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怔，然后脸上露出微笑：“距离他离开北京已经一年半了。有的人三五年也过着一样的生活，在我这样的人，一年半的时间足够蜕几层皮。可是无论我变了多少，有一点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从未停止过爱他；至于他依然爱我，不用你说，再没什么比这更值得我坚信的了。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相处，他也不知道。那天我站在他酒庄对面的花园里，我不想他吗？我想他想得要发疯。可是如果我敲门了，进去了，说什么呢？他又能说什么呢？”
“什么叫不能相处？好，就算不谈感情吧，谈种花种草、谈湖光山色也不能吗？”
“种花种草，湖光山色。”她边说边笑，眼泪又落了下来，“如果有人能确凿地告诉我这辈子只有一天可活，我愿意把这一天这样用掉。可是我才二十四岁，剩下的五十年，我只和他在湖光山色里种花种草吗？就算我肯，他也不肯，否则他何必还要做生意呢？”
“是啊。”我也茫然，只有叹气。
“从前他说，他是个爱无能的人，我还在心里好笑地想：不就是‘混蛋’的体面一些的说法吗？可是现在呢？我一辈子的力气都用光了、被他带走了，我也变成了一个爱无能的人。
~9~
当天早上，天还没亮，我被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了。陈白露睡眠很实，我跳下床的时候，她刚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在枕上微微抬着头看着我。
“是谁？”她用涩滞的嗓音问。
“我去看看。”我光着脚去开门，趴在猫眼上看。
宝姨？我诧异地打开门，宝姨带着一身清晨的寒气，手里拎着豆浆和一把菠菜，好像刚从菜市场回来。
“杨宽有句话要带给白露。”宝姨边说边往卧室走，我跟在她身后，见陈白露已经披着毛衣坐在床上。
“什么话不能打电话说，要你跑一趟—才六点？”陈白露边打哈欠边拿过手机看时间。
宝姨说：“杨宽说了，这几天别给他打电话吧，银行那边的事不大好。”
我一凛，陈白露也怔了一下。
“不大好是多坏？”陈白露说，脸上丝毫看不出害怕的神色。
“他说也不用想得太坏，他会打点，不过是嘱咐你留点儿神—留神总比不留神好。”
我完全醒了。我虽然不管他们的事，但也听得出七八分，不是“太坏”，杨宽就不至于连电话都不敢打，要保姆趁着天还没亮来传话。
“到底—”我开口要问，陈白露打断我：“知道了，谢谢你，我还要睡一会儿，不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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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姨道了别，拎着菜篮子走了，豆浆留了一半在陈白露的桌子上，我道了谢，看着她蹒跚地走出楼门，才跑回来，陈白露的脸色已经白了。
“白露？”我轻声叫她。
“唔。”她心不在焉地回应我，眼睛看着空中某个虚无的点。从她不安分的眼球中，我看得到她并非在发呆，而是在想着什么事—我颓然坐在墙边的椅子上。
“我要离开一阵子。”她突然说。
“去哪儿？”
“去老挝。”
“老挝！”我大叫一声，而她立刻朝我皱了皱眉头，我闭上嘴。这老房子的隔音效果很糟糕。
“是要躲一躲吗？”我低声问。她点头。
“当年你没办法才去的。”我勉强说出这句话，往事像一千根银针从心里长出来。“现在又不是没钱，去欧洲吧。”我说。
我猜，陈白露明白我的意思，我是在说，去找陈言。
但她摇了摇头：“我该去陪一陪我的孩子了。他一个人在老挝住了两年。”
我看着她浮肿苍白的脸，一阵不寒而栗。她所谓的“住”，是一团模糊的血团埋在老挝的村庙里。这无缘投胎的小灵魂，是陈白露解不开的心结，活生生折磨了她两年。这两年她每每见到新生的婴儿，都要红着眼圈转过头去，旁人都看在眼里，可是谁也不敢提。她哭过陈言，哭过自己，唯独这血淋淋的往事，我是第一次听她主动提起。
想到她从那穷乡僻壤回来后皮包骨的样子，我本能地觉得不妥，可我不敢劝。
一个母亲要去看望自己的孩子，任是什么理由，也不能劝的。
然而她又犹疑：“如果我不能回来了，怎么办？”
我不知道她是在问我，还是在自言自语。
她看着我，又问了一遍，我茫然地摇头。
“如果我不能回来了”，她重复着这句话在我身旁坐下，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心汗湿冰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