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袁绍各有际遇，闻得袁绍升迁虎贲中郎将后，荀贞给他去了封信，表示了一下祝贺。
时入四月底，随着天气的渐热，荀贞的太守府中也热闹了起来。
却不是因为快到夏收之故，也不是因为程嘉、魏光等搜集邺县赵家违法罪证的缘故，把太守府变得热闹起来的，多是郡中诸县各个大族的家长、郡中的名儒、地方上致仕的国朝旧吏。
他们来拜谒荀贞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有的托辞以夏收之名，说是来恭贺荀贞今年夏收会不错，有的则是托辞以感谢荀贞安定了魏郡的局势，有的则是打着感谢荀贞“使魏郡文风复又昌盛”之名，——荀贞去年令尚正等郡吏修缮学校、重办教育，这多半年来，入学的学生不少。不过，不管他们打的是什么旗号，托的是什么名目，其实他们的目的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同一件事而来，那就是：举孝廉。
去年的时候，荀贞是“守”魏郡太守，仅仅是代理而已，尚未转正，不是真二千石，换言之，是假二千石，假二千石除了在有朝廷诏书的情况下之外，是没有权力举孝廉的，而今年的情况就不同了，荀贞在今年二月时已被朝廷转正，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有了举孝廉的权力。
由是之故，郡中这些有头有脸的人们纷沓前来，想要从荀贞这里走个门路。
汉之仕途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刀笔吏入仕，也就是从郡县吏做起，一步步积功劳而得升迁，最终可能会被某个贵人、公卿看重，得以被举入朝中，从而转为长吏，这种升迁途径在两汉、尤其是前汉是不乏先例的，优点是即便你身为寒士，也有机会出为二千石，缺点是这种升迁途径的机会太小，而且升迁得太慢，天下十几个州、百余个郡国，多少的郡县吏员？指望走这个途径升迁上去，能力、机遇缺一不可，能因此而出人头地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再一类就是由孝廉而入仕，汉之孝廉就如唐宋的进士，一为孝廉便如鱼跃龙门，身价立刻大不同，即是进入了朝廷的候补吏员之列，一旦有缺差，走走门路，可能起家就是县令长，乃至如果名气大、家声响亮，那么起家就是千石、甚至二千石的太守国相也非不能。
所以，相比由吏入仕，由孝廉入仕实为仕途之捷径。
亦由是之故，郡国里一年一度的举孝廉，每一次都争夺得很激烈，特别对郡中的冠族右姓来说，这每年一次的郡举孝廉更是族中的头等大事，如果族中的子弟能被举为孝廉，首先有利于他们的家声，其次，当了孝廉就有机会入仕，也有利于巩固或增强他们族中在地方的势力。
又因此之故，每年举孝廉的时候，皆是郡国守相发财、或者卖人情的绝佳时刻，为了能争到一个孝廉的名额，不少冠族右姓无所不用其极，或者奉上大笔的财货，贿赂郡国守相，或者求来朝中显贵的书信，迫使郡国守相不得不卖个面子，再有卑鄙点的，甚至不惜败坏竞争对手的名声，——邯郸荣是怎么当上孝廉的？不就是因为荀贞的请托么？赵郡是这样，有请托之风在，魏郡也是如此，事实上，早在二三月时，也就是荀贞被朝廷转正的消息传到魏郡时，这股暗潮就开始出现了，经过这么些时间的发酵，终于在此时达到了**。
而且相比赵郡，魏郡的请托之风更盛。
魏郡是个大郡，人口远比赵郡为多，人口多有好处，按二十万人口可举一孝廉的规定，每年可以举荐的孝廉人数会多一点，可人口多也有坏处，人口一多，郡里的士族也就会多，而士族一多，士子就多，除了这些士族，还有大批的凭借自己能力求学、出名的寒士，这么多的人，一年只有两三个孝廉的名额，可以想象，其争夺的程度是非常激烈的。
最高峰的时候，一天之内，荀贞就要见两三拨人，对此，荀贞有两个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不厌其烦。
荀贞这边一面忙着部署吏员去检查各地的农田以及屯田、同时为快要开始的夏收做准备，另一面忙着私下进行对邺县赵家的调查取证，忙得不亦乐乎，而那边却不断地人前来请托，这实在是叫他厌烦不堪，可他也不能将之拒之门外，如果这样做，肯定会有得罪本郡的大族，他现在专注收拾邺县赵家，不想树敌太多，所以还得见他们，还得敷衍他们。
第二个感受是这些请托之人所举荐的人中，八成都是士族子弟，余下两成也多是郡县里那些强宗右姓家的子侄，几无寒士的存在。
由此可见，当今早已是士族一支独大，前汉开国时“布衣将相”的局面早已是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这也是难免的。
士族做为一个阶层，他们把持着舆论，互相之间，彼此评点吹捧，无形中就竖立起了一个鸿沟，使得寒士不好出头，如戏志才，空有大才，却多年一直不得进步，而直到投到了荀贞帐下，这才得以出仕为吏。
对他们推举的这些人，荀贞大多是不愿荐举的。
荀贞想荐举的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真有能力的人，只要有能力，即使有缺点也无所谓，如程嘉这样的，一种是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能力但却生性忠义，这样的人也可以，如岑竦这样的。
对于前者，荀贞不是“为国家举人才”，而是“为百姓求贤人”，汉室将颓，大汉的江山从根子上都已经烂掉了，阉党、士族、外戚这三者之乱，早已是汉之痼疾，早已是病入肺腑，已非一个、两个人才可以扭转的了，除非大乱，重新洗牌，也许才能大治，所以对这个将要倾倒的“汉家天下”来说，人才已不重要了，可对百姓来说，越是这种时候，人才、贤人却越是急需，为何？把一个有能力的人举荐上去，如其能出仕为吏，就不说主政一方，即便只是当个郡丞、县丞尉之类的佐职，在战乱之时，至少对老百姓也是有好处的。
一个人才，对“汉家天下”而言之，是无用的，可对百姓而言之，却有可能会在战乱中活人数万、数十万，以至数百万，故此，荀贞最想荐举的是这种人。
如果实在没有这种人，或者这种人的数目不够，那么荀贞就选择荐举后者。
对于后者，荀贞其实是存了私心的，因为被举的孝廉和“举主”之间，两人存在着类似“门生”的关系，就和郡吏视郡守为“君父”一样，被举的孝廉往往也视“举主”为“恩主”，他们是愿意积极主动地为“举主”做任何事的，甚至牺牲性命也不可惜。
说到底，这还是两汉的士风所致，两汉整体的风尚是重义轻死，游侠是这样，士子亦是如此，许多士子砥砺名节，把名声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大有人在。
那么在这么个背景下，荀贞荐举为孝廉的人如果是一个忠义之人，待到天下乱后，这个人就极有可能会投奔荀贞，或者即使不投奔他，依旧在魏郡或者冀州，又或者在别的地方为吏，但当荀贞需要到他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用尽全力地来帮助荀贞。
——事实上，往年历次举孝廉之时，类似有荀贞这种考虑的郡国守相不在少数，甚至有些郡国守相每年举荐的孝廉都是盛年力壮之人，连一个老年人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如果举荐一个老年人，可能今年举荐，明年这个人就老去了，“举主”得不到任何回报，故此与其举荐年老而有名望之人，不如举荐年少而无名才之人，万一这个被举的孝廉将来有朝一日飞黄腾达了，不止“举主”本人会得到回报，乃至其族中的子侄晚辈也会得到照拂，这是把国家的“公器”当作了为己身谋取私利的“私器”。不过话说回来，荀贞与这些只举盛年、不举老年的“举主”们还是有不同的，荀贞所求的不是“财禄私利”，他求的是“军国重利”。
总而言之，对今年孝廉的人选，荀贞早就定了标准，再考虑到他将要诛赵，这一年的孝廉可能是他唯一一年可以举孝廉的机会，所以尽管他对这么多人来请托感到不厌其烦，尽管他深感当今之世士族一支独大、寒士出头太难，可对这些人送来的举荐名单他却也没有弃之不顾。
说到士族与寒门，因为按两汉的标准，前世的时候荀贞就是一个“寒士”，所以相比士子，他在感情上更倾向于想荐举寒士，可拿眼下之情况来说，他的这个愿望也只能是一个愿望，不管感情上有多倾向寒士，理智却告诉他不能这么做。
因为按照眼下这个时代来说，荐举一个寒士所能得到的“利”远不如荐举一个名族出身的士子，特别是在知道天下将乱的时候，荐举一个寒士，只能得到这个寒士本人的能力，而荐举一个名族士子，却有可能会得到其整个家族的能量。
——尽管荀贞在颍川、赵国拔擢任用了很多寒士，可当时是迫不得已，他没有别的选择，在颍川时，他最高也只做到郡吏，在赵国时，他虽是比二千石的赵中尉，可那只是副职，不是长吏，故此他即使想招揽士子，那些名族大家的子弟却也是不肯轻易投到他帐下的。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他本来便“根正苗红”，出身于颍川荀氏，乃是不折不扣的州郡名族子弟，现如今又是魏郡太守，又是颍阴侯，身份也变得尊贵上去了，因此已经完全有资格得到郡中望族、至不济县中望族子弟的投靠了。
——从感情上，荀贞倾向寒士，从理智上，荀贞必须倾向名族子弟，在感情与理智之间，荀贞的这个选择做得一点都不艰难，可这不代表他就“心甘情愿”，对寒士出头难这个现状，他是非常想改变的，可要想改变，两者缺一不可，一是权力，没有权力什么都干不成，二是克服强大阻力的勇气，士族已经垄断了国家的政治、舆论，是既得利益阶层，具有着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力量，要想从他们手中“夺权”，阻力必然极大，一个搞不好，甚至可能会被他们推翻，所以得有强大的勇气，这两者，勇气，荀贞可能有，可权力，他现在没有，所以对于改变现状这个事儿，他现在也只能是想想罢了。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只有先顺应时势，过了“时势造英雄”这个阶段，也许才有可能会“英雄造时势”。
既然荀贞有了这个孝廉人选的标准，那么对来请托之人，他“战略”上敷衍了事的同时，“战术”上并不轻视，凡是这些请托之人呈上来的名单，他都会细细察看，如是他熟悉的，自有评断，如是不熟悉的，他则会在这些请托之人离开后，令程嘉、荀攸等暗中去打听这些人的才能、品性，可以的，就暂留在名单上，不行的，就直接排除。
一边是“被动”地等人来请托、举荐，另一边他也“主动”出击，叫刘备、陈到、宣康等各县的“守令长”查找符合他那两个要求的士子与寒士，凡是够格的，就都统统报上来。
至于具体的人选，倒是不急于做出决定，因为离朝廷规定的举孝廉的时间还早，还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去斟酌、选择，只要能够在**月前做出人选的决定就可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