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轩最终还是决定见一见扎米亚京。
反正他以后不会来苏联了，也不依靠苏联的救济金生活，没必要顾虑太多，想的越多越办不成事，有时候就是自己吓自己。
难道苏联当局会因为他见了一位颠覆分子就把他关押起来么？
这显然不可能，他是外国人，会升级为外交事件，把事情闹大。
而且，他想取得扎米亚京作品中文版的授权，让扎米亚京的小说在中国出版。
扎米亚京能成为彼得堡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著名作家，自然不是浪得虚名之辈，他的小说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此时的扎米亚京并没有停止写作，而是继续创作。
虽然遭受迫害，却也有极少的出版社支持他，试图出版他的书籍。
但无一例外的遭到了失败，任何想要发表他作品的出版社都会受到严厉的批评。
他的书籍在学校图书馆被严禁外借。
他是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的编委会成员，这家出版社冒着风险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
他依靠在出版社对青年作家的作品做校对工作获得微薄的收入。
其实，他只要认真检讨，承认错误，再写几部讴歌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小说，以他在苏联文学界的地位，想要重回巅峰并不是难事。
不过，他是一个“凭良心又不按命令写作”的人，他不认为自己有错。
林子轩带着蒋京国来到扎米亚京的住处，他是以上海万象书局的名义前来，想和扎米亚京谈谈中文出版的问题。
和这个时代大部分苏联知识分子类似，扎米亚京的生活颇为潦倒。
他四十多岁，和妻子住在一间不太宽敞的房间里，家里陈设简单，身上衣衫破旧。
扎米亚京曾经在英国生活过，还用英文写过小说，在交流上没有问题。
刚开始他极为警惕，声称自己没有在国外出版小说的打算，直到林子轩说了自己作家的身份后才让他放松下来。
只是，他还是不知道林子轩是谁，写过什么作品。
林子轩的小说和报道不可能出现在苏联的报刊上，除非是苏联需要批判林子轩的时候才会大篇幅的报道他。
扎米亚京觉得林子轩说的不像是假话，或许认为政府不至于用一个中国人来诱骗他。
接下来的交流轻松不少。
他不承认《我们》这部小说是讽刺苏联当局，他想表达的是对未来的一种担忧，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而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时期的苏联虽然有着诸多问题，却还没有到那种抹杀一切个性的地步。
扎米亚京给林子轩讲了一个故事。
一只公鸡有个坏习惯，它每天清晨都要比别的公鸡早叫上一个小时，这让公鸡的主人很尴尬，于是，那位主人只好砍掉了那只公鸡的头。
“我就是那只有坏习惯的公鸡。”他自嘲的说道，“我的小说提出的问题太早了。”
但扎米亚京并不后悔。
他不认为自己有错，他写小说揭露苏联当前存在的弊端，是因为他爱这个国家，想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这是作家的责任。
那些只知道赞美的作家不是为了国家好，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
正如德国作家格拉斯所说：作家是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写作的人。
扎米亚京对林子轩想要出版他的小说没有意见，很痛快的写了授权书，他不认为自己的小说在中国会受欢迎。
通过苏联的报纸，他看到中国和苏联一样都处在一场大革命之中。
他经历过那样的时代，知道在那种狂热的氛围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既然你在苏联受到不公正待遇，你想过离开这个国家么？”最后，林子轩询问道。
“我想还可以等待下去。”沉默片刻，扎米亚京如此回答道。
他在等待国内形势的好转，等待被理解的那一天。
他没有拒绝林子轩留下的卢布，作为中文版书籍的稿费，他需要金钱来改善生活，可以到黑市上购买食物等生活必需品。
扎米亚京并没有等待多久。
1931年，在国内走投无路的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申请被驱逐出苏联。
在这封信的开头他自称是“一个被判处极刑的人”，他诉说了自己在国内的遭遇，处在被全面封杀的状态，被人恶意的攻击和抹黑，甚至是妖魔化。
在信件的结尾处，他说：“我申请和妻子一同出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这里我作为一个作家走投无路，在这里我作为一个作家被判处了死刑。”
他仍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
在高尔基的帮助下，扎米亚京最终离开了苏联，定居在巴黎。
在回去的路上，林子轩进行了反思，文学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作家？
作为一位穿越者，作为一位依靠抄袭成名的伪作家，他要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是就这样混上一辈子，还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他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穿越以来，他就不断的成长，思想在不断的变化。
刚穿越的时候，他只想一个人过着舒服的日子，不去理会别人的死活，所以他抄袭的无所顾忌，以赚钱和出名为最终目的。
后来，他认同了自己的出身，承担起家族的责任，就收敛不少。
他树立自身的形象，维护家族的利益，成为上海有名的士绅，参与到上海的发展中来。
此时此刻，在莫斯科，在远离中国的地方，他开始思考未来的道路。
与此同时，苏联的马克思理论研究室的理论家们做出了决定，不承认林子轩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
他们认为这个论断并不科学，没有理论依据，只是一位无党派人士的突发奇想。
这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地方。
在他们心中，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应该由苏联的理论家来划分，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人。
他们把文件归档，就此放下了这件事。
林子轩的名字和这些文件一起成为了尘封的档案。
这充分表明了苏联国内在这一时期的自大倾向，他们觉得自己的革命获得成功，就开始对其他国家的革命指手画脚，认为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应该听从苏联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