暄暄走上讲台，逗趣道：“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人物和我一样，也有着令人头疼的童年。在十二岁的时候，他写了一首私塾先生都觉得深奥的小诗——《蔽月山房》。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
“那一年，他还说出了自己的理想：‘人生的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贤。’这句话在当时的社会里可是大逆不道的狷狂之言。听到这句话的老父亲顿时被吓得六魂无主。父亲王华实现了一个书生在几十年寒窗苦读后所得到的最高荣誉——状元及第。可是，‘如何成为圣人’，那是父亲想都不敢去想的事情。
“等到王阳明渐渐长大后，他那卓然超群的军事才略开始让他展露头角。平定江西匪患，是王阳明为官后初试锋芒的精彩表现。匪患聚集的地点在江西、湖南、福建、广州四省交界之处，是朝廷最头疼的“四不管”地区，而且这一片地区又是很容易藏匿土匪的深山老林，所以官兵的搜捕常常难以奏效。在几十年时间里，土匪们从一开始的偷鸡摸狗、小打小闹，到后来占山为王、组建联军，明目张胆地攻占城镇、洗劫乡里，把整个江西搞得乌烟瘴气、满目疮痍。为此，朝廷增设了巡抚专门驻守在江西，并不断增加军卒来平定匪患。可几年、十几年，数十年过去了，土匪并没有被消灭，反而做大做强了，从农具菜刀的山林游击发展成了装备整齐的规模军队，让朝廷苦不堪言。朝廷不断派出官员去镇压，但这些官员要么白忙一场无功而返，要么直接告病不敢前去。朝廷无奈之下，便让王阳明去江西接了这份苦差事，权且把死马当作活马医。这差事就是烫手的山芋，不，比烫手的山芋还坑。可是，明知入坑的王阳明却并没有消极怠工，反而仔细地考察了当地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剿匪屡战屡败的根源在于衙门里有土匪的内应。于是，他放出剿匪的假消息，顺藤摸瓜调查后，一举抓获了那些长期跟土匪勾结的老仆役，并成功策反了他们。有了这些双面间谍的情报，后面的剿匪出奇地顺利。王阳明借助剿匪成功的威势，对当地进行了整顿。“十家牌法”就是连坐制度，十家牌法规定每十家为一牌，牌上注明各家的丁口、籍贯、职业，轮流巡查。如果一家隐匿盗贼，其余九家连坐，谁敢和土匪再勾结，就会被其余九家揭发。这样一来，王阳明就切断了山中土匪和外界联系的渠道，困居山中的土匪渐渐变成了瓮中之鳖。当然，土匪造反的根源是吃不上饭，所以王阳明在剿匪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当地吏治的整顿，减轻赋税、兴办教育、移风化俗，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一年多时间下来，赣南汀漳数十年的匪患基本上就被平定了，当地百姓将王阳明尊敬为神人。
“然而真正让王阳明功成名就的，是宁王送来的神助攻，果真是‘自助者，天恒助之’。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当时，王阳明行至江西吉安与南昌之间的丰城，正准备前往福建平定匪患。得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后，王阳明就局势做出了分析：如果宁王顺长江东下，那么南京肯定保不住。作为留都的南京丢了，叛军在政治上就会占有主动，倘若江南各地的土匪再因势响应，那么南方的局势就会变的非常棘手。于是，王阳明立即赶往吉安，就地发出檄文，开始募集义兵，准备征讨宁王。可是，率领这几天临时拼凑的义军来对战准备了几十年的宁王军队，王阳明完全没有胜算。所以一开始，王阳明便筹划使用疑兵之计将宁王军队拖延在江西，‘拖’是王阳明制胜的关键。王阳明拿捏准了叛军的心态，毕竟犯上作乱的人心中通常都缺乏底气。所以，他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假装传檄各地至江西勤王，在南昌更到处张贴假檄文来迷惑朱宸濠。檄文声称朝廷派援了边兵和京兵共八万人，会同自己在南赣的部队以及湖广、两广的部队，号称十六万，马上就要进攻宁王的老巢南昌。为争取更多的时间集结军队，王阳明写蜡书让朱宸濠的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劝朱宸濠发兵攻打南京，同时又故意将此事泄露给了朱宸濠。因此，当李、刘二人依照战略提请宁王进兵南京时，朱宸濠心中犹疑不定，迟迟按兵不动。宁王等了十多天后，才探知到朝廷根本没有派出那么多的军队。上了当的朱宸濠这才沿江东下，攻下九江、南康（今江西星子）两城后，逼近安庆。正在朱宸濠率兵六万自九江沿江而下、窥伺南京的时候，王阳明已经率领仓促组建的八万平叛军，直捣了宁王的老巢——南昌，迫使朱宸濠进行回援。当时有人建议王阳明去救安庆，他不肯，分析说：如果救安庆，与宁王主力相持江上，而南康和九江的敌人就会乘虚攻我后背，令我们腹背受敌；而且我们的军队锐气正足，趁着南昌守备空虚，必可一举拿下；南昌为叛军老巢，宁王出师未捷却先失大营，这将严重挫伤叛军本就不高的士气，所以宁王一定会班师回救，到时我们再以逸待劳迎击叛军就能取胜。后来的事实果真如同王阳明所预料的一样。朱宸濠回兵救南昌时，在鄱阳湖和王阳明的义军展开了决战，经过三天的激战，王阳明用朱元璋击败陈友谅的办法再一次击溃了宁王的乌合之众。至此，这场轰轰烈烈的宁王叛乱历时43天后宣告结束。
“博识、精思、问疑、苦索，最终悟道。王阳明如神般的军事禀赋，源自于他对整个战场的清晰把控。从复杂的形势中，看清楚问题的主症，并依症找出上佳的对策，这就是我们所仰慕的‘大智慧’。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王阳明在立德方面，开创阳明心学；在立功方面，43天平定宁王叛乱；在立言方面，龙场悟道之后开馆授徒，最终留下了《王阳明全集》。“三不朽”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王阳明又是历史上少有能实现“三不朽”的人物。所以很多人便把王阳明当成了成功的偶像，试图用成功学的思维去解释王阳明的成就。然而，王阳明自己又是如何来评价成功的呢？
“王阳明认为衡量成功有两把尺子，一把叫做‘成色’，一把叫做‘斤两’。王阳明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与‘斤两’无关，只看成色。圣人‘成色’足，是指他的心纯乎天理而无掺杂一丝一毫人欲。当然，圣人也有‘斤两’，王阳明打个比方说，尧舜好比黄金万镒，孔子好比黄金九千镒，伯夷、伊尹好比黄金四五千镒。但他们都是足金，这是关键，所以后世才尊他们为圣人。圣人之所以有斤两不同，是因为时势使然。尧舜有做圣王的条件，而孔子没有。如果孔子有尧舜那样的条件，那他的事功就能跟尧舜一样大。王阳明的成色论否定了功学所鼓动浮躁的斤两之争，他认为自己的‘三不朽’功德乃时运所济而成，而并非自己有什么特殊之处。
“这就好比有一个人跑到王阳明的面前，问：‘阳明大师，我必须得成功！怎么做才能像你一样成功呢？’王阳明却回答道：‘做个好人吧！我没想成功，只是想做个好人。’这在很多现在人的眼里，不是跟‘小目标’、‘脸盲君’、‘嫌钱多’一样，也‘装’的太气人了！
“做一个好人如何会有成为圣贤那般宏远的意义呢？这跟个人的成功，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最近的历史学习，给了我答案。
“人拥有两个意识，一个是我们熟知的自我意识（显意识），另一个就是潜意识。西方人认为：自弗洛伊德提出‘潜意识’这个概念后，人们才知道了这扇大门可以照见自己的人性，并能够借助这种自鉴的方式调整自己的心理，从而过上稳定的心灵生活。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已经掌握这样的方式，并把它称之为‘内省’，而那时的中国人称呼潜意识为‘天理’。没错，就是那句‘去人欲，存天理’，让理学招致了‘灭绝人性’的骂名。‘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有人把‘天理’当成了自然界的客观法则去解释，这显然不是‘天理’的真正涵义。因为客观的东西，怎么会以‘存’、‘灭’来形容呢？正是因为对‘天理’的误解，儒家的哲学才被打上了唯心的烙印。
“要弄清‘天理’是什么，我们先要明白潜意识工作的规律。假如你还不知道什么是潜意识，那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找到它的存在。刚学自行车的时候，我们总是以为控制好平衡，就能够避免摔倒。可我们越试图控制，我们手里的车把就似乎越不听话；反之，当我们不去刻意控制车把后，我们才真正学会了骑车。那个要强烈控制车把的意念，就是我们的显意识；而当显意识知道让渡给潜意识管理这辆车时，一切都变得那么轻松和顺畅了。并且我们一边骑车还能和别人一边说笑，这时的潜意识承担着骑车的工作，而显意识则承担着说笑的任务。一心二用的真正原因，人们很少会去探究，是因为我们太习以为常了。可这项本领却是动物们在亿万年的进化中得到的生存绝技。有了这项绝技，兔子们才能够一边吃草，一边警戒。
“一心二用虽然能够提高我们做事情的效率，但这项能力有使用的前提：其中一件事我们得熟练到不需要显意识来参与甄辨；另一件事虽需要显意识参与甄别，但不必调度潜意识进行深度思索。也就是说，一心二用是我们应急的手段，一心一意才能使我们获得认知的拓展。我们学习时，需要聚焦显意识来完成认知和思考。但当你的显意识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这块知识的理解后，你的学习才刚刚开始。显意识把知识交给潜意识后，你的潜意识还继续承担着你完全无法想象的工作量。首先，这块知识应该放置到你知识体系里的那个位置？然后，与你原有的知识发生冲突后如何融入？还有，以什么样的方式存放才能保证你在需要的时候将它激活？如何维持知识系统的认知升华？......而我们的创新过程，就是大脑驱动显意识和潜意识共同工作，直到结果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潜意识的工作量要远远超过显意识的工作量，而且越智慧的人，潜意识的工作量就越重。所以，显意识如何为潜意识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这才是一个关乎智慧的根本问题。
“有助于潜意识工作的方面有两个，休息时间的保障和认知节奏的维护。休息包括，睡觉、娱乐和冥想等。人在睡觉时，我们的潜意识依旧在工作，而且相当高效。很多创新的灵感就来自于梦境，比如著名数学家拉马努金。所以，对于学生和脑力工作着来说，睡觉是头等大事，悬梁刺股的方法并不值得提倡。维护潜意识的顺畅认知节奏，一方面要克制纵欲，无欲则刚的精神状态是显性意识能够给潜意识提供的绝佳条件；另一方面，就是避免外部因素对我们节奏的侵扰，这就是庄子所追求的身如不系之舟的状态。就拿儒释道来说，它们的核心教义都是‘先克欲，方见道’。人的七情六欲是人的生物本能，是人存在的基础。所以，儒家把人必要的情欲行为划归到礼的范畴，却严格地克制那些逾礼以外的放纵欲望。当人的显意识没有被这些过分的欲望给占用时，它才能更好地与潜意识完成交流与协作。在这个交流过程中显意识感应到了潜意识所传来的信息，将其总结梳理后便形成了人类文明中智慧的累积。潜意识的运行极为客观，也会因此而产生极为客观的理念和判断，这些认识被古人认为是上天所赐予的真理，故称呼其为‘天理’。而显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辉映过程，就是审美的实现。这便是‘去人欲，存天理’的真正意义。
“做一个好人，就意味这个人已经脱离了低级的趣味，而不会被欲望轻易地摆布，这样的人自然能够获得更多的智慧。有了这些智慧的加持，成功还会远吗？
“讲到这里，仍旧有人会跳出来说：‘我没有成功，难道我就不是好人了吗?’这时，我们就要真正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好人’。我没有触犯法律，没有伤害别人，那我就应该是好人了吗?其实不然，电影《狗镇》里的淳朴农民，在诱惑到来之前，他们都算不上恶人。因此，好人并不是用这些固态标准来衡量的，正是这些固态的评价标准才使‘孔教’拥有了禁锢国民的枷锁。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好人，由自己内心世界的三维‘真、善、美’而决定的。求真为了知善，知善方能审美。不是成功的人都是好人，但好人一定知道自己心中所求的成功到底是什么!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就会拥有成为圣贤的潜质，即拥有圣贤一样的‘成色’。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笔下的脊梁，便是阳明眼中的圣贤。
“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谓，而未杂于人。无声无臭，至微而显，诚之源也。人心，则杂于人而危矣，伪之端矣。见孺子之入井而恻隐，率性之道也；从而内交于其父母焉，要誉于乡党焉，则人心矣。饥而食，渴而饮，率性之道也；从而极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则人心矣。惟一者，一于道心也。惟精者，虑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无不中，一于道心而不息，是谓‘允执厥中’矣。一于道心，则存之无不中，而发之无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发之于父子也无不亲；发之于君臣也无不义；发之于夫妇、长幼、朋友也无不别、无不序、无不信；是谓中节之和，天下之达道也。放四海而皆准，亘古今而不穷；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达道也。
“这段话正是王阳明在《重修山阴县学记》里对于‘心学’的诠释。‘灵明无着，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即过不恋。’这是多少现代人所向往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呀！而‘心学’却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到达这样的境界，只需要你做到正心诚意，就能够领会‘恕’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