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黎凡特的城市和港口陷落之前，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采取行动，寻找新的贸易通道和据点，努力确保生意不亏本。13世纪，圣地战事频仍，途经这一地区的贸易活动颇受影响。两大贸易巨头已经开始在克里米亚的黑海北岸、亚速海口、亚美尼亚的西里西亚（Cilicia）建立新的殖民地，其中西里西亚的阿亚斯（Ayas）成为从东方进口货物和奢侈品的新通道。
赚钱的机会非常多。黑海南岸和北岸的粮食差价所创造的利润就足以让各城邦竞争，因为他们的商船有能力运输大量的货物，包括活人。热那亚和威尼斯一直在从事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将买来的奴隶转卖给埃及的马穆鲁克人。这实际上违反了教皇禁止与穆斯林商人交易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法律规定。
昔日的敌手也不可忘记。热那亚人曾在1282年将比萨舰队全部摧毁，并拒绝交换俘虏，以此展现出击垮对手的决心。战败后的比萨从此一蹶不振。被俘的人当中有一个叫鲁斯蒂谦（Rustichello），他在监狱里住了十几年，后来与一位同样在海战中（这次热那亚是在亚得里亚海战胜了威尼斯人）被抓获的战俘关在了一起。鲁斯蒂谦和他成了朋友，并执笔为狱友写下有关他生活和旅行的回忆——于是，我们不仅看到了热那亚在争夺中世纪霸权时的疯狂和残忍，也看到了《马可・波罗游记》。
威尼斯和热那亚这对宿敌无时无刻不在商业竞争上展开惨烈对决：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发生过暴力冲突，在爱琴海和塞浦路斯出现过紧张对峙，在亚得里亚海爆发过流血战役。到了1299年，当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调和停战协议时，两方的竞争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他们为此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充分表明，他们是多么想和亚洲建立联系。
不过，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比如在1301年，人们认为国会大厅的空间太小，不足以容纳随着城市的富强而不断增多的国会成员，于是一致同意扩建威尼斯国会大厅。在热那亚，有一首写于13世纪末的诗歌对这座城市不吝赞美之辞：“到处都是宫殿”，楼台高塔鳞次栉比；城市的财富完全依靠来自东方的货物，包括貂皮、松鼠皮和其他与草原部落贸易所得的毛皮，还有胡椒、生姜、麝香、香料、锦缎、丝绒、金锦、珍珠和宝石。诗人还写道，热那亚如此富强，靠的是它用强大舰队构筑起的贸易网络。热那亚人遍布世界，他们在所到之处都会创建一个新的热那亚。这位无名诗人祝福道，愿上帝保佑这座城市的繁荣。
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繁荣，要归功于他们的真知灼见，他们看到了顾客的需求，以及那些来自欧洲其他城市的贸易商的需求。埃及和圣地的贸易环境动荡不安、时有风险，于是黑海迅速升级为最为重要的贸易区。但若说到商业税收，意大利城邦崛起的背后还与复杂的财政体系和蒙古人的支持有关。大量资料显示，进出黑海港口的关税税率始终维持在货物总值的3%到5%，这和进出亚历山大港的货物税率（据说是10%、20%甚至30%）相比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所有的商人都明白，利润就是一切，所以黑海成了通往东方的重要贸易通道。
灵活的定价和刻意的低关税政策显示出蒙古帝国的商业智慧，但它很容易被残暴野蛮的印象所掩盖。事实上，蒙古人的成功不在于它的暴力和粗鲁，而在于它愿意让步和合作，以及它不遗余力建立起来的一个稳固的中央集权体系。尽管后来的波斯历史学家坚称蒙古人当时已脱离了朝政，已将日常事务交给他人处理，但近来的研究表明，蒙古人从来都是事必躬亲，掌控着帝国所有的细节。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巨大成就不在于他们的烧杀抢夺，而在于精心打造了一个延续数个世纪都繁荣不衰的伟大帝国。因此我们能够看到，俄罗斯语中吸纳了许多来自蒙古的外来词，都和贸易交流相关，像利润（barysh）、金钱（dengi）和财政（kazna），都源于他们和东方新主人的交往。俄罗斯邮驿体系的建立也是一样，都是基于蒙古人的驿站网络，从而有效快捷地将信息从帝国的一处传递到另一处。
这就是蒙古人的智慧，一个长久稳定的帝国必须建立在无数正确的决策上。随着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不断扩张，他们开始把新的民族也纳入到整体当中。部落结构被刻意打散，他们将为各自新的军队集团出力，并效忠于蒙古统治者。各部落的差异，比如怎样装扮头饰，都得到了强制性的统一。那些投降或被征服的部落，都被分散到蒙古帝国控制的不同地区，以弱化他们在语言、血缘方面的认同感，加快与蒙古人的同化进程。旧的部族名字被新的称呼所取代，以此强调新身份的转换。这些做法之所以受到认可，全都靠着帝国统一的封赏体系，所有人都有机会分享到战利品和贡品。帝国施行严格的任人唯贤制度，凡有能力者皆可得到重赏，凡失败者都会被迅速抛弃。
虽然蒙古人极力弱化各部落的自我认同，但在宗教信仰方面却表现得非常宽松。自成吉思汗时代起，统治者在宗教方面的政策基本上是各随其好。成吉思汗本人虽“对伊斯兰教另眼相看，但他对基督教和佛教也很尊重”，一位波斯作者如是说。至于他的后代和继任者信仰哪种宗教，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有人选择了伊斯兰教，有人选择了基督教，还有人“追随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不倾向于任何一种宗教”。
当时蜂拥前往东方的传教士们也对这种宽容政策深有体会。卢布鲁克在他去往蒙古朝廷的旅途中遇见过亚洲各地区的基督教教士，让他备感吃惊的是，每年春天当牲畜于哈喇和林附近聚集时，他们都一同向一匹白马祈祷，采用的还是异教习俗，而非基督教仪式。虽然一时之间基督教无法在蒙古取得成功，但时间久了，小溪也能逐渐汇成江河。随着欧洲和中亚之间的联系日趋频繁，东方教区的数量也再次开始增多，包括在草原腹地，如波斯北部大不里士（Tabriz）等地区，都能找到修道院。大不里士已成为日益兴盛的方济各会教士的聚居地。之所以会有这样快速的发展，显然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一定的保护，这种保护来自于蒙古人对宗教信仰自始至终的宽松态度。
事情的发展还不止于此。到了13世纪末，罗马教皇派遣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访问大汗，带着一封亲笔信“邀他接受我主耶稣基督的信仰”。尽管孟高维诺此行并未取得预期成果，但他也劝说了很多人信教，支付赎金帮助被俘的儿童获得自由，并在学校教他们拉丁文和希腊文，为他们亲自手书圣诗集。有时连大汗本人都曾亲自前往聆听教堂的吟唱，并被美妙的圣歌和神秘的圣餐所感动。为了表彰孟高维诺的成就，14世纪30年代初，罗马教皇克莱门特五世（Clement V）派他前往亚洲任职——不是一般的主教，而是一个更高的职位，任务是在整个蒙古帝国建立基督教教区：北京大主教。十字军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在亚洲的失败。
蒙古人宽松的宗教政策包含着一定的政治智慧。伊利汗好像一直比较擅长对宗教人士说一些他们希望听到的声音。比如说，大汗旭烈兀就告诉亚美尼亚教士，他在儿童时代就曾受洗。西方教会听说之后深信不疑，他的故事在欧洲广为传颂，人们把旭烈兀描述成基督教的圣人。不过也有人听说过其他的故事，譬如说佛教徒就相信旭烈兀正在努力修成正果。蒙古有很多高层精英曾先信仰基督教，然后又改信伊斯兰教，或由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都是任意变换。这个民族对宗教信仰并不敏感。
赢得人心和宗教支持是帝国顺利扩张的关键。这在亚历山大大帝打败波斯人时就是如此，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曾对此大加赞赏，他最反对目光短浅的掠夺和盲目的破坏。蒙古人似乎天生就知道他们该怎样打造一个伟大的帝国：军事强权之后必须是宽容和善政。
对于重要的、有潜力的盟友，蒙古人还会精明地给予他们一些慷慨的回报。比如在俄罗斯，蒙古人宣布免除教堂的税收和军队服役义务，这让他们在当地大受欢迎，可以作为野蛮征服后再施恩泽的一个好例子。另外，将责任下放同样也是消除敌意和缓解冲突的有效手段。还是以俄罗斯为例，一位当地统治者被挑选负责收税征贡，以至于他能从中抽取丰厚的油水。这位统治者就是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Ivan I），人称“伊凡・卡利塔”，也就是“钱袋子”的意思。他的头衔可不是白来的，他通过在当地征收税贡来为蒙古人敛财，并从中为自己捞上一票。权力和财富都集中在像伊凡这样受信任的人的手上，其结果便是孕育出一个强大的王朝，并靠着征服邻邦对手逐渐兴盛。这一结果所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长久，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正是蒙古人的行政体系导致了俄罗斯转型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独裁政权。
军事统治、精明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宽容，在我们以前对蒙古人的看法中是不曾有过的。虽然其统治手段可圈可点，但是他们的成功也离不开天时的因素。在中国，他们目睹了一个以发达农业为基础的人口激增、经济飙升、科技进步的世界；在中亚，他们发现无数弱小却互相敌对分裂的城邦，正等着被人吞并、整合；在中东和欧洲，他们接触到的社会均实现了货币化和阶层化，这些地方能用现金的方式纳贡，当地百姓拥有强大的奢饰品购买能力。横跨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及继承者不仅是踏入了一个遍地财富的世界，而且是踏入了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正如穆斯林在7世纪征服世界，导致关税、贡物和资金从各个角落流向伊斯兰中心并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一样，蒙古人在13世纪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就：重建了欧亚大陆的整个经济体系。在印度，他们引进了来自大草原的新礼仪习俗和休闲方式，比如设立仪仗队捧举统治者华丽的马鞍以示尊荣。同时在中国，饮食也开始发生改变，在口味、食材和烹饪方式上都迎合草原新统治者的喜好。《饮膳正要》是一本帝王饮食指南，其中收录了许多受草原部落饮食和口味影响的菜肴，而且特别注重煲煮这一游牧人最爱的烹饪方式。他们还会食用动物的各个部位，这曾是他们为了确保生存的一种必要做法。成吉思汗是一个尊崇祖先饮食习惯的人，据说他的宫宴上一定要有酸奶、马肉、驼峰和羊汤再加谷物主食——不过这些听起来至少比14世纪食谱中的羊肺或用羊尾羊头做成的肉酱更为可口。
欧洲同样感受到蒙古征服者的文化冲击。来自新帝国的风俗大量涌入，并在最初的恐惧风潮过后迅速流行。在英格兰，250条由深蓝色鞑靼麻布制作的缎带，被用于制作英国最古老、最伟大的骑士团——嘉德骑士团（Knights of Garter）——的勋章。在1331年齐普赛街骑士比武赛（Cheapside Tournament）的开幕式上，男人们都穿着精致的鞑靼制服，戴着类似蒙古武士的面罩。连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风靡整个欧洲的汉宁帽（hennin）都深受东方风格的影响：这种14世纪的肖像画上颇受女性们崇拜的尖顶帽子，显然是在模仿当时的蒙古尖顶毡帽。
蒙古人的征服行动还影响到了整个欧洲的经济格局。追随派往大汗朝廷的欧洲特使的脚步，传教士和商人也开始踏上东方的土地。突然间，进入到欧洲人视野中的不仅是蒙古，而且是整个亚洲。
旅行者带回了大量引人关注的异域他国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受到了人们格外的喜爱。据马可・波罗说，中国有一个小岛，岛上统治者的宫殿有着纯金屋顶以及数英寸厚的纯金墙壁。在印度有一个满是钻石的峭壁深渊，马可・波罗说，但下面也有很多蛇，人们为了将钻石取出，就把动物的尸体扔下去，这样便能吸引秃鹰俯冲捕食，然后把附着在肉块上的钻石带出来。此时期的另一位旅行者还说，那里的胡椒出自满是鳄鱼的沼泽，一定要用大火把鳄鱼吓走才能取得。在当时人笔下，东方的富裕程度颇具传奇色彩，与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实这些描述并不新奇。随着欧洲大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通过阅读古典文献来重新关注自身文化。人们发现马可・波罗等人的记载能够在希罗多德、塔西佗、普林尼的作品甚至《雅歌》（the Song of Solomon）中找到母本：那里的蝙蝠用飞爪保护长有桂树的湿地，阿拉伯半岛的香树则由会飞的毒蛇守护，凤凰用桂皮和乳香筑巢，并用其他香料将巢填满。
当然，有关东方的神秘传闻，以及那些关于寻找稀有珍贵物品的危险故事，很有可能是商人为了提高他们从东方带回到欧洲的货物的价格而编造的。毫无疑问，那些难以得到或运送的物品和香料，价格自然昂贵。为了获取更多可靠的信息，1300年前后出现了许多关于如何在亚洲旅行贸易的指南，重中之重自然是如何确保价格公平。“首先，你要蓄胡子”，并且一定要带一个向导——尽量找个
好的，这笔额外的钱你迟早能赚回来，弗朗西斯科・佩戈洛蒂（Francesco Pegolotti，当时最著名的指南作者）这样忠告道。不过，他提供的最重要的消息是在不同地方应缴纳多少关税，每个地区重量、尺寸的度量和货币制度有什么不同，还有各种香料在外观上有什么区别，大致都值多少钱，等等。如同在当今一样，中世纪的所有这些指南都是教人们谨防上当，别让黑心商人欺骗。
佩戈洛蒂本人并非出生于威尼斯或热那亚这两个13世纪和14世纪的欧洲经济重镇，而是生于一座正逐渐崭露头角的城市——佛罗伦萨。那里有不少新贵都渴望也能在东方分到一杯羹，卢卡（Lucca）和锡耶纳（Siena）的商人在大不里士、阿亚斯和其他东方贸易点随处可见，他们一般都是去购买中国、印度、波斯等地的香料、丝绸和布匹。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拓反映在锡耶纳市政厅（Palazzo Pubblico）内悬挂的地图上：地图是可以用手旋转的，它以托斯卡纳为世界中心，标识出贸易交通线路，以及一直延伸到亚洲腹地的锡耶纳商人在海外的代理人、中间商的分布点。就连意大利中部一些并不知名的小镇都开始注目东方，都想着和丝绸之路发展联系，从中汲取思想和利润。
欧洲之所以能够扩张，靠的是蒙古人在整个亚洲打造的稳定平台。尽管各部落之间的关系仍旧紧张、充满敌意，但若涉及到商业利益，人们还是会遵循一定的严格法规。比如，中国的道路系统能确保旅行商人的安全，其管理制度让到访者颇感欣慰和震惊。“中国是能让旅行者感到最安全、最开心的国家”，14世纪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ṭṭūṭa）这样写道，当地政府部门会详细记录每个外来者每一天的活动，也就是说，“一个人带着钱财单独旅行九个月都不用担惊受怕”。
佩戈洛蒂也有相同的看法。他曾说，从黑海至中国的通道“无论日夜，绝对安全”。这一方面缘自草原对待外来人时好客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来自对商业活动的崇尚。在这种观念下，黑海的贸易关税和亚洲另一边所收取的几乎一致，因为中国太平洋沿岸港口的海上贸易同样得益于蒙古帝国在鼓励贸易上所做的努力。
税收政策带来的效益体现在13世纪和14世纪极为繁荣的纺织品出口上。你沙不儿、赫拉特和巴格达的纺织工业兴起，仅大不里士一城就在一百年内扩张了四倍，以容纳那些在被蒙古人征服之后备受优待的商人、工匠和艺人。尽管绸缎和布匹在东方也常常供不应求，但自13世纪末开始，仍有越来越多的织物被运往欧洲销售。
繁荣景象延伸至全球各个角落。在中国，像广州这样的港口一直是面向亚洲南部世界的窗口。如此重要的商业枢纽对波斯商人、阿拉伯地理学家和穆斯林旅行者来说早已耳熟能详，他们曾记载了沿海城镇和内陆地区熙攘热闹的生活场景，以及来自全世界的混杂人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贸易活动为当地带来了大批的外来词和俗语，如今仍保留在现代汉语当中。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当时中国对外界的了解还十分粗略有限，一份13世纪早期的某官方文献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其作者是负责珠江三角洲口岸城市广州对外贸易事务的官员。该文献是写给去阿拉伯语世界的商人、海员和旅行者看的，试图解释阿拉伯的商业活动方式，列出可以买到的以及可能受到中国商人青睐的货品。但正如当时其他旅行者所记述的，该文献同样充满了奇闻异谈和半神秘性的观念。比如说，麦加是佛陀的故乡，佛徒们每年都会去那里朝拜；有一个地方能让女人“裸而感风，即生女也”；西班牙出产巨型西瓜，其直径达到六英尺，可供二十多个人食用；欧洲的绵羊比一个成年人还高，而且每年春天打开它们的肚子就能取出十几磅肥油，之后用线缝合便能安然无恙。
不过，当蒙古帝国将亚洲大部分疆土统一之后，海上贸易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一些战略经济要地——如波斯湾——都得到了新政权的特别关注。帝国十分鼓励长途贸易，并从中获取高速增长的贸易收入。结果，13世纪的广州声名远播，而不仅仅局限于周边。到13世纪70年代，广州已成为中国海上进出口的贸易中心。马可・波罗记载道，每批驶往亚历山大港的船队（带着运往基督教世界的胡椒等物）当中，都有100多艘来自中国的港口。伊本・白图泰稍后的记述则与之相呼应：到达这个城市的时候，他看见上百艘船驶入广州湾，同时还有无数的小船。地中海的贸易活动只能算是热闹，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活动才是名副其实的繁盛。
除了依靠模糊的记述和不太可靠的文献来证明广州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外，我们还有其他例证。当时在广州湾失事的一艘沉船准确地记录了从整个南亚以及（可能还有的）波斯湾和东非进口商品的详细情况。胡椒、乳香、龙涎香、玻璃和棉花只是那些1271年初沉没在中国沿海海域珍贵货物中的一部分。活跃在中国南海上的商人人数众多，随处可见，甚至在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上都有贸易据点。特别是在印度南部的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此处是全球最大的胡椒供应地，中国、欧洲和亚洲其他地方都离不开胡椒这种常用品。到了14世纪中叶，卡利卡特（Calicut）等城镇的中国船只如此之多，以至于某评论家认为，中国人包揽了印度次大陆上所有海运和载客的业务。近期在喀拉拉邦（Kerala）海岸发现的一艘沉船残骸，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当时独特的平底船设计。
这种长途贸易的润滑剂是银子，也就是欧亚大陆唯一使用的货币。之所以会有这样，部分要归功于中国在成吉思汗时代之前发明的一种金融信贷体制，包括汇票和纸币的使用。蒙古人采纳并改进了这种体制，其结果就是大量的银子流入了新的货币信用体系。这种贵重金属的供应量大幅飙升，导致它和金价的比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欧洲的某些地方，银价严重下跌，从1250年到1338年跌幅达一半以上。仅伦敦一城，大量的银子供应使皇家的钱币铸造量得以在1278年到1279年一年间就翻了四倍。亚洲的银币出产同样快速攀升：在草原部落，随着统治者大量铸造银币，金帐汗国的银币产量开始飞涨；新的地域也同样受到刺激，过去严重依赖物物交换或以大米换取其他产品的日本，此时也转向了货币经济并在长途贸易中越来越活跃。
然而，蒙古人的征服行动给欧洲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并不是贸易、战争、文化或货币，也不是野蛮勇士、异域物品、贵重金属以及流行于整个世界的思想和风尚。事实上，造成更为极端影响的是某种彻底融入血液的东西：那就是疾病。亚洲、欧洲和非洲暴发了瘟疫，正吞噬着千百万人的生命。蒙古人没有毁掉整个世界，但“黑死病”却可能做到。
几千年来，欧亚草原曾是各种牲畜和游牧民族生存的家园，但它同样也是滋生世界上最危险的瘟疫的温床。受灾地区从黑海一直绵延到中国东北。干旱和半干旱的生态环境极利于鼠疫耶氏菌（Yersinia pestis）的传播，特别是通过跳蚤叮咬的方式。传播瘟疫最有效、最迅速的载体是啮齿类动物，比如老鼠；骆驼同样可能受到感染，它们也在传染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冷战中的某项研究就曾把骆驼与苏联的生物战争计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瘟疫可通过饮食、呼吸或接触病菌宿主来传染，但从动物传播到人类则主要是通过跳蚤：它们在吸血前先将杆菌传入人体血液，或通过接触将杆菌传入人体受伤的皮肤；杆菌顺着血液流向人体的各淋巴结，如腋窝或腹股沟，然后迅速复制并引发肿胀或淋巴结炎。经历了此次瘟疫的著名意大利作家薄伽丘（Boccaccio）描述道，淋巴会肿成像苹果那样大，或至少是“鸡蛋的大小”。人体的其他器官也会受到感染，最终导致内脏大出血。黑色的脓水包和血水包不仅肉眼可见，而且是致命的。
现代鼠疫耶氏菌和瘟疫的相关研究证明，环境因素可改变流行病的循环周期，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因素就能将一场小型、可控的流行病发展成大规模的瘟疫。比如说温度和降雨量的微弱变化可大幅改变跳蚤的繁殖周期，由此改变杆菌本身的再生周期和啮齿目动物的行为模式。近来的一项研究认为，只要将气温增加1℃，就可能将大沙鼠（大草上的首要鼠疫携带者）的免疫力提高50%。
尽管我们不十分清楚14世纪中叶的这场瘟疫到底源于何物，但它在14世纪40年代迅速冲出了草原，蔓延至欧洲、伊朗、中东、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瘟疫暴发于1346年，当时的一位意大利人描述道：“这种神秘得能让人立即死去的疾病”横扫了黑海边上的金帐汗国。为了解决一次贸易争端，一支蒙古军队包围了热那亚的贸易小城卡法（Caffa），然而大部队却被疾病吞噬，“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一位评论家如是说。军队撤退之前“受令将死尸用投石机抛入城中，希望用无法忍受的恶臭把城里人熏死”。但城里人并没有被恶臭熏死，而是被极具传染性的病菌所感染。最终蒙古人无意间用生物武器打败了敌人。
连接欧洲和世界各地的贸易通道如今变成了传播黑死病的死亡之路。1347年，疾病抵达君士坦丁堡，然后是热那亚、威尼斯和地中海。病菌都是通过避难回家的商人传入的。到西西里岛的墨西拿人（Messina）意识到回来的热那亚人状况异常时（满身满脸的脓包），已经太晚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呕吐、咳血，然后就死了。尽管他们赶走了热那亚人的帆船，但当地人已经开始遭受灭顶之灾。
在北方，瘟疫也同样扩展迅速，至1348年中期已直抵法兰西北部和巴伐利亚。当时，船只已经将“商人和海员携带的……首批瘟疫”传入不列颠的各个港口。英格兰众多城镇和乡村人口开始死去，教皇不得不“善意地宽容了所有悔过的罪孽”以希冀消除灾情。据同时代的人估算，大约只有不到10%的人最终存活了下来。其他文献上则说，死人太多，已经没有活人去掩埋他们。
穿越地中海的商船带回的不是货物和珍品，而是死亡和悲伤。病菌传染并非只通过瘟疫死者或船上常见的老鼠，船上的货物同样是致命的传染源。跳蚤会藏到运往欧洲大陆、埃及港口、黎凡特和塞浦路斯的皮毛和食物当中。在这些地方，最先遭到感染的似乎是婴儿和年轻人。很快，疾病沿着商道传播，抵达了麦加，导致大量朝圣者和学者丧生，并引发了新的灵魂困惑：先知穆罕默德应该说过，7世纪袭击美索不达米亚的瘟疫永远不会进入伊斯兰的各座神圣城市。
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写道，在大马士革，瘟疫“坐在国王的宝座上施威，每天处死上千人，毁灭着人类”。开罗到巴勒斯坦的道路上死者遍布，野狗在撕咬着比勒拜斯清真寺（Bilbais）墙下堆满的尸体。同时在埃及北部的亚西乌特（Asyut）地区，纳税人的人数从黑死病前的6000人降低到了116人，降幅高达98%。
尽管人口数量的骤降可能包含着人群避难的因素，但仍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死亡人数相当巨大。“人类的所有智慧”对此都无能为力，谁都无法阻止疾病的扩散，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谈》前言中写道。他还说，在三个月之内，仅佛罗伦萨就丧失了十万多条性命。威尼斯的人口也大幅缩减：统计数字均说，瘟疫暴发期间，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口丧命。
对很多人来说，这好像就是世界末日的到来。在爱尔兰，某方济各会的修士在他关于瘟疫灾难的记录中用一段空白作为结尾：“如果将来万一有人能活下来，请将我的工作继续下去。”人们已经意识到世界末日将要来临，法兰西编年史中说天上“掉下了许多青蛙、毒蛇、蜥蜴、毒蝎和其他很多类似的有毒动物”。天上也有明显的表示上帝沮丧的迹象：冰雹席卷大地，造成数十人死亡；城镇和乡村被闪电击中烧毁，散发“恶臭熏烟”。
有些人，如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以及追随他号令的主教们，将希望寄托于禁食和祈祷。1350年前后写成的各种阿拉伯手册为穆斯林信众提供宗教指南，也建议采取同样的举动，并指示说，把固定的祷告词默诵11遍就会奏效，祷告词与穆罕默德的生平有关，默诵它就能免于脓疮。在罗马，人们庄严列队，跣足褐衣，自笞悔罪。
还有少数人想出其他办法来平息上帝的震怒。瑞典一教士强调，要禁止性生活和“任何对女性肉体的欲望”，因此不要洗浴，避免在午前吹到南风。如果说这是一种理想化状态的话，英格兰的做法则至少比较直接：英国的一个教士说，妇女应该改变自己的穿着，为了她们自己，也为了其他人。奇装异服和暴露的运动服都将受到神圣惩罚，“她们戴上了毫无用途的头罩，纽扣和拉绳紧紧系在脖子上，面罩只能覆盖到双肩”，这还不算，“她们穿一种短衣
（paltoks），很短，甚至盖不住屁股和私处”。其他都不说了，“关键是她们穿着这些紧身衣服便无法给上帝和圣人跪拜”。
在德国还流传着一种谣言，说瘟疫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犹太人在水井和河流里投的毒。于是人们开始实施一个邪恶的计划，据说德国人将“所有从科隆到奥地利的犹太人”统统抓起来活活烧死。反犹太热潮开始爆发，教皇不得不出面干预。他发布指令，禁止在基督教国家对犹太人采取任何暴力行动，并要求所有犹太人的财产和资产都应受到保护。这项指令是否有效另当别论，不过由于对灾难、苦难和宗教泛滥的恐惧，在德国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早已不是第一次：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莱茵兰的犹太人就因信仰不同而遭到迫害。在危急时刻，不同信仰的存在是非常危险的。
欧洲在这场瘟疫中至少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据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在2500万左右，而欧洲总人口数估算在7500万。后世对瘟疫的研究还表明，在大面积传染病暴发之际，小型村落和远郊地区的人口死亡率都远远高于城镇。看起来瘟疫传播的关键因素并不是以前人们所认为的人口密度，而是大量聚居的老鼠。疾病在人口众多的都市地区传播并不比乡村地区更快，所以其实，从都市逃往乡村并不能增加任何存活的概率。从田野到农场，从城市到乡村，处处是黑死病造成的人间地狱：腐烂的尸体，鼓起的脓包，大范围的恐怖、焦虑和怀疑。
其影响是毁灭性的。“我们对未来的希望都随着朋友的死去而一起埋葬。”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这样说。人们对未来在东方谋取利润的野心于此蒙上了深深的阴影。彼特拉克还说，唯一的慰藉是，“我们还可以追随先人的智慧。我不知道我们的日子还有多久，但我知道那天很快会到来”。他写道，印度海、里海或是黑海的所有富商都无法弥补灾难造成的损失。
瘟疫带来了恐怖景象，但它也成为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的催化剂。其深刻影响远不只是欧洲的死亡，它促进了欧洲整体的再生。这一变革为欧洲在西方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种影响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彻底重组。黑死病之后，人口长期缩减，导致劳工工资陡升，因为劳动力变得更抢手了。那么多人死于瘟疫，直到14世纪50年代，“侍从、工匠、技工、农业工人和普通劳工”的短缺状况才终于开始缓解。这为曾经处在较低社会阶层和经济阶层的人提供了相当大的谈价资本。有些人根本“对打工不屑一顾，除非有三倍的工资，否则极少有人入职”。有证据显示，黑死病之后的十年间，城市雇员的工资出现了巨幅上涨。
农民、劳工和妇女同样从有产阶级的衰落中感受到益处。地主和房主被迫接受更低的租金，有租金总比没有好。低租金、轻义务和长合同都让农民和城市租户获得了大量利益。这种状况还得到低税率的推动，14世纪和15世纪整个欧洲的贷款税率都大幅下降。
显然，随着财富在各社会阶层的分配日趋平均，人们对奢侈品（进口商品）的需求大幅回升，因为有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购买他们原来买不起的商品。瘟疫带来的人口变化还影响到了消费模式，特别是那些工薪族的年轻人，他们面前摆着各种新的机遇。新生代们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们本来就不愿意省钱，挣的工资还比父母要多，前途更为广阔，所以愿意花钱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尤其是追赶时尚。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欧洲纺织工业的投资和发展，欧洲纺织品的产量巨大，导致亚历山大港进口规模的大幅缩减。欧洲甚至开始转进口为出口，他们的纺织品充斥中东市场。面对西方生机蓬勃的经济发展，中东不得不为经济紧缩感到忧愁。
近来对伦敦墓穴发现的尸骨研究显示，当时财富的增长促进了人们的饮食结构和健康水平。统计结果表明，瘟疫之后的重大影响之一是延长了人们的寿命。伦敦瘟疫的幸存者在身体素质上明显比黑死病暴发前的人更为健康，当然也使人的平均寿命显著提升。
欧洲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不平衡。大陆北部和西北部的变革最为迅猛，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与南部相比经济水平更低。这意味着地主和租户的关系比较融洽，因而更容易达成适合双方利益的协议。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即北方城市与地中海城市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在地中海城市，几个世纪的地区及长途贸易已经形成了一些能够操控商业竞争的机构（如行会），由个别商业团体垄断。相比之下，欧洲北部的繁荣则是得益于在商业竞争方面没有限制，因此在都市化和经济成长上比南方更为迅速。
新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在欧洲各地出现。比如在意大利，女性一般不愿意，也没太多能力进入劳工市场，还像瘟疫暴发前一样，到了年纪就结婚，努力生更多的孩子。而在欧洲北部国家，情况却有所不同。这些地区的人口缩减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推迟了女性的结婚年龄，并对家庭规模产生了长远影响。“别那么着急结婚，”诗人安那・拜恩（Anna Bijns）在尼德兰（Netherlands）写成的诗歌中建议说，“能为自己挣到衣食的女人不要急着去忍受男人的棍棒……尽管我不反对结婚生子。没有束缚最好！祝没有男人的女人幸福！”
黑死病带来的转型为欧洲西北部的发展奠定了长期的基础。尽管这些改变还未在欧洲各地全面开花结果，但灵活的体制、开放的竞争，以及最重要的，意识到只有勤奋劳作才能克服北方恶劣地理条件从而赢得收益，都为后来欧洲在近代早期的彻底转型奠定了基础。正如现代研究所不断昭示的，18世纪的工业革命根植于瘟疫后的世界：随着产量的提升，人们的野心变得更大，财富不断积累，同时消费的机会也变得更多。
随着尸体被掩埋，黑死病逐渐成为一种恐怖的记忆（后有周期性的二次复发）。南欧同样经历了重大变革。14世纪70年代，热那亚想趁着大瘟疫给威尼斯造成重大灾难之际夺取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但这一赌局发生了巨大的逆转：热那亚未能发动一次决胜性的进攻，于是突然陷入了战线过长的困境。通过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一个个连接中东、黑海和北非的商业城镇据点，统统丧于敌手。热那亚败了，威尼斯胜了。
摆脱了宿敌的威尼斯，如今一切转入正规，可以专心从事香料贸易。通过亚历山大港进口的胡椒、生姜、豆蔻和丁香越来越多。平均算来，威尼斯商船每年要从埃及运回400多吨胡椒，与从黎凡特运入的数量相当。至15世纪末，每年有近500万磅的香料（用于食物、药品和化妆品）进入威尼斯，然后再以不菲的利润售往其他地方。
威尼斯还是绘画颜料的进出港。这些颜料通常被统称为“海外来的威尼斯产品”（oltremare de venecia），包括铜绿（verdigris，直译就是“希腊绿”）、朱红、胡芦巴、铅锡黄、骨黑，还有黄金的替代品，比如紫金（purpurinus）或彩金（mosaic gold）。不过，最著名、最独特的颜色是从中亚开采的青金石中提取的纯蓝。于是欧洲艺术的黄金时期——也就是15世纪法拉・安吉里柯（Fra Angelico）和皮耶罗・戴拉・弗朗西丝卡（Piero della Francesca），以及后来的米开朗基罗、利奥纳多・达・芬奇、拉斐尔和提香等艺术家生活的时代——孕育而出：一方面，与亚洲贸易的扩大使得他们能够接触到这么多样的颜料；另一方面，富裕程度的增加使他们有钱购买这些颜料。
与东方的贸易利润如此丰厚，威尼斯政府不得不对贸易权进行事先竞拍，以保证中标者在遇到生意、运输或政治风险时仍能得到付款。一位威尼斯人自豪地说，商船从城市出发可驶往世界各地：非洲海岸、贝鲁特和亚历山大港、希腊各地，还有法国南部和佛兰德。财富的流入导致意大利房价大涨，特别是在靠近里亚托（Rialto）和圣马克大教堂的黄金地段。由于土地稀少、价格昂贵，人们开始使用新的建筑技巧，如用节省面积的小型楼梯井替代富丽奢侈花园双向楼梯。不过，一位威尼斯人骄傲地说，就算是一个普通商人的房子，都会装有金顶天花板、大理石楼梯，阳台和窗户都镶着由附近梅拉诺（Murano）生产的精致玻璃。威尼斯是欧洲、非洲和亚洲贸易的最佳集散地，并且能够用优雅得体的形象展示这一身份。
兴盛繁荣的城市不只是威尼斯。达尔马提亚海岸星罗棋布的城镇都是进口和出航的停留地点。拉古萨（Ragusa，即今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见证了14世纪和15世纪的繁荣盛况。1300年到1400年间，当地的财富增长了四倍，人们不得不为嫁妆的价格设一个上限，以限制过高的消费。城市资金过于泛滥，人们甚至开始考虑废除家奴：家庭资产已经如此富余，继续奴役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而不付工钱好像不那么仗义。像威尼斯一样，拉古萨也在忙于建立自己的贸易网络，加强与西班牙、意大利、保加利亚甚至是印度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印度的果阿（Goa）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并以圣布莱斯（St Blaise，守护拉古萨的圣人）教堂为中心。
亚洲许多地方同样出现了类似的野心和成长。随着和中国及波斯湾地区的贸易活动日趋频繁，印度南部的商业景象异常繁荣。行会相继成立，以确保商业活动的安全和货物质量，同时也是一个垄断机制，防止地方竞争的出现。这些商业行会将钱财和权力集中在自选的一群人手中，在马拉巴尔沿海地带和斯里兰卡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样的体系下，商业行为走向正规化，交易的效率和公平得到保障。据中国旅行家马欢在15世纪初的记载，买方和卖方的价格是由一个中间人确定的，所有的税款和费用都经过事先计算并且必须支付，否则无法放货。这对长期贸易商来说是个好消息。我们找的是诚实可信的人——马欢这样说道。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书上的记载。事实上，印度南岸的城镇并非一片和谐，它们相互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科钦（Cochin）作为卡利卡特的对手在15世纪出现，它以优惠的税率吸引大量的贸易，从而获得成功。这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良性循环，因为它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大航海家郑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宦官）几次率领着中国舰队下西洋，展现出中国的海上实力、影响，以及直通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的长途贸易能力，并特别注重和科钦统治者建立友好关系。
这些出使行动是14世纪中叶取代蒙古元朝的明帝国展示野心的举措之一。北京投入了大笔资金，建立了支援、保卫都城的基础设施。大批兵力调到了边塞，以守卫北部草原边疆，并与复兴的高丽人争夺满洲。南部的军事力量则是为了确保柬埔寨和暹罗的进贡通道畅通，他们能带来大量的当地特产和奢侈品，为的是以财物换得平安。比如说在1387年，暹罗王国进贡了1.5万磅的胡椒和檀香木，两年后又送上了十倍数量的胡椒、檀香木和燃香。
当然，对外开拓是需付出代价的。郑和的第一次远航带了60多艘大船、数百艘小船和大约3万名水手；光是军饷、设备还有将军们携带的用作外交的礼品，就花费巨大。支付这次以及此后数次远航的都是大量生产的纸币，当然也同样得益于金银矿开采的增加——1390年以后的十年间，通过采矿获得的资金增加了三倍。此外，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税收政策的完善同样给中央政权带来了大笔的收入。某当代学者称这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建立。
中国的财富还得益于中亚的发展。在那里有一个军事将领突然崛起，成为中世纪后期唯一一个最令人瞩目的人物，他就是帖木儿。他的成就巨大，连英格兰的戏剧都写到了他；他的疯狂进攻在现代印度人心目中都留有记忆。帖木儿从14世纪60年代起跨越蒙古旧土，在从小亚细亚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阔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还着手实施雄心勃勃的工程：在他的疆土上，如撒马尔罕、赫拉特和麦什德（Mashad）等城市，大量修建清真寺和各种皇家建筑。大马士革陷落后，一位当时的评论家说道，木匠、画匠、织工、裁缝、宝石切割师，“总之所有的手艺人”都被遣往东方的其他城市参加修建工程。西班牙国王派往帖木儿宫廷的特使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建筑规模，以及新型建筑的装饰标准：撒马尔罕附近的萨赖宫（Aq Saray palace）走廊“装饰精美，用的都是金色和蓝色的瓷砖”，接待大厅“也是金砖蓝砖，宫顶全是金子”，就算是巴黎最有名的工匠也做不出这样的精品。但这些和撒马尔罕城以及帖木儿本人的宫殿相比还不算什么：帖木儿的宫殿里装点着金树，“树干如人的大腿一般粗”，金树上结着“水果”，近处观察才知道，那都是红宝石、绿宝石、松石和蓝宝石，还有硕大浑圆的珍珠。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