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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三年辖区含河北、河南两省十二县的邯彰行政督察专区成立，专员驻地设于邯郸之后，邯郸在沉寂千百年后，便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尤其是随着北方公司新区工厂外迁，在邯郸与新区之间便兴起了一片“新城区”短短两年间，邯郸新城区无论是人口亦或是面积都数倍于老城区，而邯郸更是在民国二十四年由县升市，且成为闻名全国的“四大工业城市”之一，其工业产值、工业人口甚至超过上海，位居全国第一。
与老城区内的老式建筑不同，每到夜晚灯火通明的新城区除去一座座林立的工厂，还有一栋栋高楼，这些现代楼宇大都是“民族式现代建筑”其中乏被称为“现代中国建筑典范……”的建筑，而在仁一路与义五路交汇处的仁义广场西南角，则有一栋今年刚刚被评为“现代中国建筑典范……”的地下三层、地上六层的建筑，这里便是“邯郸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新楼。
这座于月前刚刚投入使用的专员公园建筑的整体风格依然是东西文化结合的“民族式”但其屋檐的式样，是按故宫式样设计的“简约版”在建筑风格上是不折扣的中国化，从外观上看整栋楼的结构布局均匀合理、庄严肃穆，而外部装饰精巧豪华。而这座专员公署的兴建，则是因为在过去的两年问，专员公署办公人员急剧增加，尤其是民团司令部的军官、参谋军官的急剧增加有着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后者，大量留美军校毕业生以及陆士失业军官生进入民团司令部，使得老城隍庙改造的专员公署早就变得拥挤不堪，为此，二十四年六月专员公署作出决定，通过拍卖旧公署筹集资金，于新区兴建新公署。
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新公署更多的是为民团司令部兴建，毕竟除去一楼之外，整个建筑实际上都为民团司令部使用，因专员公署与民团司令部在同一栋楼内办公的原因，在设计时，除去正门之外，在其东翼亦没有一座偏门，从上午十时起，在这座偏门的门厅处，不断有汽车停下，从各县赶回来的军官匆忙进入司令部，而与此同时，在三楼的会议室内，专区防务委员会成员们与民团参谋部的参谋们难得聚集在一起，如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在三楼的这间戒备严密的会议室里，防务委员会与参谋部成员们挤在了一起，面色冷峻的人们进行着商讨。有一个人正在用忧郁而又单调的声音给他们宣读着一份由防务委员会匆匆起草的报告，而此时这里的气氛显得极为压抑。
而此时，在这间会议室内，人们讨论的话题中心只有一个——绥远!绥远局势空前紧张，同样引发了邯彰的一系列反应，尤其是现在日本更是在平津一带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更是让这邯彰感受到了威胁。
“从民国二十四年起，日本接连制造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和丰台兵变、香河事件，继占据中国东JL--：省与热河省之后，不仅进一步取得了对中国河北、察哈尔以及平津等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而且极力推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实行自治，为制造第二个“满洲国”创造条件。此即所谓华北事变。”
于德仁轻声分析着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作为专员的幕僚，同样也是专区防务委员的他现在只能一边分析着当前绥察一带的局势，一边思索着种种可能。
“华北事变清楚地显示了日本军方试图制造“华北国”，逐渐蚕食和分裂中国北方各省的强烈野心，而日本官方这时已公开坚持的日“满”华三国提携共助、共同防共的所谓“广田三原则”更是使正在致力于完成国家统一的南京政府受到空前严重的挑战。因此，面对日本步步进逼，要求南京迅速承认华北自治的强硬态度，蒋介石则借国民党五全大会之机，委婉地表示中国不会总做无限制让步与妥协，同时暗中开始加紧对苏接洽，准备万一了。而与此同时，日本则把视线投向了绥远!……在二十五年以后，此前曾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策动下，一度风声鹤唳、高度紧张的平津地区一时归于平静。但属于日本关东军目标范畴之内的察绥地区，却再度陷入危机之中。深受“满蒙计划”影响，以控制经营整个满蒙为目标的日本关东军，在实际控制了察哈尔东部地区之后，又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德王要求高度自治的心理，秘密策动德王在内蒙古造成独立局面，进而统一内外蒙古，建立蒙古国。为此，日本不仅加紧向察哈尔全境，乃至向绥远地区实行渗透，而且接连运用伪军李守信等部制造事变，逼迫中国方面撤出了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地区。j月，德王与李守信等更公开在化德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政府”德王亲任总裁，掌军政大权，李守信兼参谋部长，并聘日本人村谷彦治郎、山内、稻茨、山本信亲、崛井德五郎等分任主席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教育等顾问。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日本关东军和伪蒙军自然要把夺取绥远省，视为完成“蒙古建国”的下一阶段战略目标。察绥一带局势，自然渐趋紧张……”
在于德仁就此时的前因后果加以汇报时，管明棠则把眉头皱着，他的左手夹着一根香烟，但是却没有一丝想要吸烟的意思，只是在那里思索着，这一切来的太过忽然了，在于德仁就当前的局势加以汇报之后，民团参谋部情报处处长于新民便就军事情报方面加以汇报。
“上半年对察哈尔方面进攻计划，因晋绥方面除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涉及其利益，而积极响应外，阎百川等人因顾虑陕北方面东征，而未加以积极响应，加之两广事变爆发，中央军被迫将主力南调，从而导致上半年进攻计划被迫流产……月前lO月8日，蒋介石亲自与日方代表川越会谈。JII越根据日本政府的训令，丝毫没有做出缓和的姿态，明确提出了共同防共、华北特殊化和限时降低关税等各项要求，由此中央方面便改变计划，着手重提其“察绥进攻计划”准备在绥远采取行动……”2日，中央决定抽调汤恩伯部三个师应援绥远，另由于有消息称关东军调兵两团加入攻绥伪蒙军，因此委员长甚至还想增厚援绥兵力。只是他对日本关东军会否加入攻绥仍感怀疑，同时何应钦也“恐日人侦知为虑不主急办……”故未付注行动。20日，当天，他还急电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要其速调关征麟之第二十五师至咸阳候命，“准备增援绥远……””
在其于新民汇报时，管明棠的眉头依然紧锁着，他在思索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这一事件中，自己以及邯彰该如何自处。
“清泉，调查局那边，觉得为什么南京方面要打这场仗？”
将视线投向曾澈，管明棠的眉宇间带着一些疑问，就他所掌握的信息来看，在“77事变”之前，南京方面则是不断忍让，以争取时间，但现在似乎有所改变。
作为经济调查局局长，同样也是防务委员会成员的曾澈在听到专员的问题后，立即开口答道。
“专员，南京方面之所以决心在绥察方主动展开军事进攻，其原因无非两点!一是国内政治需要，二是对日备战的需求。”
尽管绥察距离邯彰很远，但并不意味着曾澈就未加以关注，实际上，调查局早在上半年就在绥察方面派出了调查员，以搜集各方面情报信息。
“在国内方面，南京受到6月初爆发的两广事变的刺激，同时发现深处日本威逼之下的冀鲁守将宋哲元、韩复渠等也或明或暗地在与两广反蒋派相应和，因此南京方面不能不担心华北诸省有脱离中央的严重危险，如南京不有所行动，很有可能导致河北、山东方面进一步与日方合作，进而脱离中央。因此其对绥远的方针必须强硬起来，对内以威慑河北、山东方面的异心，第二点呢，则就是对日备战的需要，在日本关东军已经接连占领了东北与热河，并部分侵占察哈尔之后，任何人都不能够轻率断言日本不会进一步寻找借口直接侵占绥远了。而就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并没有做好与中国开战的准备，关东军在绥远的行动，不会是大规模的战争行为，更多的还是关东军少数将领的越轨行动，这一点，我们清楚，南京方面同样也很清楚。而要阻止其“弄假成真”中国方面就必须迅速表现出强硬态度，使日方不能不三思而行。鉴于这两点内外需求，南京方面才会再度决定要先发制人……”
在曾澈提前“先发制人”时，管明棠的眉头微微一扬，同时把视线投向民团参谋长王庚，看着他问道。
“受庆，你不能能从军事方面解释一下，先发制人的成功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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