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伏地哀号
出现了这种情况，明朝政府只好“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又招合朝鲜、叶赫”，可是，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军队也和辽东明兵一样腐朽，许多人“伏地哀号”，不愿出关”，不少将领“哭而求调”。
由此可见，明朝出师并无取胜的把握，只是打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战争。
明朝命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杜松、李如柏、刘綎等为副，调兵筹饷，经过九个多月的准备，到了一六一九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的四月，赴辽的明军都先后到达，再加上胁迫征调的二万三千名朝鲜兵，总共有二十七万余人，号称四十七万大军。
杨镐与诸将议定，分四路进攻后金，总兵刘綎率军出宽甸由东；总兵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由北；杜松率军出抚顺关由西；李如柏率军出鸦鹘关由南，其中以西路杜松为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此外，王绍勋总管各路粮草，杨镐坐镇沈阳。明廷被自己虚张的声势所欺骗，洋洋得意地认为“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
努尔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努尔哈赤说：“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
因此，只派五百人抵御和阻滞南路的刘綎军，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打击从西而来的杜松的明军主力，所谓“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这一部署是正确的，因为从兵力上看明军有十万多人，而后金只有六万人，处于劣势。但明军分成四路，兵力分散，再加上刘綎、马林和李如柏三路山高水险，行军困难，一时不易到达，只有杜松一路出抚顺，渡浑河，沿苏子河而上，道路平坦易行，两日就可到达赫图阿拉。努尔哈赤以三万人对付杜松的八万人，才能够在战役上稳占优势，取得主动权。
于是他亲自统率八旗大军迅速开赴西线，阻击明军。两军在萨尔浒一带相遇，揭开了着名的萨尔浒战斗的序幕。
兵力47万全系向努尔哈赤恫吓之辞。1619年战事前夕明兵部尚书黄嘉善言，辽东所有官兵共20万人，此数 仍不可靠。所谓20万人，系在辽东镇原额9万之外又加由关内新调往11万。辽东编制数94，693员名载在《大明会典》系国初底数，16及17世纪曾未如额。即张居正执政时代经过极端整顿，时人谓之为“掊克”，犹只能维持至83，000人，况至此又已40年，又承新败之后，即不可能接近此数字。
内地遣往之11万人亦多虚员。当明军刚一与满军接触，杜松立即惨败之际，大学士方从哲即向万历帝建言：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10万，宜以十二三万方可当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仅7万余，岂能相敌？ 但满洲资料因袭明方传言，亦谓对方有兵力2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