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明菁送我的檞寄生收到抽屉里，不再挂在台灯上。
因为对我而言，它已经不是带来幸运与爱情的金黄色枯枝。
而是射入明菁胸膛的，血淋淋的，红色的箭。
到台北的第一印象，就是安全帽是值钱的东西。
以前在台南，安全帽总是随手往机车上一放。
在台北时，这种习惯让我丢掉了两顶安全帽。
不愧是台湾最大的城市啊，人们懂得珍惜别人的东西。
我其实是高兴的，因为我会离自私愈来愈近。
我在台北没有朋友，也无处可去，常常半夜一个人骑机车出去乱晃。
偶尔没戴安全帽，碰到警察时，就得赔钱了事。
以前我和柏森及子尧兄曾骑机车经过台南火车站，被警察拦下来。
那个警察说我们实在很了不起，可是他职责所在，得处罚我们。
于是我们三人在火车站前，各做了50下伏地挺身。
在台北，这种情况大概很难发生吧。
我又开始寄履历表，台北适合的工作比较多，应该很容易找到工作吧。
不过我还是找了快一个月，还没找到工作。
“为什么你会辞掉上个工作？”我常在应征时，碰到这种问题。
“因为我被解雇了啊。”我总是这么回答。
荃听到应该会很高兴吧，因为我讲话不再压抑，回答既直接又明了。
可是如果明菁知道的话，一定又会担心我。
大约在应征完第九个工作后，出了那家公司大门，天空下起大雨。
躲着躲着，就躲进一家新开的餐馆。
随便点个餐，竟又吃到一个不知是鱼还是鸡的肉块。
想起以前在台南六个人一起吃饭的情景，又想到明菁煮的东西，眼泪就这样一颗颗地掉下来，掉进碗里。
那次是我在台北，第一次感到右肩的疼痛。
于是我换左手拿筷子，却又想起明菁喂我吃饭的情景。
原来我虽然可以逃离台南，却逃不掉所有厚重的记忆。
“先生，这道菜真的很难吃吗？”年轻的餐馆女老板，走过来问我。
“不然，你为什么哭呢？”
“姑姑，因为我被这道菜感动了。”
“啊？什么？”女老板睁大了眼睛。
我匆忙结了账，离开这家餐馆，离去前，还依依不舍地看了餐馆一眼。
“先生，以后可以常来呀，别这么舍不得。”女老板笑着说。
傻瓜，我为什么要依依不舍呢？那是因为我以后一定不会再来了啊。
找工作期间，我常想起荃和明菁。
想起明菁时，我会有自责亏欠愧疚罪恶悲哀等等的感觉。
想起荃时，我会心痛。
这种心痛的感觉是抽象的，跟荃的心痛不一样，荃的心痛是具体的。
幸好我房间的窗户是朝北方，我不必往南方看。
而我也一直避免将视线，朝向南方。
应征第十三个工作时，我碰到以前教我们打橄榄球的学长。
“啊？学弟，你什么时候来台北的？”
“来了一个多月了。”
“还打橄榄球吗？”
“新生杯后，就没打了。”
“真可惜。”学长突然大笑，“你这小子贼溜溜的，很难被拓克路。”
“学长，我今天是来应征的。”
“还应什么征！今天就是你上班的第一天。”
“学长……”我有点激动，说不出话来。
“学弟，”学长拍拍我肩膀，“我带你参观一下公司吧。”
经过学长的办公桌时，学长从桌子底下拿出一颗橄榄球。
“学弟，你记不记得我说过弧形的橄榄球跟人生一样？”
“嗯。”我点点头。
学长将橄榄球拿在手上，然后松手，观察橄榄球的跳动方向。
重复了几次，每次橄榄球的跳动方向都不一样。
“橄榄球的跳动方向并不规则，人生不也如此？”
学长搭着我的肩，说：
“当我们接到橄榄球时，要用力抱紧，向前冲刺。人生也是这样。”
“学长……”
“所以要好好练球。”学长笑了笑，“学弟，加油吧。”
我开始进入规律的生活。
每天早上先搭公车到捷运站，再转搭捷运至公司。
台北市的公车身上，常写着一种标语：“搭公车是值得骄傲的”。
所以每次下了公车，我就会抬头挺胸，神情不可一世。不过没人理我。
我常自愿留在公司加班，没加班费也甘愿。
因为我很怕回去后，脑子一空，荃和明菁会住进来。
我不喝咖啡了，因为煮咖啡的器材没带上台北。
其实很多东西，我都留给那个木村拓哉学弟。
我也不抽烟了，因为抽烟的理由都已不见。
所以严格说起来，我不是“戒烟”，而是“不再需要烟”。
但是荃买给我的那只汤匙，我一直带在身边。
每天早上一进到公司，我会倒满白开水在茶杯，并放入那只汤匙。
直到有一天，同事告诉我：
“小蔡，你倒的是白开水，还用汤匙搅拌干嘛？”
他们都叫我小蔡，菜虫这绰号没人知道，叫我过儿的人也离开我了。
我后来仔细观察我的动作，我才发现，我每天早上所做的动作是：
拿汤匙……放进茶杯……顺时针……搅五圈……停止……看漩涡抹平……拿出汤匙……放在茶杯左侧……食指中指搁在杯口……其余三指握住杯身……凝视着汤匙……端起杯子……放下……再顺时针……两圈……端起杯子……放到嘴边……碰触杯口……然后我犹豫。
因为我不知道，该不该喝水？
现在的我，已经失去用文字和声音表达情感的能力。
所以我每天重复做的是，荃所谓的，“思念”和“悲伤”的动作。
于是有好几次，我想跑回台南找荃。
但我又会同时想起明菁离去时的哭泣，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不管我思念荃的心情有多么炽热，明菁的泪水总会将思念迅速地降温。
然后我甚至会觉得，思念荃是一种卑劣的行为。
毕竟一个关在监狱里的杀人犯，是该抱着对被害人家属的愧疚，在牢里受到罪恶感的煎熬，才是对的。
到台北四个月后，我收到柏森寄来的E-mail。
信上是这样写的：
Dear菜虫，现在是西雅图时间凌晨三点，该死的雨仍然下得跟死人头一样。
你正在做什么呢？
我终于在西雅图找到我的最爱，所以我结婚了，在这里。
她是意大利裔，名字写出来的话，会让你自卑你的英文程度。
你呢？一切好吗？
我很忙，为了学位和绿卡。
你大概也忙，有空的话捎个信来吧。
ps.你摘到那朵悬崖绝壁边缘上的花了吗？
收到信后，我马上回信给柏森，祝福他。
柏森真是个干脆的人，喜欢了，就去爱。爱上了，就赶快。
即使知道孙樱喜欢他，也能处理得很好。
不勉强自己，也没伤害任何人。
不像我，因为不想伤害任何人，所以伤害到所有人。
2000年的圣诞夜，街上好热闹。
所有人几乎都出去狂欢跳舞吃大餐，没人知道要守在檞寄生下面，祈求幸福。
我突然想起，我是檞寄生啊，我应该要带给人们爱情与幸运。
这是我生存的目的，也是我赎罪的理由。
于是我跑到忠孝东路的天桥上，倚在白色栏杆前，仰起头，高举双手，学着檞寄生特殊的叉状分枝。
保佑所有经过我身子下面的，车子里的人，能永远平安喜乐。
“愿你最爱的人，也最爱你。”
“愿你确定爱着的人，也确定爱着你。”
“愿你珍惜爱你的人，也愿他们的爱，值得你珍惜。”
“愿每个人生命中最爱的人，会最早出现。”
“愿每个人生命中最早出现的人，会是最爱的人。”
“愿你的爱情，只有喜悦与幸福，没有悲伤与愧疚。”
我在心里，不断重复地呐喊着。
那晚还下着小雨，所有经过我身旁的人，都以为我疯了。
我站了一晚，直到天亮。
回家后，病了两天，照常上班。
我心里还想着，明年该到哪条路的天桥上面呢？
2001年终于到了，报纸上说21世纪的第一天，太阳仍然从东边出来。
“太阳从东边出来”果然是不容挑战的真理。
有些事情是不会变的，就像我对明菁的亏欠。
以及我对荃的思念。
今年的农历春节来得特别早，1月23日就是除夕。
我没回家过年，还自愿在春节期间到公司值班。
“小蔡，你真是奇怪的人。”有同事这么说。
看来，我又恢复被视为奇怪的人的日子。
无所谓，只要荃和明菁不认为我奇怪，就够了。
然后就在今天，也就是大年初二，我看到了荃写在烟上的字。
我才知道，我是多么地思念着荃。
于是我做了一件，我觉得是疯狂的事。
我从明菁的泪水所建造的牢笼中，逃狱了。
我原以为，我必须在这座监狱里，待上一辈子。
可是我只坐了半年多的牢。
明菁，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即使将自己放逐在台北，再刻意让自己处于受惩罚的状态，我还是对不起你。
可是，明菁，请你原谅我。
我爱荃。
因为喜欢可以有很多种，喜欢的程度也可以有高低。
你可以喜欢一个人，喜欢到像喜马拉雅山那样的高。
也可以喜欢到宇宙超级霹雳无敌的高。
但爱只有一个，也没有高低。
我爱荃。
荃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在烟上写字呢？
这应该是一种激烈的思念动作，可是为什么字迹却如此清晰呢？
明菁的字，虽然漂亮，但对女孩子而言，略显阳刚。
如果让明菁在烟上写字，烟应该会散掉吧？
而荃的字，笔画中之点、挑、捺、撇、钩，总是尖锐，毫不圆滑。
像是雕刻。
也只有荃和缓的动作，才能在烟上，刻下这么多清晰的字句吧。
荃又是在什么时候，刻下这些字呢？
大概是在明菁走后没几天吧。
那时荃来找我，我只记得她握住手提袋的双手，突然松开。
手提袋掉在地上，没有发出声音。
荃的眼泪不断从眼角流出，然后她用右手食指，醮着眼泪，在我眉间搓揉着。
她应该是试着弄淡我的颜色吧。
可惜我的颜色不像水彩，加了水后就会稀释变淡。
“我的心……好痛……好痛啊！”荃第二次用了惊叹号的语气。
荃，我的心也好痛，你知道吗？
我抬起头，打开车门，车外的景色好熟悉。
车内响起广播声，台南快到了。
我又看了一眼，第十根烟上的字。
“无论多么艰难的现在，终是记忆和过去”，这句话说得没错。
不管以前我做对或做错什么，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的我，快回到台南了。
我想看到荃。
荃，你现在，在台南？高雄？还是回台中的家呢？
我从口袋里，掏出之前已读过的九根烟，连同第十根烟，小心地捧在手中，一根根地，收入烟盒。
反转烟盒，在烟盒背面印着“行政院卫生署警告：吸烟有害健康”旁，荃竟然又写了几行字：
该说的，都说完了说不完的，还是思念如果要你戒烟，就像要我戒掉对你的思念那么，你抽吧亲爱的荃啊，我早就不抽烟了。
虽然你在第一根烟上写着：“当这些字都成灰烬，我便在你胸口了”。
可是这些字永远都不会变成灰烬，而你，也会永远在我胸口。
因为你不是刻在烟上，而是直接刻在我心中啊。
我想念荃的喘息。
我想念荃的细微动作。
我想念荃的茶褐色双眼。
我想念荃说话语气的旋律。
我想念荃红着鼻子的哭泣。
我想念荃嘴角扬起时的上弦月。
我想念荃在西子湾夕阳下的等待。
我只是不断地放肆地毫无理由地用力地想念着荃。
“荃，我快到了。可以再多等我一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