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友才等几百名饥民在台湾来的中年男子及其他便衣特工的看押下，从香港乘坐海轮到了台湾高雄，再次经过登记、签名画押，然后分乘大卡车，往台湾各地派送。
安徽青年赵子奇被送往新竹特遣队训练中心，邬有才和彭三宝等十多名男青年被被送到花莲北埔。
让邬有才意想不到的是，他们是被派去美蒋合作的“中美联合情报中心”集训营。邬有才心里暗自兴奋，心想，终于可以打入美蒋核心机构了！自己学就学的是情报侦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获取美蒋核心机密。但他转念又想，等到受训完毕再被派遣，何时才能侦获“国光计划”？时间不等人呐！而且，按照二处为他设计的方案，他到台湾后第一阶段工作最理想的区域是台北，便于与在台人员取得联系。花莲离台北太远，既不是蒋军各军兵种司令部所在地，更不是国民党政治中心。必须想办法离开。
第二天，“中美联合情报中心”一名美军海军少校、三名蒋军陆军军官对送来的大陆青年再次进行“甄别”和考核。
邬友才心想，要想办法没事找事，让他们主动“开”掉他。于是，他对美军少校故意装作傲慢无礼，成心激怒他。这一招果然灵验，美军少校大发雷霆，暴跳如雷，居然拔出手枪。蒋军军官了解美国人素来傲慢，为所欲为，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最重要的是担心少校的行为会吓坏大陆来的其他青年，使他们好不容易“招募”来的人泡了汤，于是有一位军官立即上前劝阻。
邬有才装作毫不示弱的样子，而且口出狂言，“老子是康深将军的亲侄子，是来投奔台湾的，不是投奔你美国鬼子的！有种单挑！如果输给你，任凭处置！”说罢，向少校招招手。
美军少校想了想，把枪装进枪套，摆出一副拳击的姿势，朝邬有才瞪着眼。“来、来！”
邬有才毫不示弱，马上将身子下蹲，把重心放低，瞧准机会，冷不防快速出击，一拳打在美军少校的胸前。少校立即向后趔趄而退，差点倒地。
蒋军军官从邬有才的言行中看出眼前这位小伙子是个倔强而有血性的青年，觉得是个人才，不能让美国佬随意伤害，马上跑到二人中间，把邬有才拉到一边。
站在后面的一位中校听见邬有才说是康深的侄子，将信将疑，马上走过去把邬有才带到他的办公室问个明白。邬有才把事先编好的有关他与康深的关系一五一十地向上校说了一遍，但没有说出康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的姓名并已经来到台湾的事，他必须有所保留，作为最后的筹码。中校仍然将信将疑。
正在这时，特情室副主任徐则成按照计划到这里来挑选受训已经结业的特工，来找中校接洽。见上中校在与身穿老百姓服装的邬有才谈话，他感到奇怪，随口问了一句。中校认识徐则成，不敢怠慢，便把刚才发生的情况向徐则成做了禀报。
徐则成听了很感兴趣。他知道康深，非但知道，而且还见过一面，对康深很是崇拜。眼前这位大陆来的小青年说是康深的侄子，他也是将信将疑，便问邬有才：“你是康深将军的亲侄子？”
邬有才从徐则成的军衔和与中校说话的口气中猜测出他有来历，便果断回答：“不，长官，是堂房侄子。康深是我父亲的堂哥。”
徐则成依然是不相信的样子，“你是怎么来到此地的？”
中校把邬有才来到此地的经过向徐则成作了禀报。
徐则成很想弄个明白，干脆坐了下来，“叫什么？为什么来台湾？”
邬有才毫不犹豫地回答：“长官，我叫康季明。我有两个堂哥，一个叫康仲明，还有一个叫康亚明，伯母叫李素怀，民国三十八年来台湾了，但我不知道现在在哪，我是来找他们的。”
徐则成听邬有才说得如此果断，身份关系如此明了，似乎无法怀疑，但对号称是康深的亲属又觉得有点蹊跷，于是进一步问：“小兄弟，你只是康将军的堂侄子，共产党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为何投奔台湾呢？”
邬有才很认真地说：“长官，您是不知道共产党的厉害。我父亲是靠康深伯伯的面子在老家安岳县政府谋得了一个小职员的位置。可是，共产党来了之后，把我父亲说成是反动官僚，是你们国民党特务的亲属，就把我家里的田地都‘共产’了，因为与康深伯伯的关系，父亲也被管制改造，不准到处乱走。到了民国四十六年，大陆闹起‘大鸣大放’运动，就是可以公开向共产党提意见。我父亲信以为真，以为时机已到，就说共产党像土匪，抢了自家的田地。没想到几天后被共产党作为‘历史反革命’抓起来发配劳改农场去劳动改造了。”
中校插问：“何谓劳改农场？”
徐则成说：“就是监牢。小兄弟，你接着说。”
邬有才继续说：“是，长官，我接着说。我就去劳改农场探望父亲。父亲对我说，既然落到这步田地，你人也出来了，留在大陆也是死路一条，就去北京，就是民国时期的北平，去北京德胜门找你伯伯康深将军。长官，你们知道吗，党国的一大批将领都关在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父亲叫我去探望康伯伯，完了就设法逃到台湾。我去功德林见到了康伯伯，他向我暗示，从厦门走，那里离金门岛很近，可以伺机脱身。就这样，离开康伯伯后，我就一路乞讨，结果走错了路，到了潮州，被当地政府作为流窜人员收容。好不容易熬到了现在，随大批饥民逃到了香港，又碰上了你们的分队长，叫，叫阎家骥的阎中尉长官，他劝我投奔你们，说长官一定会重用，我将信将疑地来了。没想到碰上个洋鬼子，蛮不讲理！”
徐则成听邬有才如此说，觉得很合情理。他感觉邬有才说得头头是道，头脑灵活，思维清晰，再看他身强力壮，是个人才，又跟康深沾亲带故，定是**坚定分子。既然是阎家骥中尉在香港物色推举的，那这人就应该到特情室系统来，而不能被“中美联合情报中心”拦下。他有心要把邬有才带走，就让邬有才在原地稍等。他跟中校来到隔壁，找出邬有才的登记表，查看了对邬有才的三份“甄别”、“政审”记录，并与顶头上司徐人隽通了电话。徐人隽让他把人带回。通完电话，他和中校回来，问邬有才：“小兄弟，你叫，噢，康季明兄弟，跟我走情愿不情愿？”
邬有才仍然装着一副桀骜不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反问：“长官，去哪里？”
中校说：“小兄弟，这位长官是特情室副主任长官！恭喜你，你被他看中，要飞黄腾达了，还不赶快谢恩？”
对台湾的机构，尤其是特工情报机构，别说是办公驻地，职责职能，是干什么的，就是他们的头头脑脑姓甚名谁，多大年纪、什么军阶，甚至个性特点，三处的人，包括邬有才，都几乎了如指掌。邬有才听中校说此人就是特情室的副主任，马上知道他就是徐则成。能够进入台北的特情室，是完成第一阶段任务的最佳方案之一。邬有才却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问：“什么工作？多少薪水？”
徐则成笑笑，说：“先去见了我们主任再说，走吧。”
邬有才与在“中美联合情报中心”被挑选的几名特工一起，随徐则成来到台北的特情室。徐人隽主任下去巡视了，已经离开了办公室。徐则成只好先把邬友才与其他特工安排住下来。邬有才马上向徐则成报告说，要去报社登寻找伯母的《寻人启事》。徐则成想想也合乎情理，便派个兵士陪他。邬有才因为刚来台湾，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也为了解除对方的疑心，爽快地答应了。
邬有才在兵士的陪同下，其实是在监视下，来到台湾的《联合早报》报社，按照二处事先为他设计的方案，登了二则“启事”：一则确实是寻找康深之妻李素怀及其儿子的《寻人启事》，内容无非是“侄儿康某某已到台湾，现落脚于某某处，亟盼相见，望速联系”等语。另一则是用暗语编好的《遗失启事》，目的是告诉我在台潜伏人员，党组织已派人来台，设法尽快接头。启事全文如下：
“本人奉家父之嘱历尽周折近日到台，因不慎将祖传逾四十九载梓柄雨伞一把遗失于途；伞柄镌刻清时林觉民辛未三月《与妻书》之‘为天下人谋永福’阴文一句。望拾得者或知其下落者速与本人联系，当面致谢为盼。康季明拜托。”后面是联系地址与办法。
邬有才要求报社将此二则启事隔天登载一次，连登四次。邬有才按报社收费规则支付了费用，并将找零给了跟随的兵士：“买包烟抽。”
第二则启事在外人眼里，不过是、也仅仅是寻找一把木头把子的雨伞而已，只是有些经历或在主人眼里视为传家宝。即使在台湾国民党特务眼里，也挑不出任何毛病，找不到任何与共产党潜伏特工有关的蛛丝马迹。其实，启事中暗藏多处暗语，如果代号为“阴伞”、名为辛月的同志看到，一眼就能明了，而且一定深信确系党组织派来联系的交通员到了。启事中“奉家父之嘱”意为受组织派遣；“梓柄雨伞”中的“梓柄”显然是秦梓人的“梓”与鲍秉义“秉”的同音字“柄”的组合，暗指直接受秦梓人和鲍秉义二人指派；“祖传四十九载”即指辛月年龄，今年已有四十九岁；“阴文”与“雨伞”即其代号“阴伞”，而“林觉民《与妻书》”更是直接暗示此则启事就是秦梓人亲拟、给其妻的“家书”；中间一句“辛未三月”，看似林觉民写信之日期，实则明白无疑地点出“辛月”之名。如果代号“阴伞”、真名为辛月的同志看到这则启事，可以按照启事里“梓柄”和“镌刻阴文”的暗示，自制一把雨伞，公开来与登启事的人——党组织派来的交通员邬有才接头。如果再当面对上当年定下的接头暗号，关系就可最终接上了。计划还设想，如果因各种原因辛月同志没有看到这则启事，或者辛月同志出了意外，在等待一段时间后，邬有才才可以再在同一份报纸上登载别的“启事”与潜伏在台湾的其他同志联系。
登完启事，邬有才觉得第一阶段的开局很顺利，接下来的事是等待与“阴伞”见面，然后设法在特情室站住脚，设法接近制订“国光计划”的“国光作业室”。
按照出发前三处已经侦获的情报，这个“国光作业室”位于台北三峡，离台北市中心并不很远。但具体在哪，如何接近，接近了能不能进得去，进去了又如何拿到“国光计划”文本，如何撤离，一系列的难题摆在他面前。
他要等待，更要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