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8 内情

九月五日,成都少城公园人山人海,旗帜飘扬。四川各界代表和老百姓,自发前来送他们的子弟兵出川抗战。

刘湘、邓锡侯等人先后讲话,轮到唐式遵发言时,他一把推开麦克风,全凭嗓子大吼:“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本人近日作诗一首,以表抗战之决心: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啪啪啪啪啪!”

公园内掌声如雷,数万军民热血沸腾。

周赫煊仿佛在看一场悲壮的滑稽戏,今天在场的诸多川军将领,虽然表现得慷慨壮烈,却一个个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就拿以诗明智的唐式遵来说,此君绰号“唐瘟猪”,在川内跟范绍增齐名。一个唐瘟猪(笨猪),一个范哈儿(傻儿),连起来就是“瘟猪不瘟,哈儿不哈”。

唐式遵和刘湘有近二十年的交情,被视为刘湘的绝对支持者。但当刘湘在前线病重之时,他立即跟老蒋勾结起来,想要挤掉刘湘心腹潘文华,谋夺川军的军事指挥大权。

唐式遵如此,而刘湘呢?

往往我们在谈川军的时候,总免不了为尊者讳,把刘湘的形象描绘得伟光正。事实上,刘湘在抗战中的小动作也很多,比如为了继续掌控川军,暗中联合宋哲元和韩复榘以制衡老蒋。

韩复榘之所以被老蒋当靶子杀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跟刘湘有勾结。

当时由于老蒋的手段过于狠毒,把各路川军搞得分崩离析,刘湘被逼急了只能选择反抗。刘湘的计划是:川军封闭入川要道,不让老蒋率部进川。韩复榘率部撤至南阳、襄樊和汉中一带,而宋哲元退守潼关以西,三方势力联名通电倒蒋。

这些都被老蒋看在眼里,于是,刘湘被软禁,韩复榘被枪毙,宋哲元被撤职。

幸好刘湘在关键时候病死了,否则后果难以想象,抗战形势必然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以至于在刘湘病逝之后,中央军高层一边沉痛哀悼,一边欢欣鼓舞。他们认为刘湘一死,则抗战可胜,刘湘活着才是抗战最大的麻烦。

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原话说:“近日刘湘作古,正是天意给国人留下生机。”

在川军抗战之初,刘湘并没有亲自出川指挥,他必须先安定好后方。老蒋为了逼刘湘离开老巢,即把川军两个集团军调离建制,吓得刘湘赶紧飞去南京,要求担任第七站区司令长官。

当时刘湘已经病入膏肓,秘书长邓汉祥劝他安心养病,不要亲赴前线。

刘湘是这样回答的:“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不甚光彩,今天有了抗战的机会,不能不尽力报国,争取个人在历史上的篇幅。而且我这次调出去的军队,约占全部半数以上。如果我不亲自去指挥,不到半年就会被老蒋分化消灭了。”

在关于川军的史料中,往往只提到前半句,而省略了后半句。

刘湘这种进退维艰的局面,早在几年前就注定了。因为他这个“四川王”,不是靠自己实力当上的,而是老蒋有意安排扶持的。没有老蒋的支持,就没有“四川王”刘湘。

一二八事变之后,常凯申就意识到中日两国必有一战,于是谋划着打造“川黔陕抗战大后方”。

当时刘湘虽然打败了刘文辉,却没能力灭掉其他小军阀,他无力登上“四川王”宝座,只能勉强当一个“川军盟主”。邓锡侯、潘文华、王瓒绪等人,虽然名义上属于刘湘麾下,却有自己独立的防区,并统揽防区内的军政事务。

四川的大小军阀,在各自防区滥发纸币,用当时的话来讲,这种行为“影响之大,十倍于匪祸”。

四川财政早在1934年就崩溃了,刘湘只能请求老蒋帮忙。

老蒋趁机介入四川军政事务,以中央大义和强大武力做后盾,打破四川军阀的防区制,把刘湘捧上了“四川王”宝座。并以中央行政命令,整顿四川金融,统一四川币制和税务——这就是四川部分工商税需要上缴中央的原因所在。

川军先天不足,说起来就一个字:穷!

穷代表弱,代表没补给、没武器,只能任人欺负。

换成财大气粗的粤系和桂系,老蒋就绝对不敢轻易打散他们的编制,因为人家粤军和桂军枪硬炮粗。

川军派系林立,老蒋能扶起来一个四川王,当然能扶起来第二个。所以刘湘病重的消息传出,川军的前线和后方同时有人跳反,前线唐式遵搞事,后方王瓒绪搞事,都想着在刘湘死后自己能上位。

这就是军阀,这就是政治,光明背后总是藏着阴影。

四川军阀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在于,他们虽然明争暗斗,但打起鬼子来绝不含糊。大部分的川军将领,包括范哈儿这种人,都是用尽全力在抗日,不知保存实力为何物,绝少有临阵脱逃或投敌当汉奸者。

刘湘即便被老蒋坑到死,留下的遗言也是:“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到此时,刘湘才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川军领袖,成为数十万川军集体认可的精神领袖。就连一向亲近老蒋、敌视刘湘的杨森,也强烈要求为刘湘举行国葬。

这些川军被欺负惨了,现在总司令也死了,全都变成没娘的孩子,全都变成了哀兵,必须用日寇的鲜血来洗刷耻辱。在刘湘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前线川军每天都要同声朗诵刘湘遗言,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他们只剩下死战报国这一条路。

中央和四川的弯弯绕绕太多,周赫煊不想掺和,也无力掺和。等东路和北路川军誓师出发后,他便默默返回重庆,终于等来了七七事变后的第一个好消息。

开办磺胺药厂所需的机器设备,以及随行的十六个英国佬,已经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这些人在广州登陆,走粤汉线至汉口,再转乘江轮逆流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