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公馆在南虎街中路，大门前有两个石狮子狰狞地蹲在那里。进了威风凛凛的大门，来到砖砌的前院，只见院中有精巧的荷花池，窗台放着金鱼缸，整个院落布置得优雅美观。这是区长刘镇生和儿子们接客的地方。二进院又是两排房子，是他们办公和供奉祖先的祠堂。最后头一幢楼房，则是家眷、管家、帐房、侍女、丫鬟的住所。这座占地广阔、建筑雄伟、人口众多的三进大院，在成都被称为#39;刘家公馆#39;。
我从九岁到十一岁，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多。
刘公馆的主人姓刘名锐，字镇生，是成都市赫赫有名的一霸。成都分八个区，一区管几个镇，他任第八区区长。他是成都青帮的头头，正头由当时四川省长邓锡侯兼任，他与邓还是拜把子兄弟，邓尊他为兄，整天酒肉相交，过往甚密。有了这道护身符，刘家更是为所欲为了。
说起刘家的骄奢淫逸，那真是难以尽述。他比四川大邑县的刘文彩，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文彩是乡下的大地主，他是城里的百万富翁。他的几个儿子有的当国民党军官，有的是资本家，他集官僚、买办、资本家于一身，有财有势，专门渔肉穷苦的市民百姓。
刘镇生七十七岁，长得面红丝白，鹤发童颜，走路异常稳健，要论他的身板，看上去不过五六十岁。他留着长指甲，拿着文明棍，一副道貌岸然的派头。他为什么保养得这么好呢?
刘镇生不像刘文彩那样，靠几个奶妈的乳汁来补养身子。他府上除雇着十名丫鬟外，还养着几个六岁以下的小女孩，这几个女孩甭说伺候人，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她们被买到公馆，整天不干什么活计，奇怪的是，先前红头粉颜的嫩脸，渐渐变得黄皮纤瘦，不上一二年就一个个枯弱而死了。人们一直觉得纳闷，可是又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才知道，他有一个养生秘方：将新摘的大红枣子塞进幼女**里，不让幼女吃喝，不让大小便，这样扪上两天，再取出来洗净泡茶喝，红枣将幼女的精血吸干了，刘镇生却被红枣养壮了。
我给刘镇生的孙女刘清翰当丫鬟，她当时正上女子大学，是一个进步青年。后来她发现了爷爷惨害幼女的罪恶行径，便跟爷爷大闹了一场。狡猾而残忍的刘镇生，表面向孙女赔礼认错，暗地里却给孙女下了毒药，把个如花似玉的孙女毒死了。
我十一岁那年春天，刘区长庆八十大寿。宽阔的前庭后院，到处竖立佛像，灯火通明，刘家人穿红挂绿，喜气洋洋。庆寿的、送礼的，一拨接着一拨，挤满了屋院，几十桌酒筵，摆满阔庭长廊。那热闹场面，简直盛似春节元宵灯会了。我们十几个丫鬟照前顾后，个个累得半死。
庆完寿的第二天早上，刘区长坐在太师椅上练毛笔字。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为的是提神运气，保养身体。这时，一个阔太太又哭又闹地闯进屋，我们一看，原来是他膝前二小子的二姨太。
刘区长的二儿子任成都市第二战区副官，这女人原在医院当护士，长得特别漂亮。去年两人勾搭成奸，就把她娶到家里。
二姨太向公公哭诉了委屈。原来，她从美国捎来一件价值上千元的舞衣，昨天庆寿时穿在身上，后来脱下放在屋里，不知怎么就不见了，她怀疑是丫鬟们偷的。
刘区长一听就火啦，立即把十个丫鬟全部传到前厅挨个拷问，最后问到我。昨天，我只顾摆酒端菜，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件舞衣，当然不会承认。刘区长见问谁都不知道，就冲我这最后一个出气，左右开弓，连扇几掌，把我的脸打得顿时肿起来。这几年，我什么样的苦没吃过，什么样的罪没受过呀，苦难中养成了执拗的脾气、倔犟的性格，没看见就是没看见，我还是死不承认。
刘区长见问不出来，又问昨天丫鬟们的家属有谁来过。二姨太说，我父亲曾来这里。父亲昨天确实来过，是来告诉我，他的脚跛后改行当了泥瓦匠，娶了刘妈做后娘，现已迁到了沙河铺，让我安心伺候刘家，等有了钱设法赎我出去。父亲来看我，连刘家大门也没进。天哪，为什么父亲偏赶昨天来呢?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刘家怀疑衣裳是我偷出去的，刘区长让二姨太把我带到她屋里去#39;教训#39;，二姨太抽出藤条鸡毛掸子，又把我一顿好揍。藤条劈头盖脸打下，打得我的脸肿得像冬瓜，眼肿得像铃铛。
见我还是不招，刘区长派来他的长着一张枣核脸、外号叫#39;坏枣#39;的心腹爪牙，他在一旁看了会儿热闹，这才把手一挥说：#39;别打啦，把她揪到警察局去审问得啦!#39;坏枣领我走在大街上，街上的人们好奇地看着我。
警察局在丁字街，局长姓冯，昨天曾带着夫人去拜寿，他低头拜寿时，我看见他右耳后边露出豆大的一颗红痣，所以对他印象很深。
见刘家送来犯罪的使女，他马上升堂审问。恫吓逼供，当然什么也问不出来。便命人拿来一块竹板子，一个警察拉住我的手，另一个警察用竹板打我的手心，两只手各打了几十板子，肿得像馍馍，我还是不招。
这时，坏枣附在冯局长耳边嘀咕了几句，冯局长点点头，便留下我和坏枣，他躲进屋里。
坏枣软硬兼施，哄劝我承认，可我那时没有学会说瞎话，怎么哄也不会胡编乱造。他大概看出是冤枉了我，但弄不出结果又交不了差，显得有些左右为难，又跑进屋去和冯局长商量。
过了好一会儿，冯局长和坏枣满面春风地走出屋。叫来两个便衣警察，让坏枣领我一起走。
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被带着走街串巷，左拐右转，转到了簸箕街。只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正担着担子，沿街叫卖收破烂。坏枣满脸堆笑地对我说：#39;等一会儿问你，你就说把衣裳偷来卖给他了!#39;没等我回答，他用手一指，两个警察早扑上去把老头绑了。
回到警察局，冯局长马上升堂，严厉地拷问起这个无辜的老头。老头不招，冯局长又命人把他吊在树上，用皮鞭狠命抽打。我急得在一旁大声喊：#39;你们冤枉好人啦，快把他放了!#39;冯局长哪里肯听，让人往死里打，不一会儿，老头便被活活打死了。
冯局长怒气未息，又怕留下我这活口生事，又命人把我吊起来活活打死。
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那年轻漂亮的太太走出来，谁都知道，冯局长怕老婆怕得出了名。局长太太问明原因，看我被打成这样子，发了善心，让人给我松绑，嘱咐我别再回刘家公馆，赶快另逃活路!就这样，我出人意料地逃出了牢笼。坏枣因有个屈死鬼顶着，自去向刘家交差去了。
这件事在我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国民党官员官官相护，不知冤枉了多少无辜的人们。有朝一日，我要为屈死的老大爷报仇。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为压在底层的穷苦兄弟出了一口气。这是被卖进妓院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