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做了个黑暗血腥的梦，清晨三点醒来的时候，还模糊地记着些梦中的情景。刀子插进肉里，他的手断了，在空中飘着，够也够不着。他像个孩子一样地哭喊着，浑身是泥，虚弱无力……
他换了种姿态，抱着枕头，把自己包在被单里，试着松弛下来。但他却越来越烦躁，翻身朝向劳拉躺着。
她的被子直盖到下巴，短促地呼吸着，嘴唇微张。一绺头发落在眼睛上，他把头发拂开。她动了一下，喉间发出一种满足的声音，伸展开来，一只脚后跟放在了他的脚跟上。他挨近她，吻吻她的脸颊，她的眼睛，干燥的嘴唇有微弱的早晨的气息。
她在睡梦中微笑起来，他又向上挪近一些，吻吻她的下巴。她睁开眼睛，迷迷糊糊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又合上了。她的身子绷紧了，从他身边转开去。很快她又睁开了眼睛，发出“哦”的一声，用胳膊搂住他。
他们拥抱着，侧身躺着，脸对着脸，接吻，鼻子挨擦着，被单缠绕在一起。她抬起一条腿，放在他大腿上，拉过他，领他进入自己。他们慢馒地、半睡半醒地做着爱，直到使他俩彻底醒来。
过后，他们相互依偎着躺了一会。接着劳拉说：“丹尼尔，……我渴了。”语气中带着淘气的意味。
“好吧。”他说着，抽身离开。
他下了床，到厨房去，倒了一杯冰冷的矿泉水。他回来时，她已经坐起身来，上身裸露着，头发别了上去。他把水递绘她，被她两口就喝光了。
“还要吗？”他问。
“不要了，够了。”她在杯子边上蘸湿手指，把水抹在嘴唇上。
“真的吗？”他笑着，“冰箱里还有半加仑呢。”
“讽刺我！”她晃动着湿漉漉的手指，几滴水溅到了他身上。
“我要是渴了，那我能忍得住吗？这是我身体运行的方式。”
“你的身体运行得很好。”他在她身边躺下，胳膊搂着她的肩膀。她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看了看上面放着的钟，发出一声低叫。
“噢，不。三点二十。”
“抱歉把你弄醒了。”
她在单子下伸出手去，轻轻地抚摩他，笑着说：“结局好，就一切都好。你起来多久了？”
“几分钟。”
“出什么事了吗？”
“只是有点烦，”他说。又感觉到那种紧张的情绪，“我起床了，你再睡会儿。”
他正要起身，但她碰碰他的手腕，拉住他。
“别走。从你接了那个电话以后，我们还没怎么好好谈过呢。”
她把头靠在他肩上，手掌心在他胸口上划着圈圈。他们无言地坐着，倾听着夜的声响———风的轻啸，钟的“滴答”，还有他们同步的心跳。
“给我讲讲那件事。”她说。
“哪件事？”
“你九点钟上床，就是为了不谈那件事。”
“你不会想听的。”
“不，我想听。”
“太恐怖了，相信我。”
“不管怎样，给我讲讲。”
他望着她，看见了她眼中的意志。于是他耸耸肩，开始谈那件谋杀案，毫无感情地报告着，完全是职业口吻。她不加任何评论地听着，只有一次显出了畏缩的神情，但当他讲完时，她的眼睛已经湿润了。
“我的上帝，”她说，“十五岁。”
他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比萨茜大不了多少。”
他让自己也保留着这个念头，焦虑像一把利刃直插入他心里。他用别人教他的抵御疼痛的办法抵御着它，强迫头脑去想些令人愉快的事。原野上大片艳红的罂粟花，橘子花的芬芳。
“海洛因，性谋杀，这……不应该发生，”劳拉说，“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在这儿发生。”
“可它就是发生了。”他愤怒地说。很快又说：“对不起。你说得对。我们的能力太有限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敢肯定你会解决这个案子的。”
“我们二十四个小时轮班，直到解决它为止。”
“这……”她斟酌着用词，“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总是能听到这类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接受，而是……噢、我不知道。这简直像异端邪说，丹尼尔。太疯狂了。”
“我懂了。”丹尼尔说，但他心里却在想，这正是我必须避免的情形。妖魔鬼怪，宗教象征——这个城市让你朝这儿想。这是一桩罪行，不比这多，也不比这少，是一个人犯下的罪行。一个病态的罪犯……
“你打算几点出门？”她问。
“七点。我得去卡塔蒙宁去。如果我到十二点半还不回来，就别等我吃午饭了。”
“去卡塔蒙宁？我以为你说她是个阿拉伯人。”
“达奥得认为她是。我们得查出她的身份后才能知道。”
她解下发夹，让头发落在肩上。
“上司想对这件事保密，”他说，“这就是说我们得在总部以外的地方开会。别准备任何东西。如果我们缺苏打水了，我会拿的。”
“晚上几点？”
“五点到六点之间。”
“你要我开车去接露安妮和基恩吗？”
丹尼尔一拍额头：“噢，不，我怎么给忘了。他们什么时候来？”
“下午七点，如果航班准点的话。”
“你有完美的时间观念，也是最好客的女主人。”
“他们会愉快的，丹尼尔。到这儿的第一天左右他们很可能累坏了。我已经安排了星期二去老城的教堂和贝瑟勒汉步行参观。我会替他们订票去加利利湖游玩，游玩的重点是拿撤勒。这就够他们忙一阵的了。”
“我真希望我能亲自接待他们，就像他们对待我们那样。”
“时间足够了——他们要在这儿呆四个星期呢。另外，如果有什么人能理解你的苦衷，那只能是他们了，基恩对这种事可见多了。”
“是啊，”丹尼尔说，“他肯定见过很多了。”
四点时劳拉又沉沉睡去，丹尼尔则进入了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梦境中的景象随意地掠进或掠出脑海，令人心烦意乱。六点钟他起床了，在浴室刷牙洗脸之后，穿上白衬衣、卡其布裤子和胶底旅游鞋，逼着自己喝了一杯桔子汁和一杯加了奶和糖的速溶咖啡。他把祈祷衣拿到阳台上，面朝老城的方向做了祷告。七点不到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腰带上别着BP机，手里拿着装有死去女孩照片的信封。
与以往的安息日一样，大楼中的电梯有两部没开，剩下的一部在自动运转，在每层都停一下，这样，严格遵守宗教习惯的住户可以不必按电钮也能乘电梯了，因为使电路贯通是对安息日的违背。但是为宗教提供的便利也意味着令人痛苦的缓慢运行。当他看见电梯刚刚抵达一层，他决定去走楼梯，并且跳着走下四层楼的楼梯。
大厅里有一个男人，正斜靠在信箱上抽烟。他很年轻，二十二、三岁，体格健壮，皮肤黝黑，黑色的波浪形卷发，姜黄色的络腮胡子修剪得很适当，穿着件带有“斐乐”商标的马球衬衫，美国的高档牛仔裤，崭新的蓝白相间的耐克跑步鞋。左腕上戴着块价值不菲的手表，配有金表带，脖子上还挂着护身符。是个美国人，丹尔尼想。花花公子那类的人，可能是个有钱的大学生，但他不属于这个地方——大楼中的每个人都是教徒，安息日时没人那样抽烟。
年轻人看见他，便在大理石地板上踩灭了烟头。不体谅别人，丹尼尔想。他正想去用英语问问他是干什么的，这个年轻人却开始朝他走过来、手伸向他、用纯正流利的希伯来语说：“沙拉维探长吗？我是埃维-克汉，是分配到你组里工作的，我昨晚才收到口信，我想我应该亲自过来问一下。”
老于世故的有钱孩子，丹尼尔想，很生气自己的直觉居然失灵了。北特拉维夫人，有很多旅行经验，政治家的儿子，这可以解释他那一身外国衣服了。他握住他的手，迅速地松开，惊讶于自己对这个新雇来的人竟一下产生了那么多反感。
“指示是昨天下达的。”他说。
“是的，我知道。”克汉一本正经地说，并没有道歉。“我正在搬进一处新公寓去，还没安电话，塔特-尼查夫-劳孚尔派了一个人来传话，可他走迷路了。”
他的微笑充满了男孩子的魅力。无疑这种魅力对亚什-大卫多夫金发碧眼的老婆起了作用。与副警务官颇有交情的警官——这样的富家子弟干嘛要当警察？
丹尼尔朝门口走去。
“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克汉跟在他后面说。
“准备好干什么了？”
“我的任务。塔特-尼查夫-劳孚尔告诉我是个重案。”
“他这么说的？”
“性谋杀，切割尸体。没有动机，没有嫌疑犯——”
“你和塔特-尼查夫-劳孚尔经常交换意见吗？”
“不，”克汉慌乱说，“他……我父亲——”
“没关系，”丹尼尔说，然后想起这孩子的父亲不久前刚去世，便语气柔和了些，“很抱歉听到你父亲的事。”
“你认识他？”克汉惊讶地问。
“只是久仰大名。”
“他是个厉害的家伙，真正干难活儿的人。”他不带感情、下意识地说着，仿佛是一首他已经唱诵过千百次的赞美诗。丹尼尔觉得他对这个新雇员的敌意更深了。他推开门，任由它向后甩向克汉，径自走到阳光下。停车场中停着一辆眼生的车：红色的宝马。
“我的任务呢？探长。”
“你的任务是准时参加每次会议。”
“我告诉过你了，我的公寓——”
“我感兴趣的不是借口，而是结果。”
克汉的眉头低了下来。他那冰冷的蓝眼睛中现出了怒气。
“听明白了吗？克汉警官？”
“是，探长。”话说得无可挑剔，但语气中有愤怒的迹象。丹尼尔假装没觉察到。
“你将和纳哈姆-施姆茨侦探一起工作。明天早上八点给他打电话，去做他让你做的事。同时，我还想让你看些案卷。在国家警察总部里——计算机处的人就要把它们弄好了。”他把手伸进信封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克汉。“仔细查看每份案卷，看看有没有符合这张照片的。别只找一模一样的——也要考虑到她从开立案卷以来可能换了发型，或者又长大了一些。如果有任何相似的地方，就挑出来。要做详细的记录，如果有疑难，就问个清楚。听明白了吗？”
“是，”克汉看着照片说，“这么年轻。”
“观察很敏锐。”丹尼尔说完，转身走开了。
他很快地定完了三公里的路程，没怎么理会周围的环境。他先朝西南方向走，然后沿耶胡达-哈纳西大街向西走，从那儿进入卡塔蒙宁。他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地区已经开始衰败了。但也能看到某些复兴的迹象；不时可以见到一栋新刷了油漆的房子，或是新涂了石灰的树。在经济大萧条之前，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进它的复兴。但总体看来，现在的情况和他初到此地时并没有多少改进：街道没有马路牙子，到处是人们随手乱丢的垃圾，仅有的一点草坪也都又黄又干；在逐渐倾颓的煤渣空心砖盖成的楼房上，阳台锈迹斑斑，晾着的衣服在随风摆动，这些碉堡似的建筑物令人回想起1967年以前的日子，那时南耶路撤冷正面临着约旦人的武装，阿拉伯人认为是某一个士兵所干的突然谋杀性狙击最终变成了一场暴乱。
狂暴的开枪者，猛烈的枪战。有个黑色幽默说：安曼的精神病病房都空了，病人们都参加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军队去了。
1967年边境线的改变使其他贫困地区发生了一些变化——有卵石铺成的小巷和画家们的画室的也民莫什区，物价飞涨，现在只有外国人能任得起；甚至穆斯拉拉区看上去都有所改观了——但卡塔蒙宁仍然是当年城市萧条的活生生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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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当上警察曲时候，他曾开车到这里巡逻，原来他就知道自己的出身一点也不富有，但亲眼看过以后使他很痛苦。为了应付如潮水般从北非大量涌人的犹太移民而匆忙建成的预制楼房，像火车车厢一样连成一串，无一例外地分割成一百平方米一套的公寓，而且似乎不可救药地传染着发霉和朽烂的毛病。为了安全，窗户都开得很小，但今天这么做既不必要也让人压抑。被车辙压出棱的街道和空地都变成了垃圾场。公寓里挤住着恼怒的人们，夏天热得要死，冬天却又冷又湿。父亲们失业了，成天沉着脸；妻子们成了辱骂殴打的对象；孩子们在街上疯跑。只要再加上机会，这里就是犯罪的滋生地。
小流氓们都恨他。对他们来说，也门人冒犯了他们，这些人穷困之极，长得与众不同，简直就是原始人、外来户。会微笑的傻瓜——你打了他们，他们还会笑。但这些微笑反映出准确无误的忠诚感和乐观精神，使也门人能够比较快地登上了经济发展的阶梯。他们的犯罪率很低，这个事实驳斥了那种把贫穷当作犯罪率高的借口的观点。
而他除了当替罪羊以外，还能怎么样呢？他曾无数次地被人叫作黑鬼，被嘲弄，被忽视，被逼着向想要反抗的妓女们要钱。开始的时候简直像地狱，他忍了过来，渐渐地开始去讨好他们中的某些人，于他那份活。但尽管是他要先在那里工作上一段时间的，他还是很高兴这段任务终于结束了。
现在他又回来了，在安息日里。这样的一次来访实在是个获胜机率很小的抉择。
场面上，到这儿来是有某种合理性的。那个女孩很穷，又是东方人，也许是个妓女。虽然附近的其他地区也成长着这样的女孩，但八区和九区是最有可能的地方。
但他心里不得不承认，他这么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象征性的——以此向其他人表明一个探长仍然愿意走街串巷，树立一个好榜样，同时不让别人怀疑他这个有宗教信仰的探长会以安息日作为闲逛的借口。
他很不喜欢这种扰乱安息日的做法，痛恨使他与家人分离、不能做祷告的突发事件。其实也没有几个案子能够让他这么做，但这件案子不一样。虽然这个女孩已经死去，无法挽回了，但如果是个疯子在作案的话，那他不会只做一次就停手，而救一条性命比安息日重要得多。
然而，他还是尽可能地减少对安息日的违背——他挂了呼机却没带钱和枪，步行而没有开车，用大脑记忆他的所见所闻而没有用纸和笔。在空余时间里尽可能地去想与精神、信仰有关的事，也已经成为侦探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一对上了年纪的摩洛哥夫妇走近他。他们正在去犹太教会堂的路上，丈夫穿着过于肥大的绣花祈祷衣，嘴里念诵着赞美诗，走在妻子前面几步。在八区和九区，只有老年人还保持着对宗教的虐诚。
“安息日好。”他问候他们一句，然后出示了照片。
男人道歉说他没戴眼镜，说他什么都看不见。女人看了看，摇摇头，说：“不认识。出什么事了？她走失了吗？”
“在某种意义上。”丹尼尔说，向他们道了谢，继续走着。这种情形重复出现了几十次。在圣马丁街上，也就是九区的南角，他遇上了一群在球场上踢球的又黑又壮的年轻人。他等他们进了一颗球后才走近他们。他们轮流看了一遍照片，说了些下流话，然后把照片还给他，又接着去踢球。
他一直干到十一点，权且把耸肩、漠不关心和下流笑话当作了一顿早餐，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刚当警察的日子里。他一旦认定为了取得象征性的效果，在这儿浪费时间而且离开家人是一件蠢事，便心情恶劣地往回走。
离开八区的路上，他经过一个冷饮摊，刚才他进入八区时它还是关着的。这是一个临时摊点，孩子们正排队等着买冰淇淋和棒棒糖。他走近些，才注意到最受欢迎的是一种看上去很别扭的蓝色冰摸淋。
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矮胖的士耳其人，戴着黑框眼镜，牙齿不齐，胡子有三天没刮了。他的衬衣已经被汗浸透了，闻着有股甜食的味道。当他看见丹尼尔的祈祷帽，皱了皱眉，说：
“安息日不赊帐、只收现金。”
丹尼尔向他出示了身份证，从信封里取出照片。
“啊哈，警察。他们逼着教徒今天上班吗？”
“你见过这个女孩吗？”
男人看了一眼，漫不经心地说：“她？当然见过。她是个阿拉伯人，过去在老城的寺庙里当女仆。”
“哪个寺庙？”
“靠近新城门的那个。”
“圣救世主？”
“是的。”土耳其人又仔细看了眼照片，忽然严肃起来：“她出什么事了？她——”
“你知道她的名字吗？”
“不知道。我能记住她只不过是因为她长得不错。”他向下瞟了一眼。“有人强奸她了，是吗？”
丹尼尔把照片拿开：“请问你的名字，先生。”
“萨布汗-阿里。可我不想卷进这件事里去，行吗？”
两个穿T恤和花短裤的小姑娘走到柜台跟前来，要买蓝色的冰棒。丹尼尔闪到一旁，让萨布汗做生意。土耳其人把钱收进口袋里之后，他又走近，问他：“你在圣救世主修道院干什么，萨布汗先生？”
土耳其人挥手指着这个冷饮摊，做出一副厌恶的表情：
“这不是我的本行。我过去有一个真正的企业，直到政府征税征得我不得不关门为止。我干油漆和抹墙。我订了合同，要油漆修道院的诊室，才漆完两面墙，一些阿拉伯人就用低价枪了生意，那群所谓的圣人们一脚把我踢了出来。所有那些穿黑袍的——反对闪米特人的混蛋人。”
“你对那个女孩了解些什么？”
“什么都不了解。我只是见过她，那时她正在擦地。”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
“让我想想——那是我破产以前，大概有两个礼拜吧。”
两个星期，丹尼尔想。倒霉的家伙，难怪一肚子火气。
“你见过她和什么人在一起吗，萨布汗先生？”
“和她的拖把、水桶在一起。”他用手擦擦脸，斜靠过来，说：“打个十对一的赌，一个穿黑袍的把她强奸了，对不对？”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人是有的，你知道吗？他们生活的方式不正常——没有性，只能看见几个干巴巴的老尼姑。这对你有点启发了吧？那样年轻的姑娘在身旁，不穿胸罩，像果冻似的晃荡，就有人身上发热，然后爆发了，是不是？”
“你见她和和尚们发生冲突吗？”
萨布汗摇摇头。
“她和其他人之间呢？”
“你想，我忙着油漆，”萨布汗说，“我的脸冲着墙。可我的话准错不了。”
丹尼尔又问了他几个问题，没有再问出什么来，就检查了一下他的营业执照。执照上标的使址是卡塔蒙二区，他记在脑子里，心“嘭嘭”跳着，离开了冷饮摊。他快步走到一个转弯处，沿原路返回但向东摄到了本-扎凯路，接着朝东北方向，一直向老城走去。
他走到大卫-莱姆兹交叉路口处，离城墙只有几码远的时候，他的BP机忽然响了。
“他这个人怎么样？”埃维-克汉问施姆茨。
“谁？”
他们正坐在总部一间阴暗无窗的房间里，周围是文件夹和成捆的计算机打印纸。房间很冷，克汉的胳膊上起满了鸡皮疙瘩。当他发问时，老头耸耸肩，说：“隔壁管复印机的警察就喜欢那样。”仿佛这就解释了一切。
“沙拉维。”克汉说，一边打开了一本失踪儿童案卷。他盯着照片，把它放在像山一样不断加高的落选案卷上。艰苦单调而又无聊的工作——清洁女工都能做。
“你指什么？‘他怎么样？’”
施姆茨的声调很尖锐，克汉心想：这一组的人全部是不好惹的家伙。
“作为上司。”他澄清了一下。
“为什么你要问这个？”
“只是好奇。算我没问过好了。”
“好奇，嗯？你通常是个好奇的人吗？”
“有时候是，”克汉笑了，“这应该是侦探的好品质。”施姆茨摇摇头，垂下眼睛，食指掠过一串名字。成百个性罪犯的名字。
他们已经在一起工作了两个小时，核对，分类，两个小时之内老头没有一点怨言。他弯腰弓背地伏在名单上，写出分类案卷，相互查对，找着别名或是重名。似乎这种无聊的工作并不使他心烦，克汉心想，可能是经不起折腾了，只求平安无事。
他自己的任务要乏味得多：浏览两干多份失踪孩子的案卷，一一与被杀女孩的照片核对。管计算机的警官向他保证说只有一千六百多份是未破的案子。只有。但有人错把四百多份已经破了的案子混了进来。
他对办公室人员的无能做了一番评论，施翅茨回答说：“别发牢骚了。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条重要线索从哪儿来。她可能是已经被找到的人之一，然后又跑掉了——查看一下所有案卷没什么不好。”真伟大。
“他是个好上司，”施姆茨说，“你听到过什么不同意见吗？”
“没有。”克汉碰到了一张从罗密玛来的女孩的照片，有点像死去的女孩。不很像，但是已把它挑出来放到一边去了。
“只是好奇，嗯？”
“没错。”
“听着，”老头说，“你可能会听到他的坏话——因为他是个也门人，或者什么其他原因。别往心里去。”
克汉点了点头，手指飞快地翻过一本案卷的页边。
“他做到他现在的位置，是因为他干了他的工作，而且干得好，这很了不起。好奇先生。你不妨也为自己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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