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山西的孙瑜自然不知道在重庆的晨星先生获得了怎么样的情报，现在他已经没空去关心针对红世分子的任务问题了，在朱总司令、彭副司令、左参谋长联名发给党中央的电报上，孙瑜的大名也列在了其中，作为建议的主要提出者之一。署名朱彭左的这份长电报在党中央诱发了热烈的讨论。虽然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想得过多了，但是主席同志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份电报中提到的问题的超前性。
在延安，TG中央书记处先开会讨论这份电报里面的方针政策，洛甫同志首先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篇电报中的政策。减租减息政策是瓦窑堡会议中的决议，电文中说明是要贯彻和执行。大力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大家都是知道的，只是现在要求主动动用军事力量去搞生产，这让很多人不是很赞成，觉得让军队去搞生产会降低军队的战斗力。而即使给他们讲明了主要是地方部队搞生产也让他们觉得难以接受。一部分人认为目前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壮大，这体现在一地盘的扩大和军队的增多，部队所需要的给养可以依靠老百姓的生产和征税得以补充，更何况现在KMT还发军费，八路军各办事处能够筹备到国内和海外的捐款，认为担心给养问题根本就是想多了，对于电文中所说的依靠实物的储备为基础发行货币并将其他货币挤出根据地的金融市场的设想完全不能够理解，以为这是犯资本主义的错误，企图走金融资本的道路；而稍微能够明白这样做的意义的人又担心明确地将法币排挤出根据地的金融市场会触怒KMT政权，遭受KMT所谓的军阀和独立的指责，破坏统一战线。
党内的到目前为止的理论家都不太清楚这份电文中所用的理论，即使是洛甫虽然明确支持电文中的方针政策，但是要把这些方针政策的道理意义明确地给自己的同事解释出来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的党主席，自己深夜一边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希法亨的《金融资本》一边对照着这篇电文，同时发电给正在共产国际的史林同志，请他搜集材料，评判八路军指挥部发来的这份电文。
当然，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八路军指挥部应该只指挥作战，这种政策和民事方面的事情应该由中央或者各省、根据地的政权首长做出决议，八路军指挥部这一次分明是逾权了，不管他们所提的东西对不对，都应该给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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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同志反对这种论调，他说当前抗战的方针不仅仅是片面的军事方针，抗战是各个方面——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各个方面的对抗，因此，我们从抗战的实际出发，要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军事指挥的思想只能够局限在军事上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电文被发送到重庆征求曾家岩50号的意见。
TG和KMT携手抗战从一开始，关系的紧张就没有消除过，至多不过是缓和与拉紧之间，从改编南方八省游击队KMT就下黑手开始到新-四军和八路军干部和队伍屡屡遭到杀害和袭击，从和KMT的关系从实际上思考就明白，TG是有可能面临遭受KMT围困局面的，更何况眼下西安胡宗南的大军正对着延安虎视眈眈。因此，在当前情况下，把我们所得到的发展当作是正常的并将保持下去的情况是不妥的，必须充分考虑到情况到了最严重的时候会是怎么样。
显然，当前汪兆铭已经公开投敌了，按照他和日本人开会的等级和频率，显然很快他就将会重新返回中国组建统一的卖国政府。因为有了他曲线救国先行一步，常凯申委员长就不可能和日本妥协去屈居曲线救国汪兆铭第二，但是常凯申委员长不投降并不代表着他就一定要和TG抱团取暖，虽然每次KMT军队面临被消灭的情况的时候，常凯申委员长都腆着脸或者请求，或者命令TG的军队主动出击。委员长视TG为心腹大患，他说日本人亡了中国，我们还可以做亡国奴，如果TG亡了中国，我们就是想做亡国奴也不得了。
因此，无论怎么说，这一次八路军总部所提到的种种设想和针对性的措施正好回应了主席同志对于时局的忧虑，战略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人的进攻力量已经被极大地消耗掉了。日本人给KMT的军事压力也相应减轻，因此KMT甚至能够在局部打出他们认为的胜仗出来，而不再是惨烈的撤军和消耗战了。在这种环境下，KMT的反TG思维的爆发已经是必然的了，特别是在看到他们轻易撤退丢掉的领土被TG捡起来之后。尽管常委员长也派遣了大量的游击队进入了敌占区，但是显然，人民的军队不是那么好做的。
出于忧患意识，主席在全党还没有对八路军所提的报告作出某种统一的决议的时候建议八路军在部分地区实行他们所提的计划作为试点，并且正式召唤朱总司令回到延安去，一方面是为了增强中央对于全局的军事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详细地向朱总司令征询这份电文里面的内容问题。
朱总司令回延安去了，八路军的全面工作就落在了彭副司令和左参谋长的身上。中央要求八路军总部寻找政策试点的电报同时发到了总部，彭副司令和左参谋长犯了难，本来可以安排太行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聂帅实行政策的，但是鉴于目前党的内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贸然在一个大的根据地推行政策过于冒险，并且上没有一个有着对于政策清醒认识的领导，下也没有足够的干部来推行这些政策，实在是犯难了。
于是孙瑜同志就被抓了差。以冀鲁豫军区为基础的八路军第二纵队成立了，左参谋长兼任纵队司令，黄政委任政治委员，杨将军任副司令员兼冀鲁豫支队司令员，韩振纪任参谋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孙瑜同志被委任为副参谋长，实际负责他所提出来的方针政策的实行。于是孙瑜同志开始忙的脚不打地了，他首先在第二纵队开设干部培训班，讲解政策的内容和如何实行政策，然后第二纵队的部分队伍统一被改编成千人左右的小团，分驻在各个军分区。军分区的首长不得不担负起部分民事的任务来，从减租减息的政策宣传，到组建建设兵团。孙瑜在第二纵队也不得不建立起供给部的架子，囤积物资，建立银行，发行边区币。在这个战争的特殊时候，一切组织机构的建设必须以部队为依托。
与此同时，陈安平同志在茅山山脉干着同样的事情，不过鉴于江苏的环境，陈安平同志一再盼望自己的军队可以北上，在山东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可以南下，这样在徐州一带会师之后，山东江苏连成一片之后，陈安平同志就可以依托山东的良好环境为军队的建设打好良好的物质基础了。不过在江苏地区的好处就是敌后的物资获取比较容易，这里人口密集也方便了部队的补充。同样，KMT的部队也得到了迅速的补充，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等杂牌实力派也得到了扩充。苏北的局势越发地复杂起来。
工作之余，孙瑜也越发地关注起爱丽丝和王宏昌的事情来。爱丽丝随后回到了太行山的晋察冀根据地，继续和白求恩大夫搭档，作为国际组合，她必将留名于中国的史书了。而另外一方面，王宏昌同志一再要求实行东进，目前他提出来的最实际的想法是，从大青山抽调一部分干部进入冀东，那里有单德贵和包森所率领的六七百人在活动。王宏昌的想法是加强冀东的工作，为进入东北做准备。日本人和苏联人在蒙古边境上干了起来，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王宏昌同志的电报向总部发得太多，以至于引发了彭副司令的不满，认为这家伙是因为重建大青山支队没有把他扶正，于是他借着这个机会向总部发泄某种不满。
但是随后绥远军分区司令员刘云也发来了电报，表示对王宏昌的计划的某种赞同，并且说绥远军分区的发展思路也是向北发展，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与苏联接触或者以此为跳板进入东北。
刘司令断定，一旦日本和苏联的冲突以某种和谈的形式结束的话，日本将会放弃北进的战略转而南下，这种情况下，我东北抗联的形势将会越发的严峻，因此很有必要接触并且增强抗联的实力，在必要的时候，抗联可以退到苏联境内保存实力。
刘司令的电报几乎让彭副司令认为他是借着这个机会清洗不是他的势力，但是最终总部和延安都同意了刘司令的建议，王宏昌被批准先到冀东工作，伺机进入东北，联系抗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