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又有人传说这是死去的冤魂向总理鸣冤所致——清洗被杀的大部分是老实的、一心做事的同志，他们素来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却忽然惨遭横祸，当然会满腹怨气。总理是复兴会之长、又是一国之首，那些冤魂自然要找总理喊冤。总理此时被十几万冤魂拖着围着，不得不安抚众冤魂，自然就醒不来。
神僧y大师的鬼话是越来越多人相信，而且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全国糟此大乱，审判又一直拖着，谁也不知道政府接下来会干什么。其实审判拖着不是政府在拖，而是大理寺没有准备好。这一次国乱，损失最重的是西北、华北、西南诸省，华南、华东一带倒是没那么疯狂，而已经敕令分封地方，则什么也没有发生。
可即便这样，也杀了十五六万人，事后被捕的官员和农会干部大概有一万三千余人，这么多人要审判，大理寺必须从其他地方调人过去，这可不是几天就能完成的。见y大师说是这个原因，次日蔡元培便由督察院提起公诉，于京师大理寺公开受审。
虽然只是蔡元培一人受审。但如何处理政变的基调却由此定下，报纸上对于复兴会的攻击倒是转了方向，开始关注蔡案。其中绝大部分报纸肯定政府此举。认为此为民主之先声，当然也有少数报纸认为这依旧是复兴会的*把戏。公审并不能代表什么任何进步。其中，叫嚣最厉害的就是香港的《民声》报，从五月十五开始该报就放言复兴会已是落后的代表，是要推翻的对象；对蔡案公审，该报更是认为审讯对象发生严重错误，真正该受审的应该是整个复兴会而不仅仅是屠夫蔡元培。
昔年即便是民声杂志，也常常因为经费不足而停刊，而社长刘思复更几乎可以说是饿死的。可现在的晦明学社却是鸟枪换炮——和一干洋人同志搭上线后，总理杜雯，也就是女王同志开始有了花不光的钱，杂志变成报纸不说，还日日出报，且全是大开版面；报社记者则各地蹲点，一旦有什么负面新闻，报纸很快就能次日刊出文章或讥或讽。
蔡元培公审的当日，总理杜雯同志正在办公室接待外宾。
“杜，我想不用我介绍。你就应该认识他们。”外宾们笑意盈盈的看着杜雯，而他们身后站着的则是大名鼎鼎、悬赏万元的陈其美和胡汉民。
“当然认识。”杜雯之前就是从同盟会里退出来的，对于孙汶等人。她以前还抱着一些希望，可现在物是人非，她并不觉得同孙汶等人还有什么作用。“可惜当初与诸君志谈不到一块，现在更是志不同道不合……”
当初在东京退会还不忘要回一块钱会费的女子，现在却鄙夷的说什么志不同道不合，胡汉民当即忍不住站出来。他想反驳时，旁边的陈其美赶紧将他一拉，等于是拦住了他。陈其美笑道：“即使是志不同道不合，可面对复兴会那也是志同道合啊。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杜雯总理仇视杨竟成，我们也仇视杨竟成。那大家自然是朋友了。”
“杜雯同志，只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革命才可能成功。”外宾们在一边很严肃的叮嘱着，“我们的敌人和帝国主义仅仅勾结在一起，你们必须团结才能获胜。”
“是，团结是很重要。可问题是和一门大炮团结能有什么作用？跟着他放屁吗？”杜雯好不斯文的讽刺道，“同盟会除了华兴会那一系有些力量，其他都干了些什么？又能干什么？什么十次十一次革命，一远距离革命家耳！”
虽然杜雯没有指名道姓，可‘大炮’、‘远距离革命家’却是梁启超对孙汶等人的戏称，听闻这个女人当面讽刺忠山先生，胡汉民再也忍不住了，他猛拍了一下桌子，大叫道：“忠山先生再怎么也是革命领袖，岂是你这个女子可以侮辱的？！”
“革命领袖？呵呵。”杜雯大笑，“即便算他是革命领袖，那也是落后的、过时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革命要的是最新式的汽车，而不是老式的汽车。现在的中国已经不需要什么忠山先生，更不需要什么三民主义。因为现在的中国不再是民族革命，现在的中国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是无政府主义。实事求是的说一句，你们想干什么？又能干什么？”
杜雯是无政府主义同志社的总理，势力遍布港澳佛广等地，且有外宾们支持，同志社发展的更为迅速，她确实有不需要中华革命党的理由。胡汉民被她说的面红耳赤，当即就跺脚拉着陈其美退散。他们两人一走，外宾们还没有质问杜雯，杜雯便抢先质问外宾了。“维京斯基同志，你这是想干什么？这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你要我和那个孙大炮合作吗？”
在坐的有两个外宾和一个中国人，俄国人维京斯基、荷兰人马琳以及他们的翻译杨翟明。按照年龄来说马琳才是头头，可接触下来的杜雯以女性敏锐的直觉感知马琳就是个屁，真正的话事者是维京斯基，而且此人极有可能是俄国克格勃成员。
“杜雯同志，我们需要他的武装力量。”维京斯基清了清嗓子，不待马琳出声就说道。“接下来的罢工需要武装力量的配合，短时间内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孙。”
“不行！”杜雯断然否决道。“孙的身边必有不少是东厂暗探。一旦与他们合作，那我们也得跟着他们一起被暴露。罢工是需要武装力量，可这个武装力量是对付那些不愿罢工的工人的。而不是对付英国人的。你把他们拉过来不但不能有所帮助，反而会阻碍行动。”
“那我们怎么办？”这次发问的是外宾们的翻译杨翟明。正是他将无政府主义同志社和第三国际联系在一起的。“前往俄国的同志还在学习，他们一时间是无法回来的。”
“要对付的只是工人而已，找些烂崽即可。”杜雯胸有成竹。“不过这又是一笔费用。”
费用对第三国际来说不是难事，他们之前已支援杜雯上百万元，用于改善办公设施和扩充人员，花了上百万都没有见到效果，现在再花十数万发动一场罢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听闻杜雯所言，维京斯基当即点头。他一点头，马琳也跟着点头。
马琳关切的问道：“杜雯同志，难道他们就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吗？”
“毫无价值，马琳同志。我们不应该将精力和金钱浪费在他们身上。”杜雯答道。
“可我们需要一个掩护！”维京斯基插言道：“现在北京正在审判，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民主的先兆，以孙汶的名义活动将会更好的迎合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口味。你知道的，那些知识分子被杨竟成政府打压得难以度日。我们以民主的名义去资助他们，那么他们大多都不会拒绝，可要是以无政府同志社的名义资助，他们未必会接受。”
掩护之说才是合作的根本。但杜雯却道：“维京斯基同志，你们的方向错了！不要幻想着在大陆组织什么革命团体，或者发动罢工和暴动。这是绝不可能的！至于资助那些知识分子，真的不要太看得起那些小布尔乔亚了，给他们骨头他们就会狗一样的扑上来，这些人一个比一个贱，毫无贞操可言。资助他们真正难办的事情是如何汇款！要知道每一笔银行转账、每一个忽然爆发横财的嘴炮党都会被东厂监控。”
“所以我们要在香港重新办一份报纸，而那些小布尔乔亚们将会不断投稿，而我们给予的稿费则极为优厚，杜雯同志，难道这种收入大陆政府也会干预吗？”维京斯基好奇问道。
“只要超过一定数额。或者说只要去国税局报税，就会引起大陆政府的关注。除非你资助的那些人知名度很低。或者言辞还不算激烈。”杜雯道完又恨恨的道。“同志们，杨竟成*政府其实就是一个半警察政府。我们不能把用于其他地方的做法照搬照套的拿到中国来，这不符合中国国情，犯了主观主义错误。
我们现在最迫切的是要推翻杨竟成政府，或者更具体是推翻这套控制制度，所以我一直说，罢工不但不能帮助我们，反而有害于我们的革命。因为我们要借助帝国主义的力量来迫使杨竟成放弃独裁统治，而一旦统治机制瓦解，那我们就不必在躲在香港。不说资金，就是军火也可以通过走私的办法运入大陆，然后在合适的时候举行暴动……”
颠覆一个统一国家的难道自然高于颠覆历史上的北洋政府。黄埔军校的枪炮经费全得益于第三国际的无私援助，可如今不要说枪炮，便是资金也难以输入大陆。杜雯以前曾醉心于城市武装暴动，并认为可以缴获敌人的武器以武装革命军队，但前些年无政府同志社的挨饿经历让她忽然明白：即便有理想的革命青年都会在饥饿的折磨下大规模退会，更不要说那些毫无理想、并被皇权和迷信浸淫的无产阶级工人。
前年的广州罢工以搞笑结束，更让她明白中国的革命基础是多么的薄弱。一个资金都不能任意输入的国家，军火难道要学复兴会用飞艇补给吗？即便用飞艇，哪里又能作起飞场呢？此时看着第三国际的代表犯自己当初的错误，杜雯居然感觉无比的亲切。
“不行。罢工必须如期举行。”维京斯基摇着头，否定了杜雯的建议，虽然她就此已经强调了无数遍，可第三国际也不能白花钱，特别是现在，第三国际主席季诺耶维奇同志正在和人斗争，他希望看到在新东方战线，有一次针对英国殖民者大规模罢工。
听闻罢工还是必须如期举行，杜雯只得无奈点头，两日后，轰轰烈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正式开始，十数万水手以及其他工人宣布罢工、集体散步。香港一动，广州、沪上，以及各地报纸都竞相报道；只可惜同志社之前被国安局全面清理了一边，没有发起罢工的支点和领导，大陆能做的就是在报纸上以‘支援同胞、抵制压迫’为名，大肆声援香港罢工。
香港和澳门是政府没有收回的两个租界，之所以不收回，杨锐的目的是不想过多介入南洋，以求各国对此安心，对外则宣称要留下对外口岸。香港虽然不在治下，可全港罢工毕竟是大事，罢工的当日消息就传到了京城。
临时负责国安局的张承樾汇报道：“此事可以肯定是无政府同志社发起的。我们怀疑杜雯等人已经和第三国际勾结在一起，罢工的目的就是制造影响，打击帝国主义。另外，据闻罢工工人的紧贴由无政府同志社发放。他们还组织了纠察队，对不想罢工的工人予以坚决镇压。”
“那我们该怎么办？支持还是反对？”章太炎看了看张承樾，又看了看谢缵泰和秋瑾。罢工可能是华工不堪洋人压迫的义举，不支持说不过去，万一要发生命案，那就更不好；可支持也是个麻烦事，第三国际是什么东西他极为清楚，一旦罢工从香港蔓延到内地，中华变成俄国，将陷五万万民众于地狱，他章太炎挫骨扬灰也不抵此罪。
“不能支持！”谢缵泰只知道章太炎爱民如子，不知道他对布尔什维克极为忌讳提防，一开口就不能支持。“我们只能静观其变，真要第三国际参与其中，出人命是一定的。真逼不得已要表态，那就应该督促双方尽量和解，并督促双方遵守香港法律。东厂真要有证据，那就要马上公布出去，防止有人借机指责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