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学家李洵认为明武宗朱厚照是明代那个时期绝望贵族的代表，他的身上有着16世纪中国贵族的气息。
经历国初那段峥嵘岁月之后，贵族这个群体开始没落，后世子孙已经不可能像他们先祖那样在战场上立功，但同时也被限制进入科举和经商行列，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每年从朝廷那里领一定数量的禄米或者从自家田产那里收一些租粮，过着寄生的生活。只有当朝廷需要出兵征战的时候让他们带兵出征，朝廷需要派人去地方颁布旨意的时候让他们充当钦差，或者让他们充当外交使节出使他国，再或者让他们接见外国使臣，究是这种礼仪性的工作也是他们这个群体中的极少数人能够享有。在这种情况下，勋贵阶层加上宗室阶层从出生那天起就过着等死一般的生活。
不仅他们如此，就是皇帝也是如此。皇帝已经像一个紫禁城的囚徒，没有行动自由，完全淹没在儒家经典和行政礼仪的汪洋大海里，皇帝也是苦闷的，是绝望的。无论是贵族还是皇帝都要在这种日复一日机械的生活中寻找一些值得消磨生命的东西。
朱厚照虽然贵为皇帝，但他实际上也是16世纪中国贵族阶层的一员，他具备这个团体的一切特征。他不愿意住在皇宫里面，他喜欢跟太监、武官在一起厮混，他迷恋寡妇与妓女，他封自己为镇国大将军，当时就有人指出皇帝可能已经神经错乱。当文臣们满足不了他的要求的时候，他经常拿起一把刀子要自杀。朱厚照有着强烈的叛逆心理，在16世纪初叶的中国，从贵族到市民阶层，从庙堂到民间都弥漫着一种冲破封建礼教的氛围。皇帝和民间的那些思想家们一样，都是在新旧两种体系中苦苦挣扎。
贵族的没落、士大夫们的偏执、思想家们的奔放、市民阶层的奋发构成了我们这个时期的主旋律。正德时期仍是沿着成化朝的惯性往前走，社会管理日发松动、商业日益蓬勃、思想领域步入怪诞，所有这一切似乎显示出了超前发展的特征，我们这个社会仿佛进入失控的阶段，但封建伦理秩序仍然牢固，它仍然牢固的维持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秩序。
对于正德一朝以及皇帝本人我们又该如何评价？正德朝总体来说仍是沿着成化、弘治的脉络向前运转，虽然发生了一些新的特征，但还不能够给整个社会带来变革。皇帝的荒诞与嬉戏只是没落贵族的一种反弹，抑或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反叛，对于皇帝来说，“大将军”带给他的成就感要远远超越做皇帝本身。
皇帝的这种荒诞并没有给帝国本身带来什么，实际上是无关帝国痛痒。在如何评价正德一朝时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开始发挥了它的作用，那就是我们对于人或事不能从是否符合儒家行为规范或者其他细枝末叶方面来评价，而是要从整体或者更为宏观方面来看待。正德喜欢巡幸也好，宠幸佞臣也好，或者喜爱玩弄女性也好，都不会给我们这个王朝带来任何影响，它既不会使后世君主奋发有为，也不会使后世君主消沉糜志。
皇帝虽然表现出了与前世君主迥异的特征，但他仍然勤政，他在巡边途中也在批阅奏章，他对军事问题很感兴趣，他亲自躬身、以身作则。皇帝待人宽和，平易近人，在他眼里并无尊卑之分，他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精彩，而不是像他的父皇那样苦闷、枯燥。总之，他是一位富有理想、心地宽阔、个性不羁、焦躁任性的人。
正德一朝并无大事发生，前有刘瑾专权，后有流民起义。但对于我们这个幅员辽阔、地理形势复杂的国家来说，灾难、民变乃是寻常之事。正德一朝总体来说，中枢仍旧是一如既往，成熟而完备的体制和官僚系统已经能够保证国家正常运转，君主只要做好礼仪和继承人的问题即可，伦理道德和政权组织机制使得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僚都没有个人发挥的空间。跟中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开始活跃起来，这种活跃不仅表现在商业和生活上，更是表现在思想文化上。
终是如此，正德朝仍是有着一些亮点。刘瑾的改革是针对王朝的弊端而来，但由于改革过急、过快、过猛，触动了各方的利益而被强行中断；正德朝军队的战备力得到了加强，京军和边军的互调提升了整体战斗力水平，皇帝亲自率军作战和对边务的巡查都是对军队的一种整饬；除此之外，具备启蒙思想的泰州学派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兴起；皇帝与文官们虽然冲突不断，但整体上来说，皇帝与他的臣僚们并无大的矛盾，他们只是在君臣和谐关系基础上的一种对抗而已，这跟后世君臣之间关系恶化的那种情况是不能比拟的。
总体来说，正德朝虽然一切都按惯性运作，但一些新的思想和因子已经开始发酵，它意味着一个大的时代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