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现在已经到了川黔边境，面对枕戈待旦，以防御态势迎接红军的西南联盟部队，得出之前实力对比结论的红军高层，顿时也是极为焦虑的。
当初历史上刘湘部队在四川边界地区严防以待，就让红军觉得不容易从正面突破，现在范哈儿集合了整个西南联盟的力量进行防御，当然更加让红军觉得危险了。所以根本不用多商量，所有红军高层都知道，只有和西南集团达成友好协议，才能让红军安全北上，也才是保全同志们的最上策。至于其中可能冒着的风险，则是合作过程中，必须克服的。
前面王主任的那句说笑，到也不完全是空话。
1934年12月，范哈儿和红军正式达成协议，双方约定先是在前线假打一场，让范哈儿可以向南京交代，也可以让红军顺利占领遵义。
随后范哈儿就会作出调集大军和红军作战的态势，松懈蒋军的追击态势，让他们以为可以螳螂捕蝉做个黄雀捡便宜，适当保持和红军的距离，当他们距离一远的时候，就让红军来一个大专进，顺利通过境无兵设防的部分四川城镇，直接进入陕西，完成北上抗日工作。
达成这样的协议后，范哈儿心中满是感慨。
不知道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变化发生，但是如果真的按照这协议达成，那红军就不用过草地、不用翻雪山了，虽然会让那传奇的经历，缺少了很多感人的故事，但同样，人员伤亡也不会那么大了，到时候北上抗日的力量，也绝对会增加很多，对于自己的抗日第一使命，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吧。
范哈儿在任何时候，都认定抗日才是第一位，而红军正是因为在这一点上，和他基本没有没有意识冲突，所以才能不让他不断作出妥协。
就在范哈儿和王主任达成协议的第二天，蒋总司令也和手下参谋人才商量几天后，终于对范哈儿的要求，通过孔祥熙作出了正式答复。
南京方面同意给范哈儿一个暂编第一百军的番号，同时犒劳刘文辉、龙云、王家烈每部军饷十万银元，勒令他们马上出兵剿灭川黔边境的红一军。而如果不能完成任务，暂编一百军的番号立刻取消。
拿到这个答复，顿时让范哈儿无奈苦笑。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像刘文辉他们那样，要个实在点的好处呢。那十万银元虽然少，但至少也是到手的钱货，老蒋总不可能出手了再收回去，而自己那个暂编一百军的番号，却是等到自己放红军过境后，铁定会被收回的，那还是空欢喜一场。
好在他也没真期望，在这次“剿匪”的过程中，收获多大的好处。
为了尽可能为抗日保存实力，他甚至准备，在红军于遵义休整期间，提供一些药品和器械的援助，让他们尽快恢复实力。等到北上之后，能快速形成战斗力，对已经筹谋华北事变的日军，形成极大的牵制。
即便第一百军只是一个临时番号，范哈儿还是非常认真的将部队的大致框架，给搭建了起来。
自己的结拜兄弟陈兰亭，成为暂编第一百军代理军长，属下两师一旅，分别由原来的陈兰亭师，师长仍旧是陈兰亭；第四师分出的一个半团组成一个师，师长由陈志仁担任；还有一支个备旅，旅长则是上海请来的教官雷太鹏担任。
同时趁着这次机会，范哈儿也直接把第四师第一团团长林思存，提升为了第四师的新师长，范哈儿本人，将会担任新七军全职军长，不再管理师部事务。
这一番变化下来，对于范哈儿来说，名下部队的总人数，其实并没有怎么增加，仍旧维持在七万余人左右，只是稍微多了一些军官，让麾下有了实足两个军的军官编制。这样一来，以后范哈儿集团想要再扩军，也绝对能够马上将架子搭起来，而不用再各方筹措人手。
一切都是为了两年后的抗日啊！
全国现在的一盘棋，范哈儿算是下得比较明白了，对以后的规划，也有了一个越来越清楚的认识。
东部第一战线，当然仍旧会是老蒋的国民政府为主，而且也是范哈儿确定的主战场；而北方战线，因为最适合展开大兵团作战，偏偏中国的国力和军力，都不如日本，正面战斗几乎少有胜算，所以只能选择以**游击战争牵制为主；至于南方战线，因为在抗战早期，还不会马上爆发战事，所以就算粤军有实力，也肯定会被老蒋调到东部主场长来，一旦主战场都失败了，那儿山多平原少、工业重镇更少，日军想要进犯，也会选择占领一些沿海城市，不至于更进一步进犯内陆，而且也起码需要几年时间，所以前期只要守住滇黔领空，在更南线就算选择弃守，也不是什么问题。
真正可以作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并且提供源源不断物资和部队支持的，正是自己掌控的大西南地区。
在范哈儿将近三年的努力下，如今的中国大西南，不管是国民生产力，还是国民人数，和农业土地情况，都与历史上，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三年之后，它就完全有实力，作为将来中国抗战的发动机，为了前方的战斗，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了。
这次和红军的协议一达成，范哈儿立刻和黔军首领王家烈商量，关于暂时让出遵义让红军休整的事情。
此时的遵义，因为有整个西南联盟出面，替王家烈收伏了遵义的柏文蔚那几个军阀，所以已经再次落入了王家烈的控制中
现在王家烈听到范哈儿要把遵义借给红军休整一个月，心中顿时有几分不愿。
不由暗骂，真是不把别人的地盘当地盘啊，借，借，怎么不借你的重庆给红军休整休整？不过这王家烈心中虽然不服范哈儿，却又是最识时务，知道自己现在不管是实力上还是合作需要上，都不可能反对范哈儿，所以略有一犹豫后，面上还是老老实实的听从了范哈儿的命令。
不过现在的范哈儿，见到的人情世故多了，哪里会不知道王家烈心中可能的不满，马上就作出了补充说明：
“要是王主席觉得，你的部队可以和红军打一仗，那其实也可以派支小部队试试对方的战力么。反正我们本来的计划中，就是希望和红军有一场小规模战斗，做做样子的，如果由你的遵义出兵，其实也非常合适。”
“好。”王家烈立刻同意了，“那我就派手下一个精锐营去，和红军的部队过过手，如果他们的实力真的太弱了，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趁机将他们吃掉，毕竟，这些红色分子对我们的产业，还是很不利的。”
说出这番建议的王家烈，信心十足，他觉得，以自己精锐部队完全和范哈儿精锐部队一样的装备，肯定能够轻松战胜红军。到时候，夹着小胜红军的余威，在西南联盟内部，到底要对红军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完全可以由自己说了算了。
范哈儿听到王家烈的话后，无声的点点头。
心中暗自嘀咕，那就等你在红军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了，再告诉一个你打不过人家这个简单事实吧。
他知道，在西南几大几大军阀中，对**红军抱有好感的，主要是自己和刘文辉，其他人就算自己亲信的龙云，对**也是反对多过支持。而眼前的这个王家烈，本来就对红军没有好感，跟随范哈儿投资实业后，更是对推动工运的**深恶痛绝。这次要不是看灭了红军对自己没好处，反而可能会让老蒋白白捡了便宜，他可能会忍不住偷偷对红军发动攻击。
现在，在范哈儿的权威和共同利益下，西南联盟的四大军阀，对于这次的红军长征行动，还是采取了一致的态度，就是允许他们过境，但绝对不公开合作。
只是对红军的真正实力，却是还需要一次实战，才能真正认清，范哈儿也并不反对。
红军的攻击行动，如期在1935年1月初展开。
遵义城外，再次枪炮声连天，待在城中采访的重庆几大报纸、杂志记者，纷纷向重庆发挥报道，称黔军和红军在遵义郊外发生激战，一天之后，王家烈“损失惨重”，整整一个精锐营被全歼，不得不从遵义败退了。
这个消息在马上传到重庆后，又随即也很快传向了南京，传向了其他地方。
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是悄悄的松了一口气。
老蒋本来已经叫人准备飞机，好让他随时直飞重庆亲自督促川军作战了，现在这个消息一到，立刻平息了原来的心思，转而让军政部给王家烈部嘉奖英勇抗战，再给现大洋三万元。
“哼！只要范哈儿和红军打起来了，他们就不会这么容易停下来！西南联盟军虽强，但红军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只要没打准七寸，绝对会有纠缠几次的大仗。”老蒋很快对西南可能的战事作出评价。
“命令中央和地方追击部队，和红军适当保持距离，让他们和西南联盟的部队，好好打几仗再追上去，如果红军打下那座城了，部队就跟进把他们占下来，绝对不能错过这次进入西南的大好机会。”
老蒋下的命令，和历史上的差不多，完全是准备驱赶着红军进入西南大捣乱，利用红军几百西南军阀的部队，然后他好跟进去收拾残局，再把整个西南地区收伏。
可惜，他这次是完全失算了，因为范哈儿提前和红军达成了秘密协议，这一次，他根本不用想再追击进入西南四省了。
不过也不能怪老蒋没想到这一点，实在是范哈儿作为一个大军阀，作为一个大资本家，在绝大多数人向来，如果他没有超越一般水平的容人之量，基本不可能和**这个“天敌”调和。毕竟，人家不管是替工人阶级说话也好，替农民阶级维护利益也好，都会反对范哈儿这个独裁加贪婪的资本家军阀的。
而偏偏范哈儿这个怪胎，来自于后世，对**的前途非常了解，而且也确实是在想着在抗战中怎么保住国家，所以宁愿自己的工厂受一点不利影响，宁愿自己的其他利益被夺走一些，也要保证**这支抗日力量，不会受损太大。
在重庆城中的好几家正式外交驻派机构，那些和西南联盟交好的领事们，在听到范哈儿终于还是对红军出手了的消息后，也不由都小松了一口气。
过去的那些时日中，范哈儿和西方主要大国的关系都不错，其中唯一的例外，应该就算是苏联了。
这苏联对华的态度，现在也是很奇怪的，他们明明和**一伙，甚至利用共产国际，直接向**派出了领导者，但实际上，他们对南京的国民政府，又同样是很支持的。两面讨好，又挑动两方互斗。说句难听点的，就是这苏联差不多才是一直在背后支持中国十年内战的最大幕后。
历史上，1923年至1927年，中国国民党曾长期实行“联苏容共”政策。其间，苏联派遣的顾问直接指导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亦有许多重要干部留学苏联，在理论和组织等诸方面深受苏联影响。
但是，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在粉碎苏联、**“赤化阴谋”的口号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其后，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公开以反苏**为旗帜，而苏联也通过共产国际及作为其支部的中国**，把打倒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作为中国革命的当前目标。
1928年6月占领北京以后，南京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但其对苏关系继续恶化。翌年7月，中苏终因中东路武装冲突而断绝了邦交。直到1932年2月以后，因为前后发生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英美西方的同情但不作为，让遭到国民政府抑制的“联苏”论调，开始在中国重现活跃。
但在对华政策上，苏联的做法充满了矛盾。具体言之，它一方面同情中国，呼吁国民政府迅速复交；另一方面，却在以对日妥协而使国民政府深感失望的同时，继续搁置中国视作复交前提的中东路问题和外蒙问题，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不满两周的10月1日，还同中国新疆省的地方政府缔结秘密协定，染指新疆权益。
更使国民政府不能接受的，是其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国**发出的指示。这个指示一面要求中国人民为武装保卫苏联而对日抗战，一面却不顾抵抗外敌的基本前提是国内团结，再次强调“推翻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总而言之，苏联一面希望中国对日抗战，一面自己对日让步妥协；同时，一面希望国民政府改善对苏关系，一面继续坚持通过中国**的武装革命而推翻国民政府。
本来执意于坚持优先剿共方针和维护外蒙、中东路主权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来说，并不愿意与苏联复合，但苏联追求缔结苏日“满”互不侵犯条约，及愿为此目标而不惜承认“满洲国”的趋向有增无减，使国民政府无法再事拖延；另一方面，在国联“又有邀请美国及苏联加入十九国委员会会商之提议，益使恢复邦交之得计，显而易见”。在这两种局势的共同推动下，国民政府终于将无条件复交的决议付诸行动，中苏两国正式恢复了邦交。
在范哈儿强势崛起后，苏联当然也在重庆设立了领事，这一次红军长征开始后，领事谢苗诺夫更是连续几次公开拜访范哈儿，毫不掩饰他想让范哈儿帮助**，交好苏联的态度，引起了英美日等国的强烈关注，深怕范哈儿可能会投降苏联、投降**。
范哈儿其实也想要苏联的无息贷款以及军事援助，但是对于苏联的本质，他知道的十分清楚，这个国家，对中国有太多的利益要求了，更不可能无条件的帮助中国。如果可能，他更乐意站在国民政府一边，索要中东路，保证外蒙主权。而要得到苏联的援助，毫无疑问必须认可苏联在这些方面的利益。
所以在几次会谈没有结果后，范哈儿表面上仍旧维持了和苏联领事馆的友好关系，但实质上，苏联人和他自己都明白，双方已经不可能真正走在一起了。
谢苗诺夫连续几次的拜访，其实主要是借着红军长征一事，商谈关于具体的工商合作事宜。
别看苏联人的二五三五计划发展非常快，但他的工业结构不平衡，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有所体现，他们同样需要和各国展开合作，才能保证自己的体系完整。范哈儿的西南地区，就同样有他们需要的商贸利益。
关于让范哈儿帮助红军一事，主要还是外界的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