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罗观的巡抚行辕中，范景文没有穿戴官服，而是一身素服坐在首位。
根据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若父母去世，则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
丁忧制度从汉朝开始实施，大明朝也不例外，按照规定，范景文也是要丁忧满二十七个月的。
但好在朝廷也有夺情起复的规定，朝廷根据需要，不许在职官员丁忧守制，称夺情，或有的守制未满，而应朝廷之召出来应职者，称起复。
关于“夺情”最有名的例子是张居正。万历五年，张居正19年未相见的父亲去世了，这时正值张居正掌握权力不久，各项改革事业刚刚铺开，他当然不愿意此时离职。恰逢小皇帝这时也对他崇拜得不得了，两边一拍即合，夺情！
但是张居正一系列改革措施，清丈土地，打击隐田漏税等等，极大地侵犯了地主士绅阶层的利益，他们便联系在朝中的关系，利用舆论阻止这次夺情起复。
因为只要回乡丁忧，张居正的那些改革就会被取消，即使他丁忧期满，重新启用，也会从稍低一些的官员做起，至于首辅之位，自然不可能给他留三年，这样一来，就算张居正想要继续改革，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了，对他们的利益影响没那么大。
尽管无数官员上书，谴责张首辅的不孝行为，试图迫使他回家丁忧，但小皇帝朱翊钧不愿意看到张居正离开，直接对发对夺情起复的朝臣进行廷杖，将夺情起复之事事强行推行下去。
这么看来，是否夺情起复的关键，还是看皇帝的态度，只要皇帝愿意，基本都能成功。
作为范景文来说，此次夺情起复崇祯皇帝是很支持的，虽然也有人反对，但并没有像张居正那次一样，规模浩大，阻力重重。
毕竟他的父亲不是寿终正寝，而是被叛军害死的，他以本职兵部左侍郎，领兵平叛，于国于家都说的过去，这件事情顺利的进行下来了。
范景文入主莱州城后，并没有立即动身，随军出征，而是命令刘泽清率领本部兵马，以及提到至副将的彭友谟，两人率军合围耿仲明所部，徐元永则与保定总兵刘国柱一道，朝着招远和黄县方向进攻，邓玘则率军进攻平度。
而范景文本人，也在这几天，处理了莱州府的各项事务，前任巡抚徐从治战死将近一个月，留下一大堆没有处理的事情，都需要他这个新任巡抚来处理。
处理完这些杂事之后，范景文就召集在莱州府的上层人物，商议接下来的作战计划，力图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将剩余的叛军铲除干净，收复登莱二府全境，同时为自己的父亲报仇雪恨。
一时间，厅堂内文官武将云集。
坐在下首的便是一个正三品官员，户部右侍郎刘重庆，他是在场除了范景文之外，品级最高的官员了。这是一个十足的主站派。
算起来，他和范景文的品级是一样的，范景文的山东巡抚是临时差遣，本官还是兵部左侍郎，不过两人的权利可大大的不同。
刘重庆一个户部官员，不在京城，却在这莱州城中，不知情的人可能会感觉奇怪，但在场的人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刘重庆本身就是莱州府掖县人。
耿仲明和李九成兵围莱州后，刘重庆看到家乡遭难，一直主站朝廷发兵进剿，但一直不能成行，他就不断地上书，不断地联络好友，结果还是没有多大作用。
得知范景文受命主持平叛后，他就奏请崇祯皇帝，以管理粮草的名义，随军出征，他本来就是户部的官，崇祯皇帝经不住他的聒噪，最终同意了。
要说刘重庆的名字，其实和重庆没啥关系，看他的几个弟弟名字就知道了，刘余庆，刘长庆，刘兴庆，刘典庆，刘安庆，刘积庆，刘衍庆，刘笃庆。
坐在他下面还有山东巡按御史王道纯，当初第一个要对孔有德下死手的就是他，从得知吴桥兵变开始，就积极调动各部兵马，试图将兵变的孔有德，扼杀咋摇篮之中。
然而因为余大成的拖延，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后来终于说动余大成，率领抚标营平叛，尽管在青州城爱一败涂地，但他没有放弃，就在淄川县城驻守，重新调集兵马，试图再战。
期间不断地联络孙元化，让其直接发兵剿灭孔有德，但都没有什么作用。
后来余大成移驻莱州城后，他就在济南，和两个布政使一起，负责招募青壮练兵，筹措粮饷，徐从治接替余大成后，他也到了青州城，在这里为前方提供支援，范景文率军进驻昌邑后，他也率领一部分兵马，赶赴范景文军中，随军行动。
他也是妥妥的主站派，一心一意的要将孔有德彻底剿灭，不然用他的话说就是：此贼不除，不足以正朝廷法度。
其他的还有山东都指挥使罗安宁，原本他一直在济南的，名义上是召集兵马平叛，其实是怕死，不敢上前线。
直到范景文击败李九成，解了莱州城的围，他感觉范景文应该能一口气消灭掉叛军，彻底平定叛乱，再不过来，就什么功劳都捞不着了，于是丢下大部队，带着亲兵飞速赶到莱州城，抓住最后的时机。
范景文其实不大愿意让他参与进来的，毕竟这货胆小如鼠，看到有好处了立马就过来，但想了想，还是同意了。
尽管山东的军权，名义上都在自己的掌控中，但自己毕竟初来乍到，很多东西都不太了解，罗安宁又是山东所有卫所的直属上司，各种情况应该都更为了解，而且调动起来更加的方便。
其余参与议事的，还有张沂，范复粹两人，以及知府朱万年，登莱巡抚谢琏，同知寇化等文官，王洪，杨御藩等主要的武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