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人暂时并没有对我怎么样，我每天做着自己的事情，刘英再也没有为难过我，有时候在路上碰了面，还会同我聊几句话。写字楼的其他文员，和他们少有直接接触。那边有一个跟单员，瘦瘦的，长得一副苦瓜脸，一看就觉得她是苦命的女人。这个人每天是必须到生产部办公室的，因为一些生产的任务要下达。不过每次来的时候，她都是找经理的，当然大多数时候经理都不在，只有我一个人守着办公室。她每次来的时候，象征性地敲一下门，然后推门进来，也不和我说话，把生产通知单放到经理的办公桌上就出去。似乎经理在座位上的时候，她也很少说放话的，经理问她一句她就说一句。与这个人没有太多的接触，不知道她是本来话少，还是因为自命清高，懒得搭理我们这些部门的人。写字楼二楼文控室的两个文员，都是好人。我做助理的时候，对工厂的文件并不熟悉，但是很多工程资料都得经我的手下发到各条生产线。她们两个人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查找文件，更新文件。在我短暂每次在的助理生涯中，与这两个文员接触最多，电脑方面有不懂的，我也会去请教她们。只是在公司规定的不许开空调的时间段去她们那儿太热了。二楼是太阳升起来就能照射到的地方，文控室的空间小，窗户也小，屋里面连一把风扇都没有。不开空调的时候，里面就像一个蒸笼。每次进去的时候衣服是干爽的，出来的时候后背就湿润了。如果工厂没有开空调的时间段限制，我倒喜欢在文控室里面同那两个女孩子聊天。文控室里面的两个女孩子，大一点的那个我忘记她的名字了，只记得她瘦得皮包骨，鼻子上还架着一副眼镜。小一点的那个是个小不点，才十七八岁，她告诉我，自己以前也是生产一线的员工，后来提拔上去做文控的。因为经历相似，所以她特别喜欢同我说话。那个小女孩子挺单纯，善良，不知道如今她是什么样子了。展顺厂的牛人，当然就是周小梅，还有一个财务文员阿敏，这两个人都是周姑娘身边的红人，当然比别人的面子大，不过我很少与她们接触。
做助理，要做的全是杂七杂八的事情。不过一天要做正事的时间少，很多时候，我就坐在办公室里面练习制表。电脑的键盘太旧了，像死猪一般，用起来特别费力气。很希望换一个好一点的键盘，可是这个老爷级的键盘还能动，在它没有死掉之前，我不能申请购买新的。所以，也只能和这个老爷级的键盘玩儿了。不过，这个键盘倒是帮了我。短短几天时间，白天在办公室里面专机练习，晚上去培训中心听课，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路子，我的电脑水平进步还挺快的。除了打字的速度还没有提上来，软件应用倒是还能免强应付过了。
这天上午上班没有多久，就见国民党压着正在哭鼻子的玲玲来办公室了。他是把玲玲压过来找经理的。从经理与他们两人的对话中，我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这几天，玲玲一直在剥线，按常规，剥线和浸锡的工人是换着工作的，在前面我已经提到了。可是这个刘助理不知道是忘记了安排这件事情，还是故意要刁难玲玲，连续几天，其它两台剥线机的人员运作都没有出问题，就玲玲操作的这台不换人。玲玲其实是一个很老实的女孩子，头几天她都在坚持。坚持了好几天，想必手也难受死了，早晨见刘助理还不找人来替换她，就在车间里面大声叫了起来，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刘助理安排不当引起的，但是她却仗着自己是助理，恶人先告状，把玲玲告到了国民党那儿，说玲玲不服从工作安排，顶撞管理。国民党当然是为着自己手下的狗儿们说话，不帮工人说话了。算起来玲玲也是河南人，还是他的老乡呢，他却故意要整她。他对经理说，玲玲虽然连续剥了几天线，但是她的产量始终是最低的，说她上班老是偷懒，故意放慢速度，还说早就该惩罚一下这个员工，以示天下了。本来国民党不这样胡乱说一番，事情也许就过去了，经理顶多也只是从中调解一下，让玲玲回车间干活去算了，可是经国民党这样一说，经理就说，工作不积极的员工，那是要受惩罚的，因为我们吃了展顺的饭，拿了展顺的工资，就得为展顺干活。国民党说要记玲玲大过一次，说着就从我的办公桌里面找到了一张空白的罚款通知单，鬼画桃符地写了几个字上去，让经理签字。记大过罚款的数额可是五十块呀！经理拿着国民党写的罚款通知单看了看，皱了皱眉头，然后玲玲说：“你工作不认真，肯定是要受罚的。不过，”他转向国民党说：“你罚她五十太多了，我们的工人，底薪也才三百多，五十块是几天的工资。这样吧，大过就不记了，但是小过得记一个，你重新写一张罚款通知单给我签字。”一听说罚款还得罚，只是数额小了一点，国民党的愿望也算满足了，他重新拿了一张罚款通知单写过了，交到经理手上。经理签了字，把罚款通知单放到我的桌上，对我说：“这件事情你打一张公告，贴在生产部公告栏，罚款通知单交到刘英那儿去。”事情就这样决定了。看着玲玲走出办公室，我的心里特别难受。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她是同我一天进厂的同事，我们曾经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在前加工段做着最辛苦的事情。可是现在，让我把她挨罚款的事情告之于众，我还真是于心不忍。但是，领导做出了决定的事情，我当然没有办法改变，我也只是一个服从命令的小角色，就算我不贴公告出去，罚款单签了字，人事部那边就一定会从她的工资里面扣掉这笔钱。我拿着罚款通知单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打印出了公告，交给经理签了字，贴到了生产部公告板上。贴公告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我没有提拔上来，或许今天挨罚款的人里面，除了玲玲以外，还有我。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永远就是任人宰割，自己却没有说话的份儿。
贴完了公告回到办公室，刘英就打电话给我了，她问我：“你们这边是不是有一张罚款通知单呀，快送过来给我归档。”刘英这样快就知道了消息？自己部门产生了罚款通知单，经理当然不会去通知人事部的，肯定是国民党打电话给刘英了。开了罚款单出去，还生怕写字楼那边不知道，非得打个电话过去告诉他们，以为自己有权开罚款单就有多了不起呀？或许有一天，当他流落街头的时候，比玲玲还不如呢！我把罚款通知单送到了刘英那儿。见我过去，刘英对我说：“还有一件事情，你的出勤表上，怎么算少了一个人？”我告诉她，我没有算少，我按各条拉交上来的表单统计数据，再写单给她的。她说：“这就怪了，明明生产部现在有一百三十四个人，每天你统计出来的总人数，上班的，请假的加起来，只有一百三十三个。”我说：“我回去以后查一下拉长们写的出勤表核实一下，再给你电话吧。”我还是怕自己算错了。
回到办公室，我算了几遍，我统计的数据没错，打电话给刘英说明了一下。刘英说：“我过来，我们俩去生产线点人数吧。”很快她就过来了。我们逐条拉清点了人数，回办公室核对，查了一会儿，刘英似乎想起了一件事情，对我说：“前加工段有一个工伤的，他们这几天都没有上报。”工伤的？我接任助理以后，都没有听说过谁工伤了。我问刘英：“工伤的人是谁呀？”刘英的记性还真好，她说：“我进厂以后，这还是第一起工伤，就是那个李小山。他还没有好，这个刘助理也真是过份，人家还在厂里面，只是没有来上班，她也不把这个人算进去。”原来李小山还在，没有来上班，当然是伤没有好。我想：什么时候见了他，得问候他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