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泉，在我们村子的西北方，位于在大山腹地，距离我们村子大概能有二十多里地。那里的地势，也就是那里的海拔，大概能比我们村高出几十米，当然了，这个不是准确数据，这是我自己的凭感觉目测出来的。据我父亲说，玫瑰泉在没开挖之前，是一个直径只有三四米宽的水坑，坑里的水也不深，也就一米多的样子，最底部呈锥形，有个泉眼儿，一年四季往外冒水，水从坑里溢出来顺着山梁又流到山下。
在我太爷带着全家搬迁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介绍过我们这个村子，现在再说一下，让各位更加明了那个玫瑰泉到底在哪个位置。
我们村子北边是座大山，属于太行山余脉，我们叫它凤凰山，听说古时候山上落过凤凰；村子东边是条小溪，里面有小鱼小虾小螃蟹，这条小溪的水，就是打玫瑰泉那个泉眼里流下来的；村子西北边也是座山，是座土石参杂的小土山，方圆不大、也不高，我们过去叫它“小孤山”，小时候父亲还带着我到那里抓过蝎子，现在，它叫做什么，什么“凤凰山公墓”，各位想不到吧，这么煞风景，原本那里鸟语花香的，现在可好，成了放骨灰盒的地方。说起来，这要怪都怪陈瞎子那老家伙，他说小孤山那里风水极好，跟旁边明朝潞王坟冢风水有一拼，说的还一套一套儿的，怎么说来着“头枕凤凰山，脚蹬老龙潭，左手端着金灯寺，右手挟着老道井。”我看这老家伙净扯蛋了，你们别觉得我对老前辈不敬，等写到我出生的时候，你们就这知道这老家伙有多扯蛋了。
言归正传。玫瑰泉就在小孤山的北边儿，大概有八九里地。我一直怀疑陈瞎子说的那个“老龙潭”就是这个玫瑰泉，只是方位有点儿不太对。
我们这里过去叫“北站区”，改名以后为啥叫“凤泉区”，就因为凤凰山、玫瑰泉。
因为旱情，乡上干部打算把那只泉眼挖开，在他们认为，挖开泉眼水流就会增加，到时候山下这些村子就能用泉水浇地了，这么做算是件造福百姓的好事儿。
当时挖泉眼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些成份不好的九类分子，啥是九类分子，也就是当时挨批斗的对象共分九类，这些人总称九类分子，分别为：地主、富农、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排在第九，也称“臭老九”。
这些九类分子年龄大的、干不动重活儿的，就让他们的子女顶上，能干动的，自己顶上，一开始，那里就跟个劳动改造的劳改场差不多。
我父亲跟王思河两个很不幸，都被派到了那里挖泉眼，他们等于是给自己父母顶缸的。
刚到那里的时候，吃的住的啥都没有，一半人挖泉眼儿，一半人盖房子盖食堂，中午饭都是自己从家里带去的，到了晚上，还得跑上几十里地回家睡觉，等到第二天，天不亮又得起来爬山上工。
几个月后，房子盖好了，食堂也建了起来，条件大为改善，不过，在深山里盖房子可想而知，哪儿的山势平坦往哪儿盖，因为人多，围绕着玫瑰泉附近盖了很多房子，不过就没有哪两座房子是挨着的，盖的是东一座西一座，那感觉就跟陕北民歌里唱的差不多：咱见了个面面容易，拉话话儿难，一个在那山上，一个在那沟，咱拉不上那话话儿，哎呀，招一招手……
我父亲跟王思河所在的宿舍，距离他们的食堂能有二里地，距离那个泉眼也有二三里地，在他们宿舍对面山头上也有一座宿舍，看着不远，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沟，喊叫声听不到，只能看到，就跟那山歌里唱的一样。
当时作业条件极差，几乎全靠人力，大锤、钢錾、也有炸药，不过但是他们没那种水底爆破的技术，也没有现在的电子爆破，导火线放水里就湿了，后来有人出了个点子，用朔料布包着炸药跟导火线，不过他们不知道导火线燃烧也需要氧气，到水里没了氧气，一会儿就灭了。后来又有人出点子，弄根竹竿，把竹竿中间的关节打通，导火线放进去，竹竿一头跟雷管炸药紧紧包一块儿捅进泉眼里，就这样，爆破的成功几率也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
那时候，没有人把这些“九类分子”当人看，再加上作业条件简陋，都是当牛马使的，每天都是累死累活。
又过了能有俩月，我父亲跟王思河因为表现不好，不老实，被他们挖坑的突击队队长扔给了后勤部。后勤部是干啥的呢，干杂活儿的，啥都干，厕所挑大粪的事儿也是他们的，除了干杂活儿，他们还负责修理挖坑用坏掉的工具，跟着一个老铁匠抡锤打铁，主要是打造钢錾铁锤啥的。我父亲跟王思河成了老铁匠的徒弟，从老铁匠那里学了全套的打铁手艺。
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
我奶奶知道我父亲成了老铁匠的徒弟以后，很郁闷，总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从黄花大仙篮子里拿出来的那个，拿铁锤抓青龙的陶瓷娃娃，原来是个打铁的？
在我父亲两个所住的那间房子里面，大概住着十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臭老九”，叫个什么来着，我父亲跟我说过好几遍，我总是记不住，好像叫个张肃，过去是我们市里一所高校的副校长，知识分子臭老九，也给弄这里了。
这个臭老九不但有学问，还懂乐理、识简谱，当时那时候流行吹口琴、拉手风琴。这小老头儿带眼儿的就能吹响，带弦儿的就能拉响。
小老头儿给下放到这里以后，随声带着几样乐器，口琴、横笛，还有他最钟爱的是二胡。老头儿最喜欢吃过晚饭，跑山梁上拉瞎子阿炳要饭时拉的《二泉映月》，略带萧瑟的二胡弦音从山梁上传下来，回荡在夜幕的山谷里，听上去分外悲壮凄凉，就好像这位落魄的老校长在对大山倾述着啥。
听了几次二胡，我父亲跟王思河又喜欢上了音乐，跑去找老头儿求教，老头儿本来就是个大公无私的“园丁”，见我父亲两个求学若渴，当即倾囊相授。老头儿临走时，还把自己心爱的二胡跟一本弦谱送给了我父亲。
打铁，拉二胡，一转眼，我父亲在玫瑰泉已经呆了一年。
1968年，红卫兵闹剧愈演愈烈，尾大难掉，各地出现夺权现象，也就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造反”，有推翻政府的势头，这个，可能是被人暗中指使和利用了。这时候中央有了危机感，必要把这些年青人安置下来，要不然将来会更难控住。当即下达文件，让学生返回学校、工人返回工厂，但是收效果甚微。年底，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文章一出，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曾经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了。就像洪水，这算是给他们分流了。
1969年，刚刚过了年，一大批知青来到了我们这里，据我父亲说，光我们村子就有几十个，哪儿的人都有。当时他们过来的时候，上边给他们分配过来一批为数可观的口粮，我们村生产队的大队长，也就是村长，很有头脑，拿着这些口粮没给这些知青，倒手给他们盖了座“知青楼”，两层高的楼房，还是砖房，在那时候，这楼相当不错了。说我们这个村长有头脑，因为后来这些知青走了以后，这楼留在了我们村子里，啥都能带走，楼他们带不走。后来给村干部做了办公楼，一直沿用到现在。（前年，也就是2013年，也或者是2012年，因为什么“新农村规划”啥的，这座楼房被迫拆了一大半儿，不过每次看到它，总给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我这时候……我咋觉得我好像在里面住过似的，也好像跟过去住在里面的人有啥关系似的，咋这么奇怪呢，等把这章写完了，我问问我妈去。）
我们村总共下放了三批知青，这批知青下放过来以后，其中有一个漂亮女生，十八九岁的样子，进村就打听，贾富乾家住哪儿。
我父亲这时候，正跟着他师傅和王思河，三个人热火朝天打铁呢。
说来也奇怪，这玫瑰泉都挖了一年多了，泉眼也挖开了，但是从里面流出的水还是那么大，你挖的再深，它也不会像喷泉似的往外喷。
上边的领导呢，就一句话，挖，接着挖。
这时候，我父亲早就不用晚上回家吃饭睡觉了，二十四小时呆在这里。那时他们这些年轻人也没啥娱乐项目，城里有玩矿石收音机的，不过，这奢侈品可不是山里年轻人能玩儿的。每天晚上，我父亲两个就拿上小老头儿的二胡笛子跑到山梁上，胡笛合奏，又吹又拉，置身大山，乐不思蜀。
冬天过去，春天就来了，这时候距离知青下乡已经过去了四个月。
有这么一天下午，王思河突然跟我父亲说，泉眼那里又来了几个新人，听说是些下放学生，现在咱村里有好多下放学生。
我父亲听了也没在意，这跟他有啥关系，继续干他的活儿。晚上，到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王思河给我父亲指了指，“那几个就是今天下午刚来的下放学生。”
我父亲扭头朝王思河所指的方向看了看，几个人已经打过饭离开了，只看到他们的背影，总共七个人，四男三女，除了衣服比这里的人穿的好点儿，也没啥。
吃过饭，我父亲两个人照例爬到山梁上拉二胡，就在两个人迎着和煦的晚风，吹拉弹唱，完全沉浸在音乐当中的时候，身边突然传来一个女孩儿气急败坏的声音：“你到底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