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产党员要做职业道德的模范
（一）爱岗敬业是职业道德中最基本的要求
爱岗敬业是职业道德的基础和核心，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所倡导的首要规范。爱岗，就是安心、热爱本职工作，敬业是爱岗的升华，表现为对本职工作的一丝不苟，能高质量、创造性地完成工作任务。共产党员要做到爱岗敬业，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要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一个人是否有作为，不在于他从事的是何种职业，而在于他是否尽心尽力把所从事的工作做好。因此，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只要是对社会有益、对人民有益，就要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不能朝秦暮楚，见异思迁，得过且过。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推崇敬业乐业精神的民族，素有“宠位不足以尊我，而卑贱不足以卑己”的职业价值观，非常鄙视那种“大事不得，小事不为”的浮华习气。我国历史上卓有成就的能工巧匠、思想大师、文化名人等，没有一个是不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也没有一个是不乐意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而献身的。任何一个敬重自己事业的人，都会把这种爱表现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岗位上。再平凡的工作岗位，也能体现崇高的敬业精神，做出突出的成绩。缺乏敬业精神，再有什么鸿鹄之志，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要脚踏实地。脚踏实地做好工作是爱岗敬业的具体表现，工作没有做好，爱岗敬业就是一句空话。做好工作就需要不怕苦、不怕累，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我国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从小眼父亲学医，爱上了医生这门职业，并以此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他被推荐到京城太医院后，有机会读到更多医学方面的著作。他发现前人所著的《本草》有很多错漏，忧心如焚，认为事关人命，不可等闲视之。因而搜罗百氏，访采四方，“岁历三十捻，书考八百余家”，用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编撰成了《本草纲目》。这部190万字的巨著，所记载的近两千种药物，都经过他的实践考察，有的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有的是他的新发现，特别是他运用科学分类法，将植物类中草药进行分类整理，比西方要早200年，被达尔文誉为“百科全书”飞李时珍是古人，我们现代人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应该具有这样一种工作精神。
要钻研业务。任何工作都有学问，所谓“行行出状元”。只有认真学习钻研工作中的学问，才能真正做到爱岗敬业。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北京百货大楼糖果组售货员、共产党员张秉贵，以“一团火”精神对待工作和顾客，从早上开门接待第一位顾客，到晚上关门送走最后一位顾客，心里想的，手里干的，全是为了顾客，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他曾说：“现在有些人总是瞧不起站柜台的，认为站柜台无非是一买一卖，没什么可学的，这话不对。站柜台的学问虽不高深，也不惊心动魄，但它里面同样有科学，要干好大有学问”。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他总结出“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周到”的“十字服务规范”，以及“接一问二联系三”的快速售货法，练就了“一抓准”、“一口清”的绝技。他还将多年的服务经验和售货技艺，写成4万字的《张秉贵柜台服务艺术》。这种刻苦钻研的态度和精神，值得我们共产党员认真学习。
（二）诚实守信是成就事业的前提
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是职业活动中人们相互联系的道义凭借。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接触面越来越广，人与人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在交往中，尤其是原本不相识、不相亲的人，之所以能够彼此合作，靠的就是诚实守信。
首先要诚实，做老实人。“做人贵老实，百巧输一诚”。我国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狼来了》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孩子在山上放羊，本来没有狼，他却故意喊“狼来了”，引得村里人几次上山救他，他以此为乐。但当狼真的来了的时候，他再喊“狼来了”，已没有任何人相信他了，结果他真的被狼吃了。这个简单的故事从反面深刻地说明了做老实人的道理。每个公民，每个共产党员要做到诚实守信，就要加强道德修养，说真话，办实事，做老实人，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不说假话、大话、空话，不干投机取巧、损人利己之事。
其次，要讲信用。信用是成就事业的基础。一个人没有信用，就不能与别人合作共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诚实守信历来是成就事业者的基本品质。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求人们讲信用、重信誉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共产党员要做职业道德建设的模范，就应该带头讲信用，带头与各种不讲信用的现象和行为作斗争，促进全社会养成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风气。
（三）办事公道是执行政策的重要保证
办事公道，是一切从业者在职业行为中所要遵守的道德规范，它要求人们按工作岗位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办事，不以私害公，不出卖原则。共产党员在职业活动中，必须始终坚持做到这一点。
办事公道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这里所说的公开主要是指在办事过程中，办事所依据的政策公开，办事过程公开，办事结果公开。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私利，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实行政务公开，增加工作的透明度，把有关部门的职责、权限、办事程序和工作纪律公之于众，是使各级国家公职人员接受社会监督，防止和纠正办事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使党和政府的工作让人民满意的有效方式。
公平主要是指在办事过程中平等地对待一切人，做到一视同仁。做到一视同仁，是衡量一个人品行的重要标准。共产党员要做到公平地对己、对人、对事，一要克服自私自利的思想观念。想自己太多，就可能丧失原则，以对自己有多少好处为标准办事情，没有好处不办事，有了好处乱办事。二是不搞小圈子、小团体、小宗派。党内不允许宗派存在，这是党的纪律。团结周围的人通力合作，使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是做好工作、办好事情的基本条件。
一个人一旦有了圈圈意识，就会在办事过程中，对自己圈圈里的人百般照顾，而给圈圈外的人“穿小鞋”，这种事，我们是可以经常看到的。三是要心胸宽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例，无欲则刚”。心胸狭窄，斤斤计较，以个人好恶取人，甚至对他人打击报复，这种人办事怎么可能公平呢？在办事公平、公道问题上，武汉市武昌区信访办主任吴天祥是我们的榜样。他在实际工作中，无论什么人，只要有困难找到他，他都会一视同仁，尽力帮助，在政府和百姓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
公正是指办事过程中讲道理，坚持原则，不损害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严格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办事。有的人认为，只要是用权力为本部门、本单位谋取好处，只要是把得来的好处“一视同仁”地给了属下，就不是谋私利，就不是无原则，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共产党员办事是不是公道，不能简单地看他对周围的人怎么样，而要看他对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态度如何。
办事公道还集中体现在按政策办事上。政策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的合法化、具体化的结果。按政策办事，需要广大党员认真学习掌握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要掌握与自己工作、生活有关的政策和规章制度，带头执行党和国家制定的各项政策。要从遵守政治纪律的高度增强政策观念。政策与纪律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即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制定纪律和执行纪律的基本依据之一。判断一种行为是否违纪，首先要看它是否违反了有关政策；纪律是执行政策的保证；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党的政治纪律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总之，共产党员要做到办事公道，必须十分注意在办事过程中坚持党性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令，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决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决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四）艰苦创业是我们的时代精神
我们党的性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本色。毛泽东同志曾多次要求全党同志和各级干部必须坚持勤俭建国的方针。他指出：“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多次用革命战争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经验来教育全党同志。他说：“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度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
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他还反复提醒全党，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1989年，他进一步指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谆谆教诲，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同志的座右铭。
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节俭、不怕艰苦著称于世。不少华侨在海外创业，开始的时候也相当艰苦，外文也不懂得，但是靠艰苦创业、勤劳节俭的精神，经过若干年的努力，终于把业创起来了。我们的古人早就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格言，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深受教育。我们党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斗争当中，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历尽艰险、饱受磨难而不坠革命之志，这是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原因。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综合国力还不强，在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特别是面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因此，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必须艰苦奋斗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还应当看到，目前我国部分农村人口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还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不好，许多职工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下岗待业的人员也很多。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认识，自觉地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没有任何理由铺张浪费，挥霍国家和人民的钱财。山西太原钢铁公司优秀共产党员李双良，原是一位普通工人。他退休后，完全可以颐养天年。可他却念念不忘自己的企业，想着能继续为企业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于是，他主动提出承包太钢钢渣厂，组织了60多名退休工人，在不要厂里一分钱投资的情况下，硬是靠着艰苦奋斗，不怕吃苦的精神，搬走了一座高23米、占地2平方公里的废渣山，为企业回收很多废钢，价值达1.57亿元，被誉为“当代愚公”。当然，倡导艰苦创业，并不是说生活越差越好，而是主张广大党员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怕苦、不怕累，坚持勤俭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
（五）廉洁奉公是共产党员的本色
廉洁奉公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提倡和发扬这个传统，对于促进党政机关廉政建设，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促进党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做到廉洁奉公，关键是坚决防止和反对腐败。腐败作为一个反映特定社会丑恶现象的科学概念，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大都是指政府官员为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私利而不正当地利用公共权力。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来定义腐败的：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众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和财富的交换。腐败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它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利用职权图谋私利是剥削阶级官吏的本性。“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剥削阶级官吏腐败行为的生动写照。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灭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讲都是腐败严重发展的结果，是任何一个剥削阶级和封建王朝都跳不出的历史周期率。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奋斗历程和光辉成就证明，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坚决反对一切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体制的完善、法则的健全等都有一个过程，党内腐败现象仍然存在，有的还在蔓延。广大党员一定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意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要深刻认识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抓紧当前的工作。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一方面，我们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加强自己的党性修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决抵制和克服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时刻检点自己的行为，经常检查自己的活动是否符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另一方面，要努力通过体制创新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要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关键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保证他们正确运用于中的权力。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对任何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都必须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果取信于人民。
亚里士多德认为，“节制之人既不喜爱放纵之徒所喜爱的大部分事物，相反的他们厌恶这些事物。一般说来他们也不喜欢那些不应当的事物。而对于喜爱的事物也不太过于高兴，得不到时不至于苦恼，即使得到了也有所节度，不太过，不违时。对于可以喜爱的事物，又有益于身体健康和不违反正义的事物，而且又是他们力之能及的，则必然有节制地加以追求。如果一个人不能如此自制其行，则其快乐就会不当，有节制的人正是以这种正确的理性指导自己的行动的。”这就是说，节制不是槟弃欲望，而是在理性指导下合理地追求欲望的满足。节制是欲望道德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欲望道德化的必然结果。歌德曾有一句名言：“伟大在节制中表现自己。”这同时又暗含着另一种真理性认识：庸人是在纵欲中表现着自己。一个人只有把欲望自觉限制在社会能允许的合理的范围内，才可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官员如果不节制自己的欲望，就会成为吸取人民血汗的贪官。
贪婪使人丧失崇高理想。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理想地生活的，尤其是有崇高的精神追求。贪婪主要是对物质财富和权势的无止境的占有欲。人也许原来有远大的抱负和志向，并立志为此奋斗终身。可当财富与权势的欲望自由放纵时，也许就会不由自主地把自我置于对欲望的无休止的追求之中。沉溺于酒色的人精神会萎靡不振；沉溺于金钱的人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沉溺于权力的人不知道世界上有同情和怜悯。国家干部和公职人员的崇高职业理想应当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去拼命追求权力之内或权力之外的其他一切权利，决不能用有限的权力去满足无限的贪欲，何况这种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充分反映出有的政府官员利用手中权力来贪图私利的心态。贪婪会导致对他人造成伤害。许多官员之所以走向腐败之路，就是在于自以为手中有权，就为所欲为，无所约束，就可以目空一切、满足一切。克制私欲和私利，一心为公，是官德的重要心理前提。
（六）反对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
机构膝肿、层次过多、职责不清、相互扯皮、工作效率低，成为当代中国某些政府机构的重要弊端。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激烈地批评了政府机构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现象，并强调指出，要“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水平。”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引人竞争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高素质”本身就包含了道德素质在内。造成我国行政效率不高的原因很多，有体制、机构、人事管理、办公手段、法规、制度、道德等方面，其中道德因素犹不可忽视，主要包括：
一是行政人员的利己主义价值观。在我国的行政活动中，有不少低效率并不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造成的，而是直接由于行政人员道德低下、作风不良的结果。他们往往在道德上信奉极端利己主义，在作风上是官僚主义，丢掉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政宗旨，把职位、权力当成牟取私利的途径和手段。在他们的眼里，效率并不是行政本身所要追求的目标，而是满足私利的筹码。有许多低效率正是由于没有满足当事人的愿望而故意造成的。比如：马上可以办的公务非得“研究研究”（烟酒烟酒）不可，其“研究”期限往往以送礼、宴请、行贿的程度为转移，如若不够格，则继续“研究”下去，拖延时间。又如：本
来就属于该机构、该人员工作范围内的事务，由于不是“关系户”，又没有请客、送礼、贿赂，结果是“退避三舍”、再三推委，叫人四处碰壁、八方受阻，最后还得相信“世界难行钱作马”。再如：按照正常途径可以直接办理的事情，由于没给或少给当事人的“好处”，就多出了许多环节和手续来，直路变弯路，并从中作梗设阻，叫人领略“峰回路转”的滋味，让“时光陪伴你”。还有本来手续已齐全、表格很清楚、一切都符合要求就差盖公章的报告，由于不是通过某种私人关系，或“少请一餐”、“少给礼品”，手续就变得不齐全、表格就变得不清楚，一切都得重来，让人烦个够、急个没商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是由于当事人的私欲没得到满足就故意刁难造成的低效率。
二是行政机关长期形成的缓慢性道德思维。在封建社会，由于中国人长期过着小农经济生活，人们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习惯，时间观念、效率观念十分淡薄。所以，在古代中国，无论是自发的道德舆论，还是自觉的道德舆论，效率的道德评价都难有一席之地。人们不习惯于把浪费他人的时间看成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浪费别人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的观念，在古代中国社会，不可能产生，即使产生，也不会被普遍接受。虽然中国古代也有不少关于珍惜时间的格言、谚语。如“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等，还有教育人们抓紧时间的《明日歌》（明代文嘉所做）。但这些格言、谚语、诗歌几乎都是停留在“不违农时”和“趁年少读书以免老大徒悲伤”方面，很少涉及提高办事效率。新中国建立以后，劳动人民焕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对新政府的办事效率提出较高的要求。新政府确立了崭新的行政宗旨，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适应建国初期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建设新国家的需要，出现了旧中国从未有过的高效率。但是，毋庸置疑，由于小生产意识的长期又深刻的影响，人们在新的社会出现以后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缓慢哲学”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而且，建国以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以及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使慢节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客观性、适应性。与此相适应，建国后的道德舆论不仅未对高效率作出肯定性的道德评价，相反使“遇慢而安，以慢为礼”的陈腐观念蔓延。这种陈腐观念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宴请宾朋，常言“您慢慢吃”；送客上路，常道“您慢慢走”；与人交谈，常说“您慢慢讲”；叫人办事，常讲“您慢慢来”……所以，人们长期以来，对低效率习以为常，低效率被排除在道德谴责之外，成为一种非道德现象被人们所接受、允许或容忍。这种缓慢性道德思维其实质是一种崇古取向和静态取向，跟不上新时代的生活步伐，只能成为抑制创造性、阻碍社会飞速发展的心理障碍。
三是行政传统中的“忠君”道德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道德体系中，忠君观念高于一切，是其他道德观念的基础和前提，忠君原则是支配其他道德原则的核心原则。在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中，忠君的道德观念使行政道德体系的合理成分化为乌有，并造成低下的行政效率。一方面，各级行政官吏都把手中的权力看成是皇帝权力的部分转让，因而同样把权力当作私有的特权来牟取私利，大可不必去理会人民的死活。行政公务成了行政官员攫取私利的工具，“街门朝南开，没钱莫进来”。另一方面，行政官吏为了“忠君”，以达到升官换取皇帝更多权力的转让的目的，都把精力放在钻研如何“敬上”、如何迎合君主主观意志，而放弃对管理要素的配置以及管理方法的研究，甚至视后者为畏途。在执行公务时，行政官吏只忠实地执行君主意志就行了，不必去考虑管理中的实际问题和解决办法。这样，使中国的封建行政官吏长期养成了一种唯上从命、唯忠是要、唯君主利益为本，对人民的死活麻木不仁的官僚作风。
新中国的建立，使忠君的行政道德观念受到沉重的打击，因为其封建的专制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但其余毒远没有消除。我们从目前行政效率低下的诸多现象中，可以看到其流毒的顽固性。其一，只唯上不唯下。一些行政人员眼睛向上不朝下，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只考虑上级机关或首长的指示、命令，不考虑实际情况和国家、人民的需要。如果上级机关或首长没有答应马上办的事情，哪怕实际上是“千万火急”的事情，同样拖延不办；相反，实际情况已经说明不能办、否则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的事情，只要上级机关或首长点头的，照办不误。其二，只“便官”不“便民”。在部分行政人员的思想观念中，行政权力的公共性、服务性，只存在上级官员和同级官员之间，下级和人民群众不属于权力服务的对象。因此，他们可以急上级和同级官员之所急，提供各种方便以讨好上级、平衡同级，对下级和人民群众则摆架子、板脸孔、打官腔、作官势、发官气，给人来个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其三，只钻研“权术”不学习业务。个别行政人员把精力都放在“权术”的钻研上，对上，揣摩领导意图，顺风转舵，投其所好，备其所需；对下，心机权谋，深不可测，培植私党，构筑“关系网”。但对学习业务知识，总是没时间、没精力，视业务考试为畏途。这种人，既没有水平去发现、纠正上级的错误决策，也没有能力去为群众办实事，只会弄虚作假，玩弄表面形式。这些都表明我国的行政管理工作仍然蒙着忠君道德观念的阴影。
官僚主义是影响政府效能发挥的主要思想障碍，是党员干部道德建设之大敌。这些官僚主义表现在官的行为上元非就是“庸官”、“懒官”、“昏官”、“滑官”的行为。“庸”同“能”相对，即“庸官”就是不能干的官，他们没有能力承担所负责任。这种人可能是“好人”，但只能是无用的“好人”，为现代官德所不齿。“懒”同“勤”相对，“懒官”就是不干事的官，也许他很有能力，但不想用自己的所能来为国为民做事。“昏”同“明”相对，“昏官”即不明事理、稀里糊涂的官，既没有先见之明、当事之明，也没有自知之明。“滑”同“实”栩才，“滑官”就是不干实事的宫，成天很忙，就是没有实绩，他同“懒官”不同，给人以“勤政”的感觉。唯能、唯明、唯勤、唯实应当是现代官德的主要因素，而官僚主义则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些。
当然，之所以说官僚主义是官德建设的大敌，从根本上讲不止于它在内容如何同现代官德相冲突，而在于官僚主义本身的顽固性。周恩来曾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也就是说，只要有官僚制度，就难免会有官僚主义。马克斯·韦伯曾在1918年断言：“工业与官僚制给现代和可预见的未来以特征。”80年后的今天，韦伯的预言得到验证，而且程度已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官僚制组织如此强大，原因在于它有较大的市场，被一些人视为珍宝。但令人费解的是，随着官僚制在社会各领域的扩展和渗透，社会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官僚制的运转，同时人们对官僚制的苦楚怨恨之声也与日俱增。韦伯所说的“官僚制”是指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它是一种高度理性的组织机构的“理想类型”。韦伯认为实施官僚制统治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只能发生在属于法理型统治的理性国家，中国古代的官员制未能发展成现代的官僚制，正缘于此；第二个条件：必然是一个以工具合理性为取向的社会体系。韦伯在看到现代官僚制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其负面影响。例如，贯彻分级审理原则必然会使文件数量陡然增多，可能会使文牍主义风气蔓延；强调履行职务活动必须在文件形式上齐全的过分求全态度，反而会使处理公务的效率降低；法规明确规定了官员的权限和职责，又可能导致对管辖以外的事情的漠不关心、互相推委、本位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消极现象；处理公务严格按规章制度，意味着变人的关系为事的关系，又可能会带来官僚式的冷漠态度，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官僚制”与“官僚主义”密不可分，它们之间的界限难以划分，官僚制是孕育官僚主义的温床。由于中国法制精神长期匮乏，官僚制的负面作用可想而知，离开法治精神的官僚制，无异于官为刀俎，民为鱼肉，所剩余的便仅有黑格尔所说的“东方式的专制”。因此，在中国要提高政府效能，当务之急必须是依法治国，加强法治。有了法治精神就可有效地抑制官僚主义，从而提高官德水平。
思考题
1．为什么说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2．共产党员如何做到爱岗敬业？
3．共产党员如何做到廉洁奉公？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