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冬天的天气真见鬼，前天下了第一场雪，今天又下起雨来了。密麻麻的毛毛雨，似乎想骗人相信现在是春天，可天气明明比下雪那天还冷。我在电车站等电车，没带雨具，淋湿了头发、脖子和衣服，眼镜沾满了水，连对面的百货店都看不清。右腿的关节隐隐也作痛起来。
下午有几个学生在我的课堂上传纸条，使我生了一顿气。说也怪，当了二十年小学教员了，却总是不喜欢小孩子，孩子们也不怎么喜欢我，校长常批评我对学生的态度不好。细雨不住地下，电车老不见来，想想这些事，心里怪郁闷。
当当当，车来了，许多人拥上去，我也扯紧了大衣往上走，在慌忙中，一只脚踩在别人的鞋上，听见一个小伙子叫了一声。
我上了车，赶忙摘下了沾满了水的眼镜，那年轻人也上了车，说：“怎么往人脚上走呀！”我道了对不起，掏出手帕擦眼镜，又听见那人说：“真是的，戴着眼镜眼也不管事，新皮鞋……”
我戴上眼镜，果然看见他那新鞋上有泥印子。他是一个头发梳向一边的青年，宽宽的额头下边是两道挑起来的眉毛，眼睛又大又圆，鼻子大而尖，嘴里还在嘟哝着，我觉得这小伙子很“刺儿”，对成年人太不礼貌，于是还他一句说：“踩着您的新鞋了，我很抱歉。不过年轻人说话还是谦和一点好！”
“什么？”他窘住了，脸红了，两道眉毛连起来。我知道他火了，故意轻轻地、倚老卖老地咳嗽了几下。
就在纠纷马上要爆发的时候，忽然电车的另一边传来一阵掌声。
怪事，电车上该不会有人表演杂技吧？我们俩回过头，只见那边一部分人离开了座位，一部分人探着身子，注视着车窗，议论着、笑着。
我不由得走过去。原来大家是围着一个小姑娘。那小姑娘梳着小辫子，围着大花围脖，跪在座位上，聚精会神地对着玻璃。再走向前一步看，才知道她是在玻璃上画画。乘客呼出的气沾在密闭的窗玻璃上，形成一层均匀的薄雾，正好作画板。那小姑娘伸出自己圆圆的小指头，在画一座房屋。她旁边座位上跪着一个更小的男孩子，出主意说：“画一棵树，对了，小树，还有花，花……”小姑娘把头发上的卡子取下来画花，这样线条更细。我略略转动一下目光，哎呀，左边的几个窗玻璃上已经都有了她的画稿了。一块玻璃上画着大脑袋的小鸭子，下面有三条曲线表示水波，另一块玻璃上画着一艘轮船，船上还飘扬着旗帜，旗上仿佛还有五颗星。哈哈，这一块玻璃上是一个胖娃娃，眼睛眯成一道线，嘴咧得从一只耳朵梢到另一只耳朵梢……回过头来看，她的风景画刚刚完成，作为房屋、花、树木的背景的，是连绵的山峰，两峰之间露出了太阳，光芒万丈。
“这个更好！”一个穿黑大衣的胖胖的中年女人说。
“好孩子，手真利落！”一个老太太说。
“真棒，真叫棒！”售票员笑嘻嘻地从人群中退了出来，又恢复了那种机械的声调：“买票来，买票来，下站是缸瓦市！”
车停了，下车的人在下车以前纷纷留下了夸赞小画家的话。那女孩好像根本没有听见这些议论，只是向身旁的男孩说：“弟弟，再画一个好不好？”男孩连连说：“好，好，再画一架大飞机！”两个人就从座位上下来，向右边没有画过的窗玻璃走去。车上的人本来不少，又聚在一端，就显得很挤，但大家自动给他们让了路和座位。隔着许多人，我只看见那小画家的侧面，她的额上、鬓上的头发弯曲而细碎，她的头微扬着，脸上显出幸福和沉醉的表情。她弟弟的样子却俨然是姐姐的崇拜者，听话地尾随在姐姐后面。
车到“平安里”了，小画家已经在所有的玻璃上留下了自己的作品。她拉着弟弟准备下车，别人问她在哪儿上学，叫什么名字，她只是嘻嘻地笑，没回答。我退到车门边，欣赏着她天真活泼而又大方的样子。她就要下车了，忽然目光停留在我身上，然后深深地给我鞠了一个大躬：“赵老师！”她的弟弟也随着给我鞠了个躬。
“这难道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大吃一惊，想看看她胸前戴着校徽没有，她已经下去了，在车外边一蹦一跳地走在细雨里，很快地消失了矮矮的身影。
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到我身上了，一个老年人向我伸出大拇指：“这是您的学生啊？真不简单。”售票员一边给乘客找着零钱，一边质朴而滑稽地说：“唉，我要能当教员，有这么好的学生，一天少吃一顿饭都高兴！”所有的人都友善地、羡慕地、尊敬地看我，使我一时手足无措，只好哼着哈着往电车的另一端走，一转身，正好看见那被我踩了新鞋的小伙子，才想起这儿还有一场未了的纠纷。那小伙子看见我，想躲开，又躲不开了，露出了一种怪不好意思的样子。
阴天，时间虽然不算晚，车里的光线却暗下来了，于是售票员打开了电灯。大家立刻都愣住了，因为那“玻璃画”在灯光下获得了新的色彩，栩栩如生，好像我们坐的不是环行电车，而是，而是什么……那车的窗户，全是雕了花的水晶做的！
电车上的乘客亲切地互望着，会心地微笑着，好像大家都是熟人，是朋友，我对面有一对年轻的恋人靠得更紧了……好像有什么奇妙的东西赋予了这平凡的旧车厢魅力，使陌生的乘客变得亲近，使恶劣的天气不再影响人的心绪了。
至于我呢，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的细雨——雨点已经变成了小小的霰粒。
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