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家里也正吃着早饭，饭桌上除了妻子黄仲玉外，还有已故前妻王昭所生的次子无忌，黄仲玉所生的长女威廉、三子柏龄。这和杨家一样是五口人，不同的是，无忌十九，威廉十三，最小的柏龄也有十一岁，这么大的孩子都懂事。食不言寝不语，一家人安静的吃饭，不过一夜未睡的蔡元培明显没有食欲，只吃了两口就回书房看书去了。
杨锐这个总理一辞职，内阁解散后他这个学部尚书也当不成了，而稽疑院代表又屡次对各党派提交的总理候选人做弃权处理，使得政府一直由虞辉祖、谢缵泰为首的看守内阁管理。虽然，辞职以自清的行为在他看来是对这个国家不负责任的表现，但却没有多少人指责这种行为，反倒是几乎所有人把矛头指向他，认为是他想坐总理的位置，所以用‘拿破仑第二、王莽第二’之语逼走了杨锐。他是整个事件的责任人。
杨锐辞职的次日帝国日报就给他封了一个‘当世东林党’的外号，并认为总理真想篡权的话，开国那会就做了，何必等到以后。帝国日报是大报，所以算是客气的，一些追求发行量的小报则把他以前的往事翻了出来。着重说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拒俄时他根本就不想革命，只希望满清能出兵拒俄，这可谓是无识；第二件事是杭州举义后革命军大败于清军，他虽自杀以谢罪，却使得革命军士气大衰，根本没有后来总理那封电报所展现的决断和魄力，这可谓是无能；第三件事便是被俘后他受满清优待，一直苟活到北京光复，此时全国已基本在复兴军掌控之下。他完全是坐享其成，此所谓是无功。
一个无识、无能、无功之人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去指者一个有识、有能、有功之人，报纸上说这是嫉妒功臣、陷害贤良。根本就是小人行径。文人是无良的，特别在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骂的更是毫无顾忌、痛快淋漓，根本就不知道蔡元培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的。
舆论如此，各国的大使也对杨锐辞职表示不安，眼下布尔什维克正在和德国谈判，打算退出战争，而中国远征军因死守巴勒迪克，损失据称接近十万。此刻因为海运不便美*队抵达欧人数不到二十万，德国人却开始从东线抽兵。各国政府都希望中国政局能尽快恢复正常，尽早对欧洲增兵，是以对杨锐辞职从根本上反对。为此，各国学者都对中国现行政体进行论证，认为眼下中国最合适的就是一党独大，开明*；日本人也不知道处于什么原因，居然还邀请杨锐去日本出任总理大臣。
舆论、洋人，两者互相配合间，稽疑院诸多代表也开始表示不满，一些代表公然宣称：民主不能当饭吃。自由不能拌菜炒。现在国家不是实现民主和自由的问题，而是满足温暖和富强的问题。只要能让百姓穿暖、吃饱、有钱、不受欺负，那谁就是中华的圣人。百姓要的是农技员。要的不是东林党。
潮水般的反对和变着法子的诅骂，让蔡元培本就敏感的神经倍受折磨，昨天晚上更有几个激进分子在宅子外扔砖头，他一晚上都没睡好。与杨锐刚刚辞职那会的心情不同，此时蔡元培有一种‘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委屈。
以虞自勋和他讨论的结果看，杨锐是比皇帝还要可怕的独裁者，因为即使是皇帝，也必须遵守君君臣臣的儒家规条、种种祖制。可杨锐完全没有这个顾虑。革命的时候想杀人就杀人，严州的地主、会内的异己分子。都因此死了不少；土地政策说好了只减租的，可后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没出几个钱就把地主的田全给征了，因此抗命而死的人据说有好几万。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手中不但有政权还掌控思想，这就使得他不但是一国之长，还是民众心中的神祗，不但平头百姓信他，读书人也信他。前明太祖朱元璋头上还有一个孔子，在杨锐头上连孔子都没有，长此以往，他只会变成一尊活着的神。
手中拿着一本书，可半天了还没看见去一个字。蔡元培愣神胡思乱想间，妻子黄仲玉进来了，她将泡好的茶放在书桌上，而后从背后靠着他的肩柔声道：“孑民，我们还是回老家吧。”
“哎……”蔡元培将妻子日渐粗糙的手握了起来，很明白她的担心，他道：“以前是为了革命，现在是为了民主，总是要担些风险的……”
“可柏龄他们还小啊，现在学校里的同学都对他们不好……”黄仲玉说了半句就说不下去了，总理辞职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自己的丈夫，蔡府的帮佣去外面卖菜都遭卖菜农户的白眼，孩子就读的学校诸多同学也远离他们，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敌视蔡家，这是她最受不了的。
“等明年，安排他们去沪上读书吧。”蔡元培道，“再过些年就让他们出国留学去，无忌不是要学农业吗，就让他学农；威廉喜欢画画，就让他学艺术吧。还有柏龄，他还太小，先看看他自己喜欢什么了。”
“恩。”听见丈夫都有安排，黄仲玉点了点头，孩子的事情放下后，她又再问道：“你和竟成到底是怎么了？都是以前的革命同志，你们怎么会……”
“你不知道吧，西历上，竟成和我居然是同一天生的，过生日是一起的。你想想，要是两个一样的我却秉承不同的思想，那会怎么样？”蔡元培不想把事情说的那么复杂和危险，只好拿西历生日说事。其实很多时候，他发现自己和杨锐性格上是很相像的，用他最近看的西洋星座术来解释，山羊座的人天生就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而出生在11日的人对等西洋塔罗牌第十一张：正义！
嫉恶如仇、极富正义感和道德感是这一天生人之天性，不过看到这里蔡元培就觉得有些事星座术解释不通，因为杨锐干的很多事情都不符合正义与道德。特别他居然要杀掉全国数百万士绅以获得他们的财产田亩，宁愿死上一亿人也要实现国家富强，这种堪比秦始皇的残暴让人不寒而栗。
背后的妻子不知道蔡元培此时脸色变的极为难看。她听完蔡元培打得比方，稍微放心之后又道：“那你们两个就不能求同存异么。非要闹的这么僵？”
“竟成是国家至上，我是个人至上，我们其实是殊途同归罢了。”蔡元培抚着妻子的手，轻描淡写的阐述他和杨锐分歧，而这时，管家通报有客来访。
“先生无事就好，看了今日的报纸，我担心先生出事便赶来了。”在蔡元培的书房。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由己关切说道。“杨竟成人虽然辞职了，人也离开了京城，可魂却留了下来。*的力量这么强大，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啊。”
“是啊。”蔡元培拿起妻子泡好的茶喝了一口，“礼部这几年都在宣传岷王，宣传忠君爱国，根本就没有宣传民主自由，不但不宣传，还处处遏制。现在竟是成走了，可……”蔡元培说到杨锐辞职。脸上忽然变的有些不好看，“我感觉这一次是我太过操切了，如果能缓上几年。那情况要好得多。”
见蔡元培居然有这种思想，陈由己立马道，“先生，我们势单力薄，民主思想要在中华开花结果，当越早越好，千万不能有与敌妥协之思想。现在稽疑院选不出总理，可等来年春天，总能选出吧。我们当趁热打铁。学部应尽快废除文言文，推广白话文！”
陈由己说的热切。再道：“几道先生、适之、德潜、树人和我都认为：要想传播新思想，必先推行新语言。也就是白话文。须知，语言是世界最后的边界！我们所见、所感、所想、所思，大多都是用语言来表达的，所以说，语言决定认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正为化学、格物有专用的名词一样，每种思想都属于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专用的名词和固有逻辑，这些是表述思想的唯一方式。
礼部章枚叔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才勒令政府、学校不得使用白话文，只能用文言文；可对文字，不管是简体字还是繁体字，礼部向来都不做限定，只求看得懂。
我国历史悠久，从商周开始到现在，文言文可谓一脉相承，这就使得现在的读书人拿起几千年前的古书，只要字认得，那文章大致的意思都能读懂，其蕴含的思想亦能传承。这也就是说，数千年前的思想即便今天也还能轻易获取，这对推行新文化最为不利，只有当大家只用白话文，根本看不懂文言文的时候，旧的思想才能根除，新的思想才能建立，而唯有建立新的思想，民主和科学才能深入人心。”
陈由己不愧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伟人，语言和思想的逻辑联系再也没有比他此番表述更清楚的解释了。正如教士有一套语言体系、麦克思主义有一套语言体系，毛太祖思想有红宝书一样，什么样的信仰，就说什么样的语言，不同时代的文章，文风和用词总是不同的。文字不是文化的关键，语言才是重中之重。是以，正如用红宝书绝对拼凑不出民主自由一样，文言文里面只有等级和*，当然，文言文里面会有其他东西，可为了新文化，谁又在乎呢？
趁着杨锐辞职，礼部章枚叔不当朝，尽快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北大文学院那些提倡新文化年轻人的一致观点。不废除文言文，跟那些老学究拼学识，千百个胡适、刘半农、周树人加起来也不是对手。可把文言文废了，将老学究们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数十年后，当他们这些人牛气冲天坐镇百家讲坛给那些看不懂文言文的文盲科普传统文化时，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宗师、大师，这些头衔更非他们莫属，他们将是新旧交替的一代神人，后面的人只能沿着他们开创的岔路前行。或者说。学识不够却要当学霸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所有人的智商全数拉低，当所有人都进入文化荒漠时。最后看到的那片胡杨林将是他们对森林永久的回忆。
心领神会陈由己所想的蔡元培想了一想，道。“可有人说，废除文言文是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残暴千万倍的之举，这等于是将以前数千年的典籍付之一炬，以后再有没有人看得懂那些东西了。”蔡元培说完又道，“我不是不同意提倡新文化，我只担心废除文言文阻力太大，毕竟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儒生，他们还开着许多私塾。影响力绝对不小。”
“那就先以学校必须公办的名义将那些私塾都解散了，儒学已是死老虎，我们可以倡议‘打到孔家店’，就像日本几十年前做的一样。”陈由己言辞有力，再也没有比当下这种局面更好办事的机会了。
“能发动得起来吗？”蔡元培说道，“马上就是年关了，学校里学生早就放假了吧？”
“学生是放假了，但这些事情可以明年开学后开始。”陈由己道。“即便那时候杨竟成回来了，对此也将无所作为。”
见陈由己说的这么自信，深深了解杨锐的蔡元培却是闭目。好一会才道：“仲甫啊，千万不能小瞧了竟成。他能有今天不光是运气，而在于思想。他和枚叔不一样。他对任何新的东西都是一点就透，就好像…，就好像这些东西他老早以前就知道了一样，其中的缺点优点，一盖尽知。”
“先生，可自由是人的天性，学生又最是反叛、最追求自由，民主或许还有不同说法，可以诡辩。但抨击儒教、提倡自由和科学，他总没话说了吧。”陈由己一脸的不相信。杨竟成能鼓动农民，但对学生。确切的说是对现在的学生，他相信他是无能为力的。
“仲甫，你们千万不要轻敌，你要记住一句话……”蔡元培目光炯炯的看着陈由己，很是严肃，“在竟成身上，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
蔡元培说着奇迹的时候，看着天源果品公司神武六年财务年报的杨锐也对突然出现在沪上的徐锡麟说着奇迹，真是想不到他会冒出来。不过想来也奇怪，秋瑾、蔡元培和他熟悉，自己也特别赏识他，他更独立于复兴会正规系统之外，和事佬由他来做是最好不过的了。
一番客套的徐锡麟坐下后笑道：“竟成是准备在沪上度岁吗？”
“不是，已经托人去买火车票了。一直忙于公务，这次是要回桑梓度岁，除了认祖归宗，仙凤也要葬在老家祖坟。”杨锐把程莐手里的茶接过，客气的放到徐锡麟面前，而后道：“伯荪你不是在北京的么，怎么来了沪上？”
“竟成一走，京里就乱的不成样子，我在怎么坐得住。”急公好义是徐锡麟的禀性，得悉那一日常委会发生了什么之后，他便自告奋勇的来当和事佬。“竟成当日之语初听让人不悦，可细想这里面却无半点私心，只是璇卿和孑民都是理想惯了的人，对这些实话真的是难以接受啊！”
听徐锡麟这样解读秋瑾和蔡元培，杨锐笑道：“璇卿我是理解的，当她发现复兴会和满清在统治本质上豪无差异时，她做出退会的决定我是可以理解的。她这边，只能说她把革命相像的太美好了，其实革命并不是那么美，而是非常的肮脏。
她真的忘记了，人，本应是兽，然后再是人。如果说恶是兽性，那善就是人性。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说过：‘人生就是一匹用善恶丝线织成的布，我们的善行必须受我们过去过失的鞭挞，才不会过分趾高气扬；我们的罪恶有赖于我们的善行把它们掩盖，才不会完全绝望，’
和人一样，复兴会不可能只做好事。如果说掌控政权是复兴会恶行的话，那么在掌权时所推行的那些政策，便是它的善行。善恶之间并无绝对，有的时候更难以区分，真要将复兴会所有的一切都想象的金光灿灿，那就是不切实际了。”
说到这里，杨锐看了凝神细听的徐锡麟一眼，道：“伯荪，其实说真的，我们和同盟会并无本质上的差别。我和孙汶也没有根本的不同。真要说两者存在差异的话，那就是我这个人很怀旧，我爱这个国家从古到今的一切；而孙汶。他爱的是美利坚，恨不得将这个国家碾碎了按照美利坚的模样重铸一次。。
同样的……”杨锐站起身道。“我和孑民的差别也在这里。他觉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已经无药可救了，需要把西洋的民主自由引入。可让人觉得讽刺的是，孑民看西洋民主是善得不能再善的东西，可实际上民主却是一种源于自私的恶。
就像西洋经济学一样，其两大基础之一，便是要所有人都必须是理性的、自私的，只有人人只为自己考虑、不顾别人死活，市场才能正常运转。民主制度才能建立。自私自利并无不对，不管是辛劳所得、还是诈骗所取，谁的钱财都不是大风刮来了，可问题他将一种基于恶的东西当作是善，并且敲锣打鼓要去迎进来，那就非常讽刺了。
他连民主的前提是公民必须理性自私都不知道，就四处宣扬它，而且抨击我独裁*，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智商。我是赞同一定程度上的*，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整个复兴会的*，他反对这种*就是反对整个复兴会，这是我无法接受的。
想想吧！当农会会员、当复兴军战士、当复兴会员。为革命、为国家牺牲的时候，没人说什么人性、说什么民主；可当要苟活的那些人牺牲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跟你说人性、和你谈民主自由。我就想不通，为革命为国家牺牲的烈士就那么的卑贱？！卑贱的连他们的牺牲也常常被说成是一个傻瓜上了当，而活着的坐享其成的人却无比高贵，封了一个校刊就嚷着破坏了言论自由。呵呵，真是欺负死人不会说话。”
积累了大半个月的怨气和怒火慢慢平复，冷峻的言语里，徐锡麟听出了一股悲凉。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可现在坐享胜利的人却拿着人性和民主来给自己标价。这是民主人士的逻辑，但在杨锐这个革命领袖看来。这是极端的不公平——我们当年为革命牺牲的时候，可曾放过半个屁？现在封了一本乱国杂志。就有人喊着侵犯了人权，不尊重人性和民主。
“竟成，璇卿这段时间也在想你那天所说的一切，她说她知道你那些话都是对的，可她就是无法接受这些，所以，她说她还是退出常委会的好，以后只做女届复兴会的会长，督倡督倡女性权益。”徐锡麟把秋瑾的话带到，但还没有说蔡元培就被杨锐打断了。
“你告诉她，要想提高女性的地位，那就必须让女人走出家门，有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要不然女子手里没钱，永远要低三下四。只有她人在常委会，才能在各种决策中保障女子的权益，不然，女人永远被男人压一头。”杨锐道，听闻秋瑾的传话，他心中顿时轻松了不少。
“好，我会转告她的。”徐锡麟道。“孑民那边可就……”他自嘲的一笑，再道：“我和他有些说不通。想来是孑民书读的太杂、想的太多了。”
“伯荪啊，我和孑民真没有什么好说的，虽然以前是战友，可现在我和他不再是同志。”杨锐说到蔡元培声音冰冷了不少，“他，还有他那帮人，继续胡闹下去的话，最好的结局就像俄国那些民主自由分子一样，被沙皇流放西伯利亚，有工资拿、有风景看，权当旅游；最坏的结局就是遇上布尔什维克，全被处决。”
“竟成，不至于如此吧。”这两个结果都不是徐锡麟愿意看到的，所以他很吃惊。
“伯荪，我以前认为社会发展的指向只会是民主，可现在，我才发现我错了。”杨锐道，带着深深的思索，“社会的发展其实总在*和松散之间摇摆。一个*的社会最终会被民主自由分子解构，使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那种自由，可在不具备民主基础的国家，这种民主自由的代价就是社会变得无比松散，处于无政府状态，然后极端强权便趁势崛起了。这种情况就像现在的俄国，没有人能阻止布尔什维克掌权，因为可以阻止的人全被民主自由分子解构了，于是整个俄国开始上演悲剧。我，还有复兴会，不会让发生在俄国的事情在中国上演。”
听着杨锐的述说，徐锡麟忘记和事佬的身份，探究的问。“那什么是民主的基础呢？”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就会嬗变；让文化嬗变到一定程度，政治就会变革。任何打算跳过这一程序、拔苗助长的人都会遭到报应；或者他运气好早死了，但余下的人会替他遭受这种报应。”杨锐大马金刀的坐着，说的斩钉截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