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韬略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往往两个对抗的集团，均有高层次、高水平的韬略家在运筹帷幄，出谋划策。这样一来，使用常规的韬略便不容易取得明显的效果。韬略家们在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创立了许许多多的韬略变体。正是这一点，构成三国时期韬略理论上的特点。
远在三国以前，中国的历史已积累了大量的韬略原则。韬略运用中忌讳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照搬照抄、生吞活剥，讲究灵活机动，随机应变的思想，早已形成。至于如此自然贴切、广泛普遍、频繁不断地被运用于政治、军事、外交上，则是三国时代的特色。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无不精通机变；曹操用兵，仿佛孙吴，富于机变。田丰、沮授因机设策，灵活多变。荀彧善于以正御敌，以变取胜。贾诩随时应变，料事如神。何夔因时制宜，程昱因敌制胜，郭嘉临敌制变，董昭通权达变，刘放临机决断，贾逵因利制权。任峻、苏则、张辽、张邰、徐晃、李典、杜袭、赵俨、高柔、孙礼、辛毗、高堂隆、田豫、牵招、王基、邓艾、诸葛亮、李恢、孙权、陆逊、陆抗、周鲂······都曾成功地运用韬略中的变化原则，营造有利条件，夺取胜利。
无论是使用常法抑或变法，均不是目的，决定常变手段的是实际情况，“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周易·系辞》)“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能够因敌变化而取得胜利，就可以说是达到神妙的境界。人们将良将用兵比作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如果病变而药不变，则无法治愈疾病。
三国时代人们运用韬略，打破常规，从理论上概括，其变化方式大致有如下数种：
一是识机制变，即依靠所具有的真知灼见，洞察事物、事态。制定对策，变换方针，这类蹈略原则有因机制变、因机而起、伺机而发、随机应变、因机立胜。变化的依据是机，是—种对谋方行动极其有利的机会。黄巾起义的爆发，大赦党人的策略，曹操孤军击董卓，群雄无视汉王朝的存在而竞相割据。献帝东归，曹操集团对付袁绍二子之策，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孙、刘决定联兵抗魏，发动赤壁之战，诸葛亮在猇亭之战后恢复吴蜀友好关系，谯周对蜀汉政治出路的设计，羊祜、杜预灭吴计划的改向等等，均是反常为变，取得大功。能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识机见势，随之而动，变换策略，变换主客，变换敌我，变换利弊，就能营造大的前途和命运。也正因为如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以其才识的高超而受到各大集团的欢迎。
二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即根据形势、条件、环境、情况而制定方针、变换对策。运用此类变化方式的范例，在三国时代俯拾皆是。
三是根据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等综合运用韬略，产生令人高深莫测的变化。贾诩劝张绣与刘表连和，受到曹操的攻击。曹操退兵后，贾诩警告张 “不可追也。追必败。”张绣不听，果如贾诩所言，大败而还。此时贾诩认为，“促更追之，更战必胜”，张绣不解，贾诩指出“兵势有变，亟往必利。”(《三国·贾诩传》)结果取胜。实际上，这里贾诩之所以料事如神，在于根据曹军处境合性地使用韬略。曹军退兵时，曹操料知将有追兵，故自率精兵断后，贾诩不同意张绣袭击，是因为坚持避实击虚韬略。第二次进击，则本着击其不备，以强击弱韬略。至于重大战役，取胜的一方无不从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出发、综合性地使用韬略。如官渡之战，曹军使用的韬略就有：以正御敌，以奇制胜，争地必取，牵引制约，扩大同盟，争取中立，巩固后方，拔除隐患，声东击西，分散切割，诱之以利，以逸待劳，釜底抽薪，招降纳叛，攻其不备等韬略。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使用的韬略有：取长补短，以长击短，以逸待劳，示形作伪，扩大联盟，以少胜多，知己知彼，以战止战等等。孙子说过：“五形无常胜”，“四时无常位”(《虚实篇》)，而“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五色之变，不可胜观”， “五味之变，不可胜尝”，“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势篇》)，因变制变，因变制胜。三国韬略理论对于变的综合运用，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三国时代改变了秦汉以来两大集团对抗的格局，使形势走向三极竞争，这本身也是综合运用韬略的结果。
常变之间，有一个制约的关系，如前所述，韬略变体是在不离开、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才能奏效的。吴、蜀末年，最高统治者昏庸无识，倒行逆施，自毁长城，自相残杀，严重违反蹈略常规，等待他们的结果也只有自食恶果，自取败亡。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三国韬略家们正是以此古训为最高境界，在实践中形成了常变韬略理论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