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2月初，徐至摩从北平寄来了新月社的稿子。
这是他和林子轩商量好的，先创办一本文学杂志，用来宣传新月社的文学理念。
正如文学研究会有《小说月报》，创造社有《创造周报》一样，新月社也要有自己的宣传阵地，那就是《新月杂志》。
杂志每月发行一期，以诗歌和散文为主，也刊载文学评论和国外的翻译作品，算是一本纯文学杂志，一般而言，不涉及敏感的政治性话题。
徐至摩负责在北平约稿和编辑，然后寄到上海来由万象书局发行。
这种模式和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类似，郑震铎同样是从北平的新文学作家手里约稿，只是《小说月报》以刊载小说和文学评论为主。
自从新文学启蒙以来，创办的新文学杂志并不多，也就以北大的《新潮》，《小说月报》和《创造周报》较为有名。
大多数新文学作家还在以各大报纸的副刊作为发表文章的首选。
《新潮》杂志早期以“文艺复兴”相号召，刊登了许多鼓吹文学革命的论文和小说、诗歌等白话文学作品。
林子轩的那些诗歌就是刊登在《新潮》杂志上，才得以出名。
但它一开始就存在着否定一切传统、“极端崇外”和“全盘欧化”的倾向。
随着新文化统一战线的逐渐分化，《新潮》杂志在2卷1号以后陆续发表了许多有关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论文，1922年3月出至3卷2号停刊。
它对于新文学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小说月报》是文学研究会从鸳鸯蝴蝶派手中抢过来的，沈燕冰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从而成为了向旧文学发起攻击的主要阵地。
郭沫偌的创造社虽然处境窘迫，却走在了不少文学团体的前面，自己创办了杂志和报纸进行宣传，聚拢了一批年轻的新文学作家。
客观的说，在新文学领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当然，这和他们四处找人论战也有关系。
在任何时代，想要掌握话语权就需要通过媒体进行宣传。
在后世，电视和网络是主要的宣传工具，而在民国时期，报纸和杂志这种纸媒才是重点。
新文学内部的分化已经不可避免，内战早已开始，那么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尤为重要，这就是在争夺话语权。
无论是鲁讯还是胡拾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接下来是新文学刊物繁荣发展的时期。
为了抢占先机，《新月》杂志才要在年底发行。
林子轩翻了翻这一批的稿子，可以看得出徐至摩费了不少心思，创刊号一定要打响名头，那么就需要有份量的稿子。
这个份量既指稿子的质量，也指写稿子的人具有的名望。
第一篇是胡拾的稿子，内容是他对古诗的研究，最后不免提到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这也是他“整理国故”的中心思想。
原本这类稿子都会刊登在北大的《国学季刊》上。
《国学季刊》是北京大学于1923年出版发行的一种研究国学的学术性刊物。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这是胡拾对于“国学”的解释。
第二篇是闻易多的稿子，是一篇诗歌评论，讲的是《律诗的研究》。
这是新月社诗歌的一个发展方向，那就是提倡新诗要进行格律化。
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自从新诗发展起来之后，很多诗人写起了“自由诗体”。
所谓自由诗体和后世的口水诗类似，写的太过随意，没有诗歌应该有的优美。
闻易多在《律诗的研究》中提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绘画美。
此时的闻易多还在美国留学，他是1922年7月前往美国，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进行学习。
在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时，他更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对诗歌的酷爱。
第三篇是林子轩的诗歌，就是那首《再见，康桥》。
徐至摩觉得这首诗歌最能展现新月社的诗歌主张，也就是音乐美和绘画美。
整首诗歌带着柔美幽怨的意境，清新飘逸的风格，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者的形式糅合起来，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
而且，这首诗歌还没有在国内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
他在征求了林子轩和林徽茵的意见后，就把这首诗放在了《新月》杂志的创刊号上。
第四篇是徐至摩自己写的两首诗，这是他擅长的领域，诗作极具浪漫主义色彩。
接下来是闻易多的《红烛》，这是他在1923年9月份出版的诗集《红烛》中的一首诗。
还有陈愿的一篇文学评论，此人在1912年留学英国，在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22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
他和胡拾是一个阵营的人物。
林子轩最后还看到一首林徽茵的诗歌，写了一位少女在秋日的遐想，有点模仿西方诗歌的意味，带着伤感和忧愁。
这绝对是徐至摩为了讨好林徽茵徇私的结果。
不过林子轩没有说什么，一本纯文学杂志有一位女诗人能够吸引男读者的注意，销量也会好上很多，他甚至有了主推林徽茵的打算。
正如文学研究会的庐音和谢冰欣一样。
庐音虽然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但她的小说风格和创造社接近，擅长写作感情色彩浓烈的抒情小说。
文学研究会讲求写实主义，创造社则推崇浪漫主义。
冰欣同样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并在《晨报》和《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多篇诗歌和小说，引起文坛瞩目。
这个时代的女作家本来就不多，这三位都是福建人，所以被称为“闽中三才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