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一直是赵祯的一块心病，因为它们的不确定性实在太多，尤其是当***教也逐渐在大宋兴起后，赵祯忽然发现，世界三大宗教已经在大宋“集结”完毕。
道教佛教自不用说，出现在华夏的土地上时间较早，而俗称回回教的***教居然是在唐永徽二年便传入大宋的，它比天主教抵达大宋的时间还要早。
据《唐书》记载，“回回教有门徒大贤四人，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
限制宗教的发展一直是赵祯努力的方向，在他看来，宗教和资本一样，他们都会漫无目的发展膨胀，当然不同的宗教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比如中原本土的道教，便是以清心寡欲为主，注重自我修养和升华，这一点是赵祯极为欢喜。
虽然也存在着弊端，信仰道教的人越多，清心寡欲的人便越多，虽然思想境界整体提高，但…………人类的文明进步靠的却是人心中的欲望在前进。
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养一只会抓鱼的熊基本上不可能。
佛道之争一直存在，只不过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当然两者之间有很多时候是互相扶持的，不过历史上灭佛之事有之而灭道之事少有。
在统治者的眼中，和尚不事生产，不孝父母，不敬祖先，招摇撞骗，大肆捞钱，这就是违背天道。
而道教是华夏的本土宗教，“地方保护意识”在任何时代都有发生，这就如同种族歧视一样，根治不了。
到现在，大宋的汉家百姓依旧是高外族一头，无论你是倭人，还是归附的党项人，南诏人，亦或是来自欧罗巴的商贾，在汉民面前总是不受平等对待，即便是到了衙门也是如此。
赵祯即便颁布律法加以限制，结果还是一样。
而在传教的形势上佛道之间也有极大的区别，自唐以降乃至千年之后，因道门的自修的主张，道教规模不大，不适合发展，无法对社会产生那么深重的影响。
这是教义的区别，佛教在教义上是修来生的，主张“渡苍生”，特别是大乘佛教，它主张广收门徒，即便不能觉悟，也能引人向善，这本身是好的，但也无可避免的会促使其规模增大。
要知道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既是，每个人的道德水平都不同，规模越大，道德水平便越参差不齐，恶僧便越多。
道教在教义上清静无为，更主张修持自我，换言之，比较少刻意宣传和发展门徒。
只要不是像张角太平道那种，道教再怎么发展规模也大不起来，历史也证明，道教历史上门徒最广的阶段似乎就是太平道、五斗米道的那个时代，此后少见。
佛寺不光有信众香火钱，在几次灭佛事件前，还占有了大量农田，免交赋税。同时，战时大量的青壮年为了逃兵役，躲进佛寺。
这对于国家后备军事资源和土地劳动力来说都是巨大损失。
佛道两门在政治上也有极大的区别，佛教的教义尽管经历了中原的本土化过程，但是一些思想还是和传统的忠君思想格格不入。
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儒家倡导忠君至孝，但佛教提倡今生来世，对现世是淡漠消极之情绪，出家便是不忠不孝之举！
而道教做为本土宗教，和儒家思想更加接近，也更能满足统治者需要。
虽然赵努力的打击佛门，但结果依旧是佛门信众和僧人要远比道门的多得多！
不过赵祯还有一个对付佛门的大招没有放出，“烧戒疤”，唐宋时期的僧人是不用烧戒疤的，这也不是佛门制度，佛教到了中原后有许多改良，天竺的僧人可以娶妻生子，可以食肉，而到了中原便不能。
当然，这一条规矩有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的僧人都遵守，酒肉和尚在大宋并不少见，但烧戒疤的却是无有一例。
若是赵祯下旨，要求所有僧人必须受戒烧疤，那就是给所有僧人留下了特殊的印记，一辈子也无法消除。
吃酒吃肉难，还俗结婚更难，如此一来和尚的数量必定极具减少，当然随着大宋国力的进步，相比乱世僧人的数量本就在减少。
宗教数量的增加，使得赵祯也开始着手制定更加严格的宗教政策，在华夏这片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文明中，宗教永远要为统治者服务。
限制传教，最根本便是在公开场合不允许传教，就这一招便能在这个信息传递不发达的时代极大的限制宗教的传播。
那传教的地方只能在寺庙之中，这样既给了大宋百姓自己选择信仰的权利，也限制了宗教的传播速度，无论是对佛教，还是会天主教都是极大的打击。
至于***教的传教方式………虽没有天主教那般积极，但却有着另一个特性，极少容易脱离和颠覆。
赵祯看过《古兰经》的译本，其中有几句话醒目：“你应当信赖真主﹐你确是据有明白的真理；我只本真理而降示《古兰经》﹐而《古兰经》只含真理而降下。我只派遣你做报喜者和警告者；真理是从你的主降示的﹐谁愿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
穆圣曾经说：“你们应当用优美的语言去宣传你们的信仰”。
看，这些东西是多么的人性化！
可事实上，***的传教方式往往是用武力…………传教便是战争，这一点从当初穆罕默德与他的亲信传教开始便是如此，他们不是靠古兰经口传口这样迅速扩张，而是通过刀剑。
一手拿《古兰经》、一手高举刀剑，征服到哪里，那里就成为他们的信众，他们传教的方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地区……
而且***大量是忠贞的狂热信徒，他们甚至为了信仰而舍弃生命！
这一点和华夏的基本礼法思想相违背，赵祯只要稍稍限制，***教便无法在大宋境内有效传播。
但“信仰的圣战”最终还是找到了大宋，找到了赵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