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啊，那你说吧，你有什么事？”。
“我是安徽的，我叫张国强。上个月和一个朋友来这边做生意，后来，东西让几个当兵的抢了，朋友也被他们关了，我人生地不熟，也不会这边的话，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就想翻山走回国去。现在实在走不动了，求你开个门，让我歇歇脚”。
这套说辞是白天想好的，我必须要介绍自己，可又不能实话实说，只能编个故事应付。至于说东西是被当兵的抢去的，是为了获取共鸣，而用蜘蛛的名字，除了这个名字自己不会叫错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意思，我自己也不明白。
“大姐，我和你说啊，我昨天晚上就来了，我还拿了你们的衣服，偷吃了东西。求大姐原谅，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这么做的，我真不是坏人”。我接着补充道。
门终于开了，我在她们的警惕中慢慢走进屋子。
“你来做什么生意？”大姐紧跟着问道。
“来收药材的”。我不清楚从哪里得知越南有药材的概念，也许是蜘蛛喋喋不休之间传给我的。
“安徽的跑这么远来买药材？”大姐怀疑不减。
“是啊，我那朋友是广西的，他们家有亲戚在这边好多年了，他带我来的”我需要尽快解释过去，如果她们继续盘问，撑不了多久就会露馅的。
年老的妇人拿来一条长凳，其实就是一段树干钉了四条腿。
我坐了下来，抬头面对的依旧是四只怀疑的眼睛。
“阿姨，你看：我身上的衣服就是你们家的，是我偷的”我想利用“坦白从宽”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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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的气氛逐渐退去，局面缓和了下来。
她们俩也终于在另一条凳子上和我面对面坐了下来。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里，我掌握了她们家的大致信息：
年老的是夫妻，都是50岁出头，来越南快三十年了，在一个镇子上有自家的店面和房子。依靠忠厚勤劳，生意算不上好，一家人的生计却有保障。老家是广西的，会说家乡话和越南话，但不会普通话。
年轻的是女儿，二十三、四岁，叫潘梅。来越南才一年多，以前都在广西，由那边的亲戚照顾，会普通话，勉强能懂越南话，但不大会说。
在她们讲述时，我不时提及自己的情况，多半是家乡的一些真实信息，这样有利于双方的信任。其实这会儿，信任已经无需担心，因为她们很快被我的惨状转移了注意。
她们打来了水，挑了套衣服给我，大姐生起了灶火，稍有忙碌后就和阿姨躲到一片茅草隔墙里边去了。
我迅速擦拭了身子，换好了衣服，正苦于没鞋子，阿姨拿了一双旧布鞋出来了，放下鞋子的那一刻，注意到了我脚上的创伤，连连惊叹了几声，又边说边比划，意思是让我坐着别动。
一会儿，大姐拿了两块布条出来，白色的，很接近纱布的那种。蹲下身来，用毛巾轻轻拭去血水，然后用布条认真的包裹起来，等处理完毕，鞋子是穿不下了，就当做拖鞋半趿着。阿姨已经把饭菜热好了端到了简易的桌上，饭是稀饭，菜是半碗青菜，许是门口地里种的。
幸福就这样很快将我包围：干爽的衣服、热腾腾的稀饭连同脚上细致的包裹顿时让我周身泛起暖意，而后形成暖流传遍每一个毛孔。这是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温暖，是能够令人忘却一切、别无所求的满足。
我在饱暖之后，连声道谢。其实很想问问老头子的情况，但又不便开口，一旦相问，就说明我目睹了上午的事情，就意味着我一直埋伏在她们家边，这一定会影响还很脆弱的互信。
灶台边上的一只陶罐冒出了热气，中药的味道很快弥漫开来。老头没事，这应该可以佐证。我这才安下心来，在阿姨的示意下，在门口边地上的草垫子上躺了下来。这原本是老头睡的，给她们守门的，只是今天不能了。
母女俩拾掇了一番，进到隔墙里去了，很快油灯也灭了。
这夜，真安详。
但猛然的一声惊叫，使我从地面弹了起来。
我冲了进去，阿姨正在摸索着点亮油灯，原来茅草隔墙的背后有木头搭起的床铺，离地约莫一米高，墙壁也都严丝合缝，极像一个不大的卧室。
老头子此时却蜷曲在地下，似乎是摔下来的，头部附近是一滩呕吐物。母女俩好一阵手忙脚乱，我却站在床边不知所措。直到她们想要把老头抬回床上，我才反应过来，赶紧伸手帮忙。
我双手将老头子托起，慢慢放到床上，老头子很轻，微微喘着气，没有一丝反应，顿时让我泛起一阵心酸。
这情形可不太好，我想起有这么一次：班里的一个家伙也是半夜里突然呕吐，送到医务室后，小凌很严肃的反复问他是否摔到过脑袋。这表明呕吐可能和脑袋受伤有所关联，而脑袋受伤，能轻得了？何况是这么枯瘦的老头子。
“我帮你们把他送医院去看看吧？”我向她们建议道。
“要翻过后面两座山才能到镇上。”大姐嘀咕道。
“天亮就差不多能到的，你放心，我背得动，脚也能走”我强调自己能够帮忙，尽管我知道自己万万不能靠近镇上。
“他们才不会给他看病。”大姐说道。
“为什么？”我问。
“我们是中国人啊。”大姐说。
“你不知道的，从半年前开始，越南人越来越恨我们，恨所有的中国人。几乎是见到就抢，就打，很多人都被赶回国了，爸爸舍不得店面和房子，又不能住在镇上，就躲到这山上来了。”见我疑惑，大姐慢慢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