司当然不愿意，所以土司之间互相攻伐也是常有之事件，而地方官员和将军急于建立军功，所以很多情况下由于一些偶然小事件引发大的冲突事件在整个明王朝是时常发生的，为此中央政府耗费巨大财力、人力、物力，同时也给西南的少数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虽然朱元璋在麓川设立宣慰使司，但到了建文年间，麓川土司任氏家族大部分封地皆被剥夺转而分给其他土司，从宣德三年开始任氏家族就开始试图通过战争收复失地，到了正统年间麓川宣慰使任思发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了明政府的忍受力，一场大战似乎不可避免。
正统六年（1441年），英宗命定西伯蒋贵挂平南将军印，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征调京营、湖广、四川、两广共计十五万兵马。大军强渡怒江、破象阵，会师腾冲，接着一举攻下麓川王城，思任发父子进入缅甸，官军得胜而归。
逃入缅甸的思任发、思机法父子很快死灰复燃，正统八年英宗第二次派蒋贵、王骥征麓川，此次将麓川宣慰使又一分为三。
正统十三年战事又起，这次是思任发的儿子和孙子在边境上惹事，英宗第三次派蒋贵、王骥统率十三万大军入滇，而此时距土木堡之变仅一年。
可以说明廷三次用兵除第一次有效果外，其他两次皆毫无意义，我们也可以看出朝廷的方略一直是以战为主，那么在帝国面临天灾和起义情况下为何还要如此，这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英宗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发挥主导作用，发挥主导作用的是王振，王振企图恢复以武立国的传统，当然对征伐这种事情感兴趣。另外一个深层次原因是朝廷担忧云南出现跟安南一样的局面，此种担忧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毕竟我们的着眼点要从今代拉回那个时代。
从云南地方部队陷入战斗起，这场发端于滇西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十年，给明王朝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也使云南地方人民带来沉重灾难，明王朝好不容易在宣德朝从过去那种负担中摆脱出来，正统年间一切似乎回到起点，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正当人们对正统年所有的一切手忙脚乱的时候，一场更大的政治危机悄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