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到父亲的故乡格拉斯哥，生活却远没有期望的那般美好。从十九世纪70年代，英国工业开始丧失独霸全球的地位，虽然仍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然而这种富庶却更像是一种罪恶。在维多利亚时代，财富的分配始终不均，贫富对比十分明显。一方面，有贵族宫殿式的庄园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农人破败的茅屋草舍。一方面，是工厂主舒适的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则是失业工人绝望的生存挣扎。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一个国家存在着天堂与地狱的鸿沟。旅居国外数年，回国的父亲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风光。做了近十年农民的他几乎失业，虽然之前的造船厂勉强同意他可以回去工作，但身份不再是工程师，而是要从底层做起，和工人们一起动手干活。对此正置壮年的父亲毫无怨言，他愿意用双手撑起这个家，在艰难的日子中维持生计。那一年的我刚好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失语一年多的我却要重新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英语的语调很奇怪，古板而拖沓，就像自认清高的老贵族有意拿捏着自己的腔调，听上去矫揉造作。刚上学的时候，总会有人笑话我的口音，学生们都戏谑地称呼我“荷兰女孩”，在他们的语言和认知中，“荷兰人(dutch）”似乎就是一种带着嘲笑与偏见的讽刺词汇。一开始我还会逆来顺受，到了后来，我会用德语“回敬”他们。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说德语，但看到他们知道自己被“教训”了，却又全然听不懂所言何意的茫然表情，我仍然会暗自得以，知道自己不会再胆小懦弱。
本以为生活就会这样平静地过下去，可是春天还没暖和起来，母亲就因奔波劳碌染上了伤寒，并很快发展成严重的肺炎，复活节还没到，就在异国他乡与世长辞。母亲的离世对我和父亲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父亲几乎一蹶不振，而年幼的我更是悲痛不已，小小的年纪背井离乡，相依为命的亲人又相继离开，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几乎被全部剥夺，接下来的生命不知还有何意义。那段时间是我生命中最灰暗的日子，父亲消沉了一段时间，但是为了我，他仍要打起精神继续打拼。而我的命运则更悲惨，父亲因为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只能将我送去四十多英里之外的爱丁堡，安置在那里的乔治·赫里奥特（George Heriot）寄宿学校。这座建于17世纪的古老学校就是一座深灰色的陈旧城堡，据说最初是为了孤儿开设的，如今虽然名义上是“贵族学校”，却也只是孤苦孩子们的收容所。我感觉自己就像被困在城堡里的落魄公主，既是学校也是囚牢。
在那之后的很多年，我几乎每天都沉浸在梦境之中，总是不断地梦见母亲、梦见外公、纳塔，当然，还会梦见只有在梦中才会出现的那个人，他总会带我翻越高山，却总在途中遭遇险情导致旅途中断，似乎永远走不到目的地，我也不会知道他究竟要带我去哪儿，只是在梦中一直跟随着他，仿佛他就是我生命中缺失的那一部分，可以填补我内心所有的伤痛与空白。但伤痛似乎永无止境，在我12岁那年，悲剧再次降临，一场突如其来的工业事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也夺走了我生命中唯一的阳光，从此以后，我的世界陷入一片灰暗。
父亲离世后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儿，无依无靠，在乔治·赫里奥特寄宿学校的最后几年基本是半工半读，靠着每天像清洁工一样打扫卫生勉强维持，受尽了羞辱与嘲笑，而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理直气壮地“回敬”，只能默默忍受这种屈辱，将所有的委屈压在心底。
我会愈加频繁地做那个关于高山的梦，梦中的人总会对我说：“我一定会找到你，等着我。”
每次从梦中醒来，我总会泪流满面，却只能无助地蜷缩在被子里，一遍遍地说：“快来找到我，快带我走吧！”无数次地，虽然始终无法看清那个人的面孔，但我感觉那就是父亲。是父亲的在天之灵一直在给我活下去的勇气与希望。这样咬牙坚持了几年，我15岁的时候，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依靠自己的力量再也无法支付高昂的学费与住宿费，刚刚读完中学，已经再也没有能力继续在学校读书。最后的学期结束那天，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那里已经坐着一名西装革履的男子，见到我便很斯文地站起来。校长说他是伦敦来的，要带我去那边学习戏剧。
我有些茫然，不知道为什么恰巧在我走投无路之时会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因为我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吗？也不知道这对我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机遇？是出路？还是孤苦无助之下的别无选择？我听话地收拾了东西，临走的时候，我在墙角的另一边看到那名男子将一只厚厚的信封递给校长，并向她表示感谢，说摩斯先生一定会很高兴。
虽然我不知道那人口中所说的摩斯先生是谁，但那只厚厚的信封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
那是我第二次乘坐轮船，第一次是离开家乡，而这一次，我来到了即将改变自己命运的地方——伦敦。
其他像我一样初到这座帝国之都的人会有何种印象？繁华？郁勃？而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感受到的却只是阴霾，仿佛一个永远见不到阳光的地方，整座城市犹如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铅笔画，随处可见高耸的建筑与密集的楼房，高楼林立却毫无生气，如同被上帝遗忘的幽灵之都。那人带我乘坐马车来到一个叫“干草市场街”的奇怪街区，当马车停下的时候，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座金碧辉煌的高大建筑——克罗斯温剧院。这座建于十八世纪初的奢华建筑，彰显着帝国之都的雍容与奢靡。如同一座高贵的宫殿矗立在这欲望之都，吸引着人们前来膜拜。那名穿西装的男子将我带到剧院的负责人面前，那个长得像男版伊丽莎白一世的干瘦老者板着他那张苍白的脸，从头到尾将我打量一番。我穿着修女装一样的校服，过于朴素的装束显然不入他的眼。
“个子太高了，”那人淡淡地说，“看上去很笨重，真不知道这样的女孩留在这儿能干嘛？”似乎是极不情愿地，他命人将我带到角落里一个偏僻的房间暂时安置下来，安排我先做学徒，从基础学起，同时要兼做杂工作为留下来的条件。我大概明白了，这应该是剧院派人去寄宿学校挑选孤苦伶仃的孤儿带回来充当学徒，学校顺便可以将我“卖”一笔钱，权当我这几年借宿的费用。各取所需，只是从未有人问过我的意见。我就像一件商品一样，像一匹乡下的马儿从农场被卖到马戏团，开始了我学徒兼杂工的双重生涯。
起初，我只是负责打扫卫生、整理道具，忙里偷闲在舞台旁边偷看别人排练，偷学一些动作，一旦被人发现便会匆忙逃离。一次，我在打扫观众席的时候，面对着刚刚结束排练的空荡荡的舞台，却无意中发现一个人坐在舞台的边缘，两只小腿垂在台下，手肘撑在膝盖上，两只手则撑住低垂的头颅，似乎正在苦恼什么。
“你还好吗？”我手里拿着笤帚走过去尝试着问。
那人抬起头来，有些疲惫地看着我，似乎在奇怪我怎会主动找他攀谈，那时候的我穿着平日里充当工作服的旧衣裙，还戴着一条三角头巾，只是个平时没人搭理的清洁工。
“抱歉，是我多嘴了。”见他不愿开口，我正知趣地准备转身离开，身后却传来了说话声。
“如果，你终于有一天可以飞上向往已久的天空，”那人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却发现自己不是自由飞翔的鸟儿，只是一直风筝……”
我再次转过身去看着他，他的脸庞略显青涩，但眼中却带着与年龄不符的深邃与憔悴，见我对他的话有所反应，却又立马打住了话头，有些尴尬地从舞台上站了起来，转身离开时似乎在自言自语，“我干嘛要对你说这些？”
是呀，干嘛要对我说这些？我只是个籍籍无名的杂物工，又怎会听懂他们那些高深的语言？
但从小喜爱读书的我又怎会全然不懂？一次我在台下偷看舞台上的人排练时，根据剧情的片段很快就猜出了他们即将上演的是《奥德利夫人的秘密》（1862），因为他们在反复排练奥德利夫人身份暴露的那段，演员的表演却总是不得要领，因此只能一遍遍重来。饰演奥德利夫人的女演员显然是有些不耐烦了，对指导人员的挑剔显得不胜其烦，仗着自己是女主角开始摆架子，将过错全都推到男演员身上。其实即便作为外行人的我也差不多能看出来，指导人员每次喊停绝不只是因为将惊讶演得过火的男演员，女演员的表演明显也矫揉造作，根本就没将女主角的满怀心机、深藏不露展现出来。
这部剧的故事讲的应该是一个美丽女人海伦，贪图名利的嫁给了奥德里爵士，改名露西，摇身一变从家庭女教师成了奥德利夫人。问题是她结过婚了，而且她的丈夫乔治爱她爱得要命，因此她编造了自己已死的假象。可是乔治是奥德里先生侄子鲍勃的朋友，去他家做客时发现了她。奥德利夫人便杀了他 。鲍勃是一个律师，对自己朋友的神秘失踪很好奇。与此同时，他觉得奥德利夫人行为很诡秘，于是他便去她的家乡调查她的过去。奥德利夫人害怕了，放了一把火想将其烧死，这把火证明了鲍勃的想法，奥德利夫人真的不清白，但代价是鲍勃也毁了容。
而他们正在反复排练的正是前夫乔治在爵士家中做客发现其夫人就是自己已故亡妻的那段，客人当着主人的面，惊讶之情暴露无遗，简直就像见到了鬼。指导人员简直拿他没有办法，而一旁的女演员却不想再一遍遍重复了，急得他在台上来回踱步，结果一个转身正看见躲在台下正在偷瞄的我。
我正打算转身逃离，结果被他大声喊住。我认出他正是那天独自坐在舞台边缘惆怅失意的那名男子，以为被发现偷看又要迁怒于我，谁料他竟然让我上台代替女演员排练。这种当众出丑的事我可避之不及，转身就想离开。那男子却跑到舞台边缘，眼看就要跳下来。无奈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其他人看到我一身清洁工的打扮也都很诧异，那男子却当着众人的面在舞台边缘向我伸出了手。
“你上来帮个忙，别害羞，或许换个人他就能开窍了！”他双手用力直接将我拎了上去，然后让我摘下头巾和围裙，随便拿了件戏服套在身上。那个男演员被他反复折腾得有些郁闷，见他抓了个打工女上来代替女演员，直接走到一边去背过身去。指导人员喊他继续排练，他才有些不情愿地转身走过来，而正牌的女演员则随意地坐在一边等着看我们笑话。或许是赌气之下激发了演技，男演员跟我这个替身对戏的时候，似乎突然间找到了灵感，演前夫乔治发现奥德利夫人身份的那段戏时，震惊中带着愤怒，愤怒中又带着隐忍，就连旁边挑剔的指导人员也兴奋地拍手称好，兴奋地说他终于演出了自己想要的感觉。
“你表现得也不错，”指导人员对我说，“想尝试一下演戏吗？”
我何尝不想？一个正处在自己最好年华的女孩，每天在剧院中耳濡目染，我经常会想象自己就是舞台之上的演员，用歌声与舞蹈演绎各种各样的故事。
“你们认识吗？”中场休息的时候指导人员好奇地问我，“你和那个饰演乔治的演员？”
“不，先生，怎么了？”我回答着他的问话，视线却不经意间瞥见坐在一边的女演员，她盯着我看的目光不屑中带着嫉妒，冷漠中又带着嘲弄。
“他刚才看你的样子，”指导人员说，“那种惊讶不像是演出来的。”
“是吗？”我说，“也许他是在您的指导下终于开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