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冲向开国大典的特务敢死队
号称“第一高手”的特务已经潜入上海，这个消息对于效飞来说真是雪上加霜，那边特务已经进了北京，他还对特务的行踪一无所知，眼看特务已经对开国大典下了手，他却还远在上海鞭长莫及。现在他已经是分身乏术，一筹莫展了。
于效飞本来和小开不是一个系统的，按照规矩，他是不知道小开的内线的身份的。但是，他和小开合作过这个侦破敌人潜伏特务的特别案件，所以他也知道了小开的那个内线。
小开的内线是国民党保密局的后勤处长，他的忠诚和能力是无可置疑的。可是，虽然他在保密局的地位仅在毛人凤之下，但是他是负责后勤的，不能直接参加行动，所以他只能通过要求他提供的器材和与其他特务的私交来推测特务的身份和行动目标，情报不够详细。这给于效飞他们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于效飞不是只负责上海一个地方，他是负责整个中国的安全问题的，现在安全保卫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在北京，但是也不能放任所谓叫“第一高手”的特务对华东局的重要领导进行暗杀。到底应该怎么办，他和小开也没了主意。
最后，小开说：“咱们还是先向上级报告，听上级的意思吧！”
于效飞点点头，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小开亲自向上面报告，这个情报极其紧急，那边马上进行讨论，小开和于效飞只好在电话旁边等着新的命令。
过了一会，电话响了，小开马上抓起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李克农。
李克农说：“告诉小于，他不必回来了，就在上海那儿把口子给我堵好。”
李克农说，北京这边人员比较充足，他们社会部，公安部，军队，所有力量全都投入到保卫开国大典，抓捕特务上面了，所以对侦破特务的力量上面于效飞不必担心。倒是上海这边情况复杂，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不能象北京那样搞一种把首都“弄纯洁”的行动，能够调动的力量，潜藏的敌特很多，侦破任务相对难度更大，所以，离开于效飞是不行的。
于效飞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我总不能就这么眼看着特务就这么在北京闹腾啊？”
“你以为进来个把特务，就能把北京翻过天来了？放心，这儿有我们呢！”
“可是……”
“你的任务也很重要啊！现在咱们需要的是准确的情报！你给我狠狠审那个特务，把这边的事情搞清楚！你觉得他们可能在那儿动手？”
于效飞想了一下说：“从特务的口供上来看，特务的行刺对象是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大概要使用爆炸的方法向一些人多的场合冲击，应当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好，你那边也要抓紧，特务肯定会在这个时间内闹事，要多注意他们的动向。”
这时，毛泽东已经决定调罗瑞卿担任新中国的第一个公安部长。因为中国的反间谍工作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潜伏特务不是以收集情报为主，而是一些进行疯狂破坏的国民党特务、特务武装、土匪，和一些持有大量武器的散兵游勇，所以，普通的反间谍人员和公安人员已经不能满足反间谍工作的需要了。
新中国成立迫在眉睫，必须组建一支公安部队来对付这些有大量武器的特务。由于任务紧急，中央决定将南下的第四野战军一部分部队和中央警卫团、北平纠察大队抽调出来组建一支公安部队。正准备南下的部队立即开赴北京作为党中央毛主席的警卫师。
这个师绝大多数战士都是东北土改以后翻身的农民，政治上比较纯洁，连、排、营职干部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部分营团职干部还是长征过来的干部。公安一师在组建之初，党中央毛主席就要求这支部队政治上可靠、军事上过硬。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同志也分别指示，公安部队中共产党员要占80％。
公安中央纵队成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卫开国大典。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以天安门和观礼台为重点，严密控制，以武装警卫为主，辅以便衣警卫，并以标兵、验证军官等形式维持秩序，严防坏分子混入警卫区域的部署。天安门周围的各个角落都被进行了检查，并且公安部队还以严密的警戒控制了会场周围的制高点。
为了将北京“打扫得干干净净”，9月20日，北京纠察总队配合公安局以突然的行动，一举逮捕了潜伏在市里的反革命分子王凤岗所辖的匪特175名，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中央公安纵队协同公安部门查获了7名反革命分子，发现了36名嫌疑分子，并查获了一批隐藏的枪支弹药。
公安部队又对城区每一条街道、每一条胡同进行拉网式的清理，又先后逮捕了国民党“北平区第二分局行动组”杨金富等14名特务，捕获惯匪、恶霸3000多名，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罗瑞卿还认为，特务都喜欢躲藏在妓院里边，所以，北京封闭了妓院250多处，在北京彻底取消了妓女。
这时，于效飞一边加紧自己的调查，一边每天晚上到小开这儿来，交流情报，打听北京的消息。小开又收到了从台湾发来的内线的情报，果然不出他们所料，公安部队抓住的那个特务不过是一些小鱼小虾，真正的刺客是于效飞负责的那批潜伏大特务中的一个。真正的刺客刚刚从在天津西港偷渡上岸的特务手中得到了爆破器材，还没有被捕。
他们马上把情报报告北京。
但是，于效飞他们要在上海抓的特务还没有一点消息。
北京和上海，还有特务经常潜入的天津，同时进行了更加紧张的大搜捕。
于效飞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眼睛死盯着6、7部电话，不断和上海周围的各个检查点联系，向其他合作机关下达指示。突然，一个路卡报告：“抓住了一个带枪的可疑人员！”
这个特务马上被带到了于效飞这儿，指纹收集，被捕特务辨认，同时火速进行。
这些人都是过去军统的老特务，所以很快从档案中找到了他们的资料。此人叫薛英，刚刚从太湖来到上海。
时间紧迫，于效飞亲自对他进行审讯。
于效飞象是漫不经心地问：“薛英啊，怎么来的？你坐的那条船叫什么名字？”
薛英大吃了一惊，他没想到人家一上来就叫出了他的名字。
于效飞是一个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审讯技术的专家，他一开口，薛英根本不知道他掌握了自己多少情况。
但是薛英这种老牌特务，也是不会轻易投降的。他正在眼珠乱转想主意对付的时候，于效飞又说：“这次行刺华中地区军政首脑的案子太大了，上面压得我也很紧。我的部下都说你就是那个刚刚从台湾派来的第一杀手，他们觉得把你交上去就行了。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把你交上去，我就好交差了，还能立上一大功。你觉得怎么样？”
薛英又是大吃一惊：“我可不是……”
“不是？！那谁是？说，你的上司叫什么名字？”
薛英一惊，没想到自己不由自主就说了实话。他急忙再想对策，于效飞马上逼上去问道：“你身上带着武器，你的证件是伪造的，你刚从台湾来，你是行刺华东局军政首长的刺客！我这样说冤枉了你吗？”
于效飞这种审问方式，完全是按照军统的传统方法，薛英对这些在心理上非常习惯，如果向他交代政策，他反而不适应，要耽误时间了。
薛英一想，过去他们审犯人的时候确实是这么说的，为了向上级交差，为了冒功，当然就会冤枉犯人。如果把他当成主犯，那是要掉脑袋的。
于效飞不等他想好，马上又说：“我们的政策是，立功受奖，只要你交代了后面指使你的大特务，帮助我们抓住那个第一杀手，你就是做了一件对人民有功的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你明白吗？”
薛英脸上豆粒大的汗珠“唰唰”地淌下来，他点点头：“明白，我老实交代。”
薛英有一个老朋友季仲鹏，季仲鹏曾经拥有一支1000多人的武装队伍，取名“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在上海和苏南一带也算得上是一个势力人物，但在解放战争中，被我人民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几乎全军覆灭。季仲鹏带着十几个亲信，像丧家之犬一样流窜到了舟山，投靠了国民党的“防卫司令部”，谋了一个小官职。
这次季仲鹏加入了一个什么保密局的“特别行动小组”，把他们也全都召集起来，他们也就跟着稀里糊涂地加入进去了。“特别行动小组”的头目是一个叫诸侯的人，他让薛英马上去无锡，找“江苏省直属支队”的残余部队的叫潘震的头目联系，给潘震封一个“长江下游支队长”的头衔，命令他率领队伍到上海市郊的指定地点集结，做好接应准备。
联系好之后，薛英立即返回上海，配合一个熟悉上海情况，先来上海探路，建立“工作路线”的特务。
没想到上海市的公安人员检查特别严，薛英刚踏进上海地面，就在一个路卡上被值勤人员发现他身上私藏枪支，再检验他的身份证明和相关证件，竟全是伪造的，当即被我公安人员以形迹可疑予以拘留。
于效飞听到这儿，马上追问：“诸侯呢？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舟山防卫司令部运输队长顾伦给我们专门派了一艘经过伪装的机帆船，专门负责送人以及与电台联系，我们只要一安排好，他随时可以用船把人送进来。”
“你是说他已经进来了？”
“这个我不敢说，不过我觉得……”
“你觉得什么？”
“我觉得那个家伙……好象什么人都不相信，他干什么没有人能知道。”
于效飞让他把到上海要联系的特务的地址和联系用的暗语全都写下来，又写了和到上海附近准备暴乱的武装特务的联系方式，把特务押了下去。
于效飞马上要通了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军法处长的电话，军队反特工作都是由他来负责的。上海可没有公安部队，现在对付这种大规模的武装特务，只能请军队协助了。
于效飞自己这边也不能闲着，他通知欧阳，主动去找特务交通员李春，就说自己已经得到了上海几个主要人物的日程安排，要把这些交给他的上司。他要利用这个机会，打听特务的最新动向。
于效飞和欧阳一起来到李春的商行门外，于效飞还没有问在门口监视的侦察员，就听到从商行里边传出了收音机的音乐声，那个音量特别大，隔着一条街都能听到。
于效飞急忙问：“这个家伙这是在干什么？他今天有什么反常举动？”
“这个家伙刚才把报箱上的锁头换了！”
原来，就在刚才，李春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声音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蠢货，那个来找你联系的处长是个共产党，你暴露了！快报警！”
李春立刻跌坐在椅子上，过了半晌，他来到大门外，细心地擦拭好挂在门外的信报箱后，用一把金光闪亮的新铜锁，换下了已经旧迹斑斑的旧铁锁。然后，从容地迈着四方步踱进店里，打开了收音机。
几个伪装成伙计的小特务惊慌地看着他，那个比较亲信的小特务问道：“老板，咱们怎么办啊？”
李春恶狠狠地说：“慌什么！刚才那个共产党打电话来了，说是他一会就要到咱们这儿来。你们把刀子预备好，要是他真的来了，就把他做到这儿，这可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怪不得我们！”
于效飞明白，这是内奸又已经把派遣特务被捕的消息报告给了潜伏的特务组织的上级，那个特务已经向所有重要联络点报警了。
欧阳说：“我进去看看虚实。”
“不行，你现在不能进去。他们已经全都知道了，你进去得不到任何消息，徒劳无益，反而可能有危险！”
“那怎么办？”
于效飞伸手把报话机拿起来，这是他们自己安装的。于效飞在德国盖世太保那儿工作过，他学着他们的方式，把电台改造了一下，焊接在驾驶台下面司机和副驾驶座中间的位置，这样，他们就可以进行随时的移动通讯了。现在在苏联还根本没有这样的装备，就连美国也不是那个机关都有这种装备的。这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作方式了。
于效飞又召集了许多侦察员，把这个商行附近的大小路口全都封锁得死死的，于效飞下令：“我们现在只剩下这最后一个线索了，一定要睁大眼睛，看清那个来这儿联系的特务，绝对不能放跑他！”
整整一天，这儿都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到了晚上，忽然一辆黄包车快速驶来。
骑车的是一个中年男子，穿一件旧褂子，头戴鸭舌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大墨镜。他时而举手看表，时而四周张望，双腿却蹬得飞快。
当他来到商行门口不远处时，发现信报箱上挂着一把牛头牌新铜锁，猛地一怔，随即脚下加紧，黄包车匆匆离去了。
所有这些在常人看来毫无新意的细微动作，却一丝不漏地摄入了早就埋伏在商行周围的侦察人员的眼中。坐在一辆小轿车里的几个侦察员立即向于效飞紧急呼叫:“出现目标!”
“迅速追捕目标!”
在于效飞他们在上海紧急追捕特务的时候，以北京为目标的特务已经开始了行动。
9月24日，天刚亮，一个送菜的农民来到亚洲饭店，即后来的前门饭店。提前来京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的各方代表就住在这里。由于饭店每天需要大量的蔬菜，采购人员为了方便，经常预约郊区的菜农来送菜，每次送菜的人员来到后，执勤的哨兵都会让他们送到指定位置。
送菜的农民挑着一担新鲜的蔬菜，看得出来，蔬菜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
执勤的哨兵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农民，看到他穿着破旧，和通常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还是要例行询问一下。
送菜的农民告诉执勤哨兵，菜是前一天饭店采购员王强叫送来的。饭店有个采购员确实叫王强，哨兵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哨兵叫他进去，送菜的农民松了一口气，抬头擦了一下头上的汗。
哨兵正是从东北来的农民，他一看，送菜的农民露出的手臂又白又胖，农民天天在田里，风吹日晒的不可能这样白，他这样子根本不象农民！
警卫哨兵立即将他带到值班室进行审讯。送菜的见已经暴露了身份，伸手把一个东西送到嘴边，企图服毒自杀，被执勤战士一把抢了下来。几个战士把他摁倒在地，从他身上搜出了一颗定时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