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杨宽说，薛先生当时可以用“衣衫褴褛”来形容。如我们所估计，他的车在京津高速上熄了火，他在水面淹过车顶之前打开车门走出来，避免了一场惨剧。他和逃出来的人们站在大巴车顶上熬到天亮，手机和钱都冲走了。早上积水消退以后，他走了十几公里，用西装外套跟村民换了一顿饭，然后搭车回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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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两天两夜没合眼，昏天黑地地补着睡眠，我梦见一间大房子，灯光明亮、墙壁厚实，我的父母都还年轻，系着红绳的水仙花在白瓷盆里盛放；我梦到许许多多无聊的琐事，比如踩着小板凳擀饺子皮，往磕破了的膝盖上涂紫药水，偷偷在书包里装一盒火柴烧柳絮
,在大花坛前吃串红里的蜜汁……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多么不情愿地睁开眼睛，早在骑在我爸脖子上嚼大白兔奶糖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梦。
杨宽说：“薛先生请我们过去。”
“不去。”我不想见到陈白露。
杨宽叹口气：“我和薛先生的司机在你楼下。”
我拉开车门，杨宽和我一样一脸睡眠不足的疲惫。
“她总是需要你，也总是需要我。”我赌气说。
“惯出来的。”杨宽第一次没有站在陈白露那边，顺着我说。
“好大的脾气，好尊贵的架子。当年的程雪粟也没有这样过，路雯珊也没有。”我顾不得胖司机在支愣着耳朵听，一口气说出来。
我以为我们要去薛先生家，但车子停在了陈白露的公寓楼下。我有些诧异，薛先生劫后余生，难道陈白露不应该陪在他身边吗？
推开门，我和杨宽都呆住了：酒气熏天，浓重的烟味呛得我直咳嗽，一浪接一浪的说笑声从客厅里传出来，音箱里似乎放着一支爵士，被大呼小叫的加码声不时地盖过—陈白露竟然在这里开了一个赌局。
我们瞠目看着这群半醉的人，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想必是陈白露新结交的朋友。陈白露穿着一件白底绣樱花的睡袍，露着光滑的胸脯和手臂，天，她手背上的浮肿还没消呢，现在就推了一把筹码上去，然后迅速输掉了。除了陈白露，每个人手上都夹着一支粗壮的雪茄，那是薛先生送给陈白露的。她在烟雾里开怀地笑着，又止不住地咳嗽，不时抽出一张纸巾捂住裂了口的嘴唇。
他们不知道她有肺炎吗？
就算他们不知道，她自己也不在意吗？
对面的书房门开了一条缝，我和杨宽看到薛先生露出半张脸。我们走进去，他站在书架前，脸上胡子拉碴，也许是光线的缘故，我感觉他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年。房间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桌上一大杯水里泡腾片正飞快地冒着气泡。
“您还好？”我问。
“有一点儿感冒，没有关系。”薛先生说，声音嘶哑。
杨宽指指外面的狼藉—
“她故意气我的。”薛先生说，“她生我的气。”
我差点儿脱口而出：“气你活着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