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声明《贰臣传》编纂的必要性，便是要让明清鼎革过程中的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等人，与“纯一无疵”的范文程有所“辨别”。
换言之，在提出上述判据以前，范文程就已经被确定为并非“贰臣”了。
这个判据并不都是乾隆帝拍脑门想出来的。
清前期关注明末史事的文人都一直面对忠诚观念界定的问题。
在明清鼎革之际，人们面临许多选择，后人应该怎样评述这种选择，怎样的选择才是“忠”？
自全祖望以降，已有史家赞成把“是否在明末得官”作为一个重要指标。
只不过是大清的国史馆对这一指标执行得非常机械，毕竟是皇帝亲自批示的标准，臣下只能遵循其事。
只要有传记的历史人物曾入仕明朝，就要列入“贰臣”，进而导致一些在明朝仕宦不显或事迹不多、主要事迹都在降清后，又或许是对清朝开国颇有立功之人，也被划入了“贰臣”行列，如鲍承先，原来是明末为参将，降清后屡有战功，官至秘书院大学士、张勇平定“三藩之乱”中立有大功，、卫周胤在明末为监察御史，清人入北京后授原官，后官至兵部侍郎等。
这些人列名史传，原本是清朝对他们的表彰；然而乾隆帝修改标准，国史馆机械执行，让这些原本意在表彰的传记列入“贰臣”，反而成了贬斥。
在这种情况下，《贰臣传》的编纂变为一种无意志的机械工作，入选与否已经和忠诚观念不尽相同，失去确立忠诚观念“反面典型”的本意了。
同理，尚可喜与耿仲明也都是明末已有职位、继而投清，故入《贰臣传》。
尚可喜与耿仲明都没有叛清，叛清的是尚之信和耿精忠。
这里也可以看到清国史馆处理人物时的僵化之处。
耿仲明、耿继茂、耿精忠三人，居然分列在《贰臣传》、《大臣画一传》、《逆臣传》三处。
至于吴三桂，是因为他入了《逆臣传》，因为“三藩之乱”之故，就不再选入《贰臣传》。
韦宝在现代的时候听闻过不少关于明末和清朝的事，社会各界纷争很多，比如清军入关建立王朝是不是捡漏？
清朝是不是“三无”王朝，无明君、无名将、无名仕。
只是历史就是历史，无法更改，韦爵爷所能做的主要是两件事：还原历史真相，然后就是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稍微修正一下历史，往稍稍好一点的方向发展，即便无法改变历史大势，至少能多保护一些在原本历史中死于非命的老百姓也是好的。
况且，韦宝还能填补很多空白，这个时候的世界可不像是后世，到处都是人，其实这个时代，全世界的利用率估计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大把大把的空地没有开荒，没有人烟呢，这些都等着韦爵爷却填补，这可不是改变历史，这是填补空白，填补历史空白，呵呵。
随着努尔哈赤的一声令下，山海关外的八旗兵大营之中不断响起人喊马嘶之声，所有人一阵忙碌。
上万大军想立刻整队出发是不容易的。
八旗兵出动的速度肯定要比明军快的多，他们每个人有固定的马匹，带的装备也少，不用像步兵那样准备很多粮草还有辎重。
但必须携带的干粮是必不可少的，至少得带够三日之内食用的干粮。
这还是在常规情况下，在没有特别命令的情况下，否则，要远程追击，供应补给困难的情况下，会携带更多。
这一回，努尔哈赤并没有特别命令，努尔哈赤自己也很清楚，如果只派两三千人象征性的追一追的话，他不甘心。
但是携带大量干粮，玩命的去追，除了与内喀尔喀打的头破血流，也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内喀尔喀有两三万能征善战的壮丁，别说带上万人去，就是这次出征的四万多大军全部出动，也肯定无法将内喀尔喀剿杀干净。
他是骑兵，人家蒙古人也是骑兵，打不过他是一回事，跑还跑不过他吗？
所以，虽然带了一万大军出征，但努尔哈赤也就准备打一仗算了，没有想过追着内喀尔喀一直打，打到人家和他拼命。
这回内喀尔喀十多万人叛逃，让努尔哈赤的心情愈发的低落。
似乎自从有了这个韦宝之后，努尔哈赤做什么都不顺利。
预料之中的拿下辽南没有了着落。
虽然辽南一片荒芜，拿下来了也没有多大用处，但总好过落到明人手中。
尤其听闻韦宝得了辽南之后，又吸收了几百万辽民，现在辽南发展的很快。
此消彼长，他自己被遏制，韦宝飞速增长，他的实力已经和韦宝不相上下，甚至略输给韦宝了，这怎么能不让努尔哈赤揪心。
辽南失去了，出兵朝鲜，抢夺后方大粮仓，打的朝鲜王室臣服的计划也被宝军粉碎，现在朝鲜也尽数在韦宝的控制当中，这更加让努尔哈赤担忧。
辽南加上朝鲜，等于他的后方和侧翼都是敌人！
现在内喀尔喀又叛逃，虽然内喀尔喀走了之后，内喀尔喀原有的地盘会被科尔沁草原的部族取代，内喀尔喀原来的地盘不存在对立的情况，但毕竟被削弱了。
这就让本来就与己方对立的林丹汗，因为己方的削弱，而变得更加难缠。
还有韦宝的逐渐强大，现在努尔哈赤只觉得四面八方都是对手，他越来越难了。
这种恐惧化为戾气，让努尔哈赤急需在内喀尔喀身上得到宣泄戾气。
内喀尔喀的人很多，十多万人，还有无数牛羊，所以走的很慢，此时正好到达喀喇沁的上方。
所以努尔哈赤的上万骑兵只用了一天不到时间就将对方追上了。
“父亲，不好了，是金军到了，有上万人马，看样子，还是努尔哈赤的亲军！领头的应该是莽古尔泰！”卓特木尔着急的向卓里克图禀告道。
“快带人拦截！所有勇士都去，保护我们的老幼妇孺和牛羊。”乌兰图雅琪琪格急道。
“你先带五千人去拦截，我叫人再领一万五，凑齐两万大军配合你们！你们要记住，不得贪恋厮杀，八旗兵比我们能打。给我们大队留出赶路的时间即可，等我们走出二三十里地，你们就撤，追上我们，一路且战且退保护便可。”卓里克图还是能保持清醒头脑的，并没有惧怕建奴，也没有轻视建奴。
卓特木尔点了点头，即刻领命而去。
事实上，在一路上，他们就估计建奴肯定会追过来，大家都已经想好对策了。
“父亲，为什么这么怕建奴啊？”乌兰图雅琪琪格不满道：“他们才来了一万人，比我们少多了，我有近三万勇士，应该全部派出去，打败建奴，也能让韦宝看看我们内喀尔喀的武力！免得到时候被韦宝轻视。”
“现在不是争强好胜的时候，而且事实上，我们的确打不过八旗军！”卓里克图道：“八旗军都在宝军身上占不到便宜，我们又打不过八旗军，你如何在宝军面前争面子？况且我们此去就是寻求宝军庇护的，还谈什么面子？寄人篱下能有面子吗？”
“父亲，我们真的要退到喜峰口一带去吗？就在这一片安营扎寨吧？这里离喀喇沁不远，喀喇沁不是被宝军占领了吗？”乌兰图雅琪琪格不想走了。
“不行，得过去，韦宝答应了补贴我们口粮的，虽然喜峰口那边放牧不方便，但这一片眼下不能久留，等建奴退了，咱们再围绕喀喇沁安营扎寨。”卓里克图道：“这都是我与韦宝事先约定好了的。如果改变计划，努尔哈赤势必与我们硬拼，到时候，我内喀尔喀恐怕会被八旗军打的四分五裂，死伤大半，那样就帮了韦宝大忙了，韦宝不但不会感激我们，还会认为我们傻。孩子，记住，在乱世之中，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被人瞧得起。”
乌兰图雅琪琪格点了点头，这个道理她是明白的。
“我这都是为了你啊，若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娘家，你在韦宝那边难免被人轻视。”卓里克图叹口气，爱惜的在爱女的秀发上轻抚了一下。
不多时，莽古尔泰便带着上万建奴铁骑与卓特木尔的人马交战在一起。
双方都是铁骑，并且以前曾经交战过，可谓知己知彼。
蒙古人不说被建奴打怕了，反正对建奴铁骑的时候，心理上是落下风的。
所以当蒙古人凑齐了两万铁骑之后，依然抵挡吃力，死伤的速度要远快过建奴铁骑。
莽古尔泰杀的兴起，不断催促进攻。
“主人，快撤吧？追上首领的大队人马，且战且退对付八旗兵。”卓特木尔的手下有人谏言道。
“主人，你们快走，我们带人去挡着建州人!”其他人也纷纷道。
卓特木尔见己方落了下风，不断死人，又恨又着急，又不甘心，不想就这样撤退。
很是犹豫。
这个时候，韦爵爷其实也很犹豫。
韦宝这个时候已经知道建奴追上了卓里克图的人马正在厮杀了。
按道理，人家是来投奔己方的，韦宝自然应该派人接应一下，至少也应该稍微意思一下。
可喀喇沁周边被建奴控制，紧挨着山海关，高台堡和宁远城，还有三处建奴的大营监视，在辽东的宝军根本就没有办法过去与卓里克图的人马会合。
唯一能派的，就是蓟州的兵马，从喜峰口出去与卓里克图的人马会合。
但韦宝这个时候并没有完全控制蓟州，蓟州都是大明的边军，主要还是归属蓟辽督师府管辖。
韦宝虽然是蓟辽监军，可更多的只是体现在名义上。
蓟州军与辽东军还有区别，辽东军需要依赖辽西补给，而蓟州军多数时候由朝廷直接拨发粮饷。
准确的说，是由晋商八大家。
韦宝前一阵将京城的晋商大佬乔广进打的不敢嚣张，但并没有对整个晋商集团造成多大伤害，他们仍然控制了大明北边的商贸。
并且，这帮人对军事有很强的掌控能力，粮草的调拨，就属于他们的控制范围内。
所以，韦宝很难直接命令蓟州军做什么。
控制了粮食军饷的调拨，就等于控制了蓟州军，控制了通往关外的另一条路。
所以，即便控制了山海关，韦宝在关外也并不是说了算的。
数起汉奸，范文程肯定排在第一。
1618年，后金八旗军攻下抚顺，范文程与兄范文寀主动求见努尔哈赤，投靠了后金。
范文程先后成为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的重要谋臣，尤其在皇太极和多尔衮时期，对满洲发展贡献了诸多良策。
可以说，为了大清的江山，范文程的确属于鞠躬尽瘁的汉奸了。
第二个汉奸是洪承畴，当然，这个时候洪承畴还是大明的重臣。
本来洪承畴算是个忠臣，可没想到是个奸臣。
可以说，如果没有洪承畴，清军即便入关，最多只能占领黄河以北的区域。
洪承畴是个高官，他的投降是个榜样，他的门生故吏很多，因此带动了大批官员投降。
况且，洪承畴是有战略眼光的人，为大清制定了一统中原的战略。
第三第四第五都是毛文龙的手下，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
孔有德是毛文龙部下，山东人。孔有德投降清军之前，将明朝委托孙元化营造多年的火器基地毁于一旦，他也带着大量工匠和火器，投奔了大清国，被封为定南王。
后来，镇压李自成、江南抗清起义、屠城等。后来，被李定国围困在桂林后自杀，只留一个女儿，也不知道他人生追求的是什么！
耿仲明和孔有德是一伙的，毛文龙部下，同样被调到了孙元化麾下，后来和孔有德一块投降，被封为靖南王。清兵入关后，耿仲明的部队南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吧，就藩在福建福州。顺治六年改封靖南王，与吴三桂、尚可喜合称清初三藩，后来被清廷玩死。
尚可喜的经历让人不解，因为尚可喜的很多家人都被后金屠杀了，但他依然不计前嫌，还是投奔了大清国，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比如清兵入关后，四处征战屠杀，削减了人口利于国家轻装上阵，在清代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至于吴三桂，吴三桂现在还是韦爵爷的妹夫，未来会怎么样还不好说。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这种故事也就骗骗小学生，韦爵爷是不相信的。
当时吴三桂的位置的确尴尬，处于李自成和满洲集团的中间。
韦爵爷也不知道吴三桂当时怎么想的，偏偏把大明寄予厚望的最精锐的部队，投降送给了满清。
后来，绞杀了崇祯朝太子和永历皇帝，南征北战，为大清贡献大半生，最终被清廷玩死。
然后就是晋商八大家了。
本来乔广进算是晋商大佬，可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历史本来就应该这么发展。
自从被韦宝搞了一番之后，乔家的声势弱了下去，其他八家原本属于第二梯队的势力崛起了。
晋商八大家是以范永斗为首的八大晋商，后来被清廷封为“八大皇商”。在努尔哈赤弱小的时候，晋商八大家和他就一直风雨相伴，不离不弃。这八家晋商不仅为后金带去各种紧俏物资，为后金销赃等，更为重要的是，为后金提供了诸多军事情报、攻城的内应（清朝所攻之城，90%是内应打开）等！
第八个，孙之獬。坦率的说，孙之獬只是一个小人，不足为谈。但为何要谈这个人呢？因为正是他提出了“剃发易服”，主动剃发易服，积极向满洲权贵靠拢。
最终，多尔衮采纳了他的意见，给华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至少1000万人死于剃发易服，影响至今未消。
孙之獬却遭到汉满双方共同的鄙视。
第九个，佟养正，汉军镶黄旗。本名佟养真，因避讳清世宗胤禛之名讳，清代书籍称其名为“佟养正”。
其孙女佟佳氏是顺治帝的皇后，康熙帝的生母。
他弟弟叫佟养性，这哥俩是第一个投靠后金的汉人，虽然功绩未必大，但带来了投降风气。
第十个，施琅，福建泉州人，明末清初军事家，清朝初期重要将领。
没有施琅的话，估计郑氏集团能在台湾站稳台湾；如果没有施琅的话，康熙就把台湾送给荷兰人了。
作为郑氏集团的人，施琅叛逃清廷，最终击败了一支强有力的反抗民族压迫的力量。
清朝能够建立，还依靠了很多汉人，比如宁完我、祖大寿、孙可望等人。
韦爵爷记得在翻阅资料的时候，看到过宁完我的这么一句介绍，“清太祖天命年间，宁完我投诚了后金，与腐朽的明王朝划清了界限。”这话的意思是：做独立的人没意思，做狗做奴才很光荣。
满清为什么要推行剃发令呢？
最初始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满清统治者认为，只有你选择剃发，才能证明你真心诚意的归降满清。
因为类似的原因，所以在满清最初的扩张过程中，选择投降满清的人，都会选择主动剃发。
统治阶层对剃发令的推行，只是在清军大举南下时，才暂时发生了一些分歧、犹豫。
因为强迫几百万、几千万人同时剃发，这个难度实在有点大。但是满清在当时，已没有什么选择了，因为当时满清阵营中，大哥级的汉人（范文程、洪程畴、孔有德、尚可喜、耿精忠、吴三桂），都已剃发了。
满清不继续推动剃发令，置这些人于何地呢？
汉人对自己的发型，有着毫不掩饰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实在是充满了阿Q的精神。
因为一个人口上亿的民族，被一个人口几百万的民族征服了，竟然还因为自己发型漂亮，就对征服者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这是多乐观的生活态度。
在这种背景下，设身处的想一想，如果你是范文程、洪程畴、孔有德、尚可喜、耿精忠、吴三桂，你希望满清继续推行剃发令吗？
肯定是希望的，甚至是强烈希望的。
因为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之类的人，再想蓄起发，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最初选择剃发，就是为了借此表达归顺满清的诚意。
现在忽然想蓄发，这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继续推行剃发令，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之类的人，岂非只能任由那些留着头发的汉人嘲笑、歧视？
而这种耻辱、难堪、痛苦，将永远伴随着他们、他们的家人。
而且这些只是那些大哥级的汉人，与他们处境类似的汉人，实在多的去了。剃发令后来的推行，显然是代表着普遍随满清入关汉人的利益。
这些汉人，以范文程、洪程畴、孔有德、尚可喜、耿精忠、吴三桂为代表。
这些人自然不会，也不敢公然鼓动满清政权出台剃发令。
但基于他们的利益关系，一旦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议案，显然就会获得到他们各种形式的支持。
而多尔衮的行为，不过是代表了这些人的利益，所以才能持久地，强有力地被推行着。在剃发与否的问题上，没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空间。
如果留发的汉人占了上风，那剃发的汉人，就只能留着深深的耻辱、难堪，一直到死；如果剃发的汉人占了上风，那留发的汉人，就会被毫不留情的强迫剃掉头发。
表面上，剃发令的推行，是多尔衮少数人的意志所决定，实际上是入关汉人（甚至是北方汉人）与南方汉人的博弈。
清入关后的剃发易服政策，实际上经历过一个发布到取消，到重新发布的过程。
因此，在分析其背后因素之前，我们需要先简单整理下清初推行剃发令的这个时间线：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清军进京。
顺治元年五月初三日，清廷发布剃发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