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勇，组织上准备派你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可愿意？”方根山把尤勇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征询式的问尤勇，说完后，盯住他。
尤勇已经从冯晓琳嘴里听说科里要派他出差，有了点思想准备，连忙说：“方政委，只要革命需要，领导叫我干啥我就干啥，保证完成任务！”
方根山听他回答得如此干脆坚决，心里十分欣慰，却也不无顾虑，毕竟不久前他还是出了名的老落后。“你用什么向组织证明你一定能完成任务？”
“方政委，以前是我思想狭隘，片面理解革命的含义，认为只有到国外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为革命作出贡献，现在我想通了，在国内，在三处八科同样是搞情报打击敌人，一样能为革命做贡献。”
“哦？想通了？怎么想通的？”方根山想了解他思想转弯的过程和原因，不能凭几句空洞的口号轻易相信。
尤勇羞涩地抓住自己的头发，脸上泛起浅浅的红晕。“不瞒您说，方政委，前不久被秦局长当众批评以后，我的确受了震动，当时我也非常恨他。后来我听说秦局长的妻子为了革命牺牲了，但是，秦局长把丧妻的悲痛深埋在心底，十多年来一直默默地、一如既往地为我军的情报事业呕心沥血，我突然恨不起来了，反而尊敬他了。再想到我母亲留给我的遗言，我痛恨自己一时糊涂，钻牛角尖，给我的父母丢了脸，给革命先烈抹了灰，所以——|”
说到这里，尤勇禁不住哽咽起来，眼眶里含着泪水。
“你母亲留下了遗言？”
“是的，是解放前离开我的时候留下的。”
“能给我看看吗？”
“闻见风给我说了，我带在身上呢。”尤勇从上衣口袋里小心地掏出叠得很整齐的信，交给方政委。
方根山怀着崇敬的心情读完尤勇母亲留给他的信，特别注意到落款的“辛月”。“你母亲叫辛月？”
“不知道是化名还是真名，反正是当着我的面交给我现在的养母的。”尤勇没有把握，把当时的情况向方根山做了解释。
“好。尤勇，我想把你母亲给你的信留下来，作为科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不知你愿不愿意？”
“完全可以，我把它献给组织，让组织保管吧。”
方根山收好信，很敬重地盯住尤勇，默默地沉思好久。
他想，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由于年轻，思想单纯，甚至偏激，对工作挑挑拣拣，闹点情绪，是当领导的疏于引导，思想工作不到位造成的，组织上有责任爱护他们，教育他们，把他们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派尤勇去执行任务的本身，就是给他锻炼和教育的机会。于是，方根山说：“为了核实和验证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攻行动的两栖登陆点、空降区，从而彻底粉碎他的阴谋，决定派你去收容关押蒋匪特务的监狱，提审从去年以来被我俘虏的台湾派遣特工。收容关押这些新、特务的监狱有几处，经研究，你们先去‘西村监狱’，如果有必要，再去北方几个关押地。到了以后，要讲究方式方法，注意策略，想办法从他们嘴里搞到我们需要的情报。尤勇，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情报工作，对你既是锻炼，也是考验。”接着，方根山又详细介绍了提审和审讯的技巧，我党对待俘虏的政策，等等。
尤勇一一答应，再次向方根山表了决心。方根山相信尤勇的话发自心肺。
局保卫处派一位机灵的干事一同前往。
专门收容和关押台湾派遣特务的“西村监狱”坐落于我国一处大型淡水湖的边上的村子里。原来的村子是一个小岛，伸向看不到边际的浩瀚湖里，三面环水，一面是狭窄的堤岸与外面连接，堤岸对面又是中型水库的堤坝。应该说，选择这里关押犯人，无论从地理还是从安全保卫来说，都是绝妙的处所。
西村里树木高大，绿荫浓密，鳞次栉比的红砖楼房、平房错落有致，环境幽静，偶尔传出集体回答问题的声音；外围是波光粼粼的湖面，微风吹拂，发出轻微的声响，宛若弹奏美妙的乐章。倘若有人从这里经过，一定会误以为是一所很不错的学校。
如果不是四周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上端竖着雪白锃亮的绝缘瓷瓶和环绕的高压电网，以及形同高耸岗亭的城堡式瞭望塔、夜间从那里射出幽蓝与雪白刺眼的光柱，谁也不会想到这里是戒备森严的特种监狱，关押着训练有素、身怀绝技、暗藏阴谋、杀人不眨眼而怀揣飞黄腾达梦想的蒋匪特务。
从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反动派溃逃台湾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就不间断地向大陆派遣各式各样的特务，妄图搜集情报、实施破坏和颠覆活动。除了在海上被我解放军、公安人员和民兵消灭或者驱赶的以外，凡是侥幸上了岸的，几乎无一漏网，都被俘虏活捉，送到西村这样的监狱，接受改造。如此年复一年，次复一次，蒋军“坚忍不拔”地派，我军“不厌其烦”地收，仅在“西村监狱”里，新、老特务、下属和上司、原来的同学，甚至是亲友和父子，戏剧性地在这里相逢了。不乏幽默的时间老人导演了一幕幕令人哀叹的活剧。
其实，说这里更像是一所学校更为贴切。它是一所将魔鬼改造为人的学校，是一所洗涤罪孽与邪恶、注入人性与善良的学校。
西村另一边，两座“山包”一样的建筑上方，两支高达百米的烟囱直插云霄，吐着淡淡的烟雾，活像两支巨笔，在蔚蓝的天幕上浓墨重彩地书写新的人生。
两座“山包”里是巨大的轮转砖窑。即使在严寒的冬季，尽管硕大的鼓风机带着咆哮向里鼓风，里面的温度还高达五、六十度，进出砖窑的人**上身，灰头垢面，面色赤红，犹如在火焰山上烘烤。但是，他们的心灵却在烘烤中冶炼，荡涤污垢。
西村轮转窑的旁边是被服工场。只有具备明显悔过自新的人才有幸来到这里继续接受改造。虽然他们曾是拿刀拿枪、只会攀岩入海的特工，从未做过、甚至从未见过缝纫机，但是，在这里，经过训练，这些粗手笨脚、舞枪弄棒的军人，居然也跟女人一样把缝纫机踩得飞转，像在弹奏叙述悲凉人生的交响曲。
他们的监室却不同了。毕竟是受过特种训练的特工，而且几乎一色的学生出身，军人的习惯和学生的矜持，在这里随处可见：收工后洗刷干净，还要把头发捋顺；床上被子、枕头、床单平整清洁，室内用具整齐划一，纹丝不乱。
刚到这里的时候，管教干部从他们的眼里读出的是惶恐、绝望、防备和疑惑，确有少数人抗拒、沉默或者寻死觅活。但是，监狱管教干部循循善诱、苦口婆心的开导，对这些特殊人员采取的“五不”特殊政策（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不佩枪、不戴戒具），感化了他们，教育了他们，使他们解除了戒心，放下了包袱，燃起了重新做人、重写人生的欲望。
许多人已从砖窑转到被服工场，从事稍微轻松的工作。还有一些人获得了与家属见面的待遇，还有一些人提前被释放。而“腾跃行动”的分队长滕宝明、报务员凌松槐和水下爆破手程三木等人因为刚到这里，被安排到砖窑取土、制砖坯、进窑、出窑的活。
令凌松槐没想到的是，他在砖窑里见到了“已为党国捐躯”的父亲！这对被“党国”戏弄的父子，竟然走了同一条路，今天又在同一座监狱里重逢。这不能不是说是绝妙的讽刺，不能不说是上帝在冥冥之中的安排。由于对“党国”的痛恨和对人生的绝望，凌松槐父亲一直抗拒改造，因而一直在砖窑干重活。现在在这个特殊的地方见到了与自己同一命运、又是同一下场的儿子，这不仅让他更加憎恨残暴、欺骗的国民党，更使他感到自己懦弱、痴愚的可笑，使他自进监狱以来第一次滋生了活下去、与全家团圆的欲望，一改以往抗拒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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