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线最后战役时期的到来，以及西线库尔斯克会战的结束，标志着苏联历时数年的战争状态即将宣告结束，而克里姆林宫的工作要点，也即将由战时的“重军”转向“重经”，国家的主要关注点，将从战争转向战后经济恢复。
毫无疑问，对于如何发展经济，尤其是如何快速、平稳、全面有效的发展经济，楚思南并没有什么认识，毫不客气地说，他对苏联经济体制上的那些弊端的认知，几乎都来源于自己曾经在历史书上所了解到那么可怜的一点点东西。他知道在苏联正式解体之前，苏联国内，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其他各个方面，都存在种种的弊端。
政治上，国内官场腐败堕落，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蔓延全国，蔚然成风；党员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左的倾向涉及全党，造成全国大部分党员思想上混乱；党内争权夺利的现象明显且普遍，这直接导致国内各项政策的混乱，克里姆林宫不再是为苏联人民谋求发展与幸福的所在，而成为了形势混乱的角斗场；“大俄罗斯”主义的长期蔓延以及克里姆林宫对苏联模式的大肆倾销，导致了整个东欧社会主义群体的离心，“情报局事件”、“科斯托夫案件”、“十二月事件”、“波兹南事件”等等，一系列血腥残酷的霸权事件，令苏联彻底失去了在东欧的民意基础，从而也为西方国家在东欧地区首先推行和平演变策略制造了机会。
在经济上，苏联所存在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早在列宁当政时期。为了应对国外、国内反革命势力地围攻，便实施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很显然，这一项政策，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以及社会发展阶段上来讲，是必须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不过这份代价对于当时革命热情高涨的苏联人来说是承担的起的，而且也是基本乐于承担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形势的稳定，人们开始对这项政策有了怀疑，幸好的是。列宁很快意识到了这项政策地冒进性，并立刻予以纠正。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废除后。列宁开始实行核心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尽管这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得到那些激进地革命者的理解。但是它却对苏联地社会主义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同时，也为苏联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列宁是思虑缜密、头脑清醒的伟人，但是他的生命显然没有他的影响那么深远绵延，就在苏联地各项发展刚刚步上正轨的时候，他老人家撒手走了。
在列宁之后，斯大林开始出来主持苏共中央的各项工作。这位从开始时便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解偏颇，且大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影响的格鲁吉亚人，几乎是全面的否定了列宁的思想。在经过了一系列大肃反、大清洗和党内斗争之后，以高度集中地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的“斯大林模式”，开始在苏联的社会体制建立起来。这一模式地作用下，苏联通过两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转变，同时，经济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为了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但是，在重工业飞速发展的同时，苏联几乎是放弃了对轻工业以及农业的关注，毕竟这两个行业的发展，不能在短期内促进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军事力量的迅猛强大。就这样，在两个五年计划结束之后的苏联，可以制造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坦克，但是却不能造出足够配备庞大军队的军服、军靴，素有“欧洲”米仓之称的乌克兰，还在三二年到三三年之间，爆发了史所罕见的大饥荒。
众所周知，对于一个新建立起来的政权来说，统治者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应该是尽可能幅度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一个新政权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加以贯彻和执行的。但是苏联显然不是如此了，斯大林的政策基本上就是前帝俄政策的延续，他将盲目的扩充军备与争夺世界霸权放在了国家政策的首要位置，以至于在二战结束之后，苏联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仍旧没有从战争的状态中走出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持续得到不到提高，各种主要的生活物资匮乏。
继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这位长期生活在斯大林阴影之下的苏联领导人，显然曾经意识到斯大林模式所产生的错误，他也曾试图进行一场彻底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最终由于国内形势的压力，再加上外部的波兰事件和中苏论战，以及他对斯大林彻底的、近乎是疯狂的全盘否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使得他最重在改革一途上功败垂成。
老赫同学最终在老勃同志的政变中下台了，这位出身安全委员会的第一书记，最终惨淡的退出了变化莫测的政治舞台。
而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继之而起的勃列日涅夫原本就是个平庸的家伙，同时，由于他是走政变路线上台的，所以，在掌权之初，他的主要工作没有放在改革抑或是发展经济上。与此相反，他将主要的经历放在了巩固自己统治的路线上，毫不客气的说，苏联的问题在斯大林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埋下了恶因，而在勃列日涅夫时，这个恶因得到飞速的成长。
作为一个既缺乏威信，又能力平庸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为了巩固自己的同志，一方面大肆收买人心，大搞领导干部终身制，从而直接导致国家政权老龄化，政治生活缺乏活力，求稳恶变。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猖獗。另一方面，为了赢得威信，对外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到勃列日涅夫统治后期，苏联国库已经变得空虚乏力，国家经济停滞不前甚至逐年下滑，那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俨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停滞社会主义”。
在勃列日涅夫之后，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先后上台，必须负责任地说。这两人，尤其是安德罗波夫。是一个有卓识远见的领导人。他们都认识到了苏联的社会问题是何等的严峻，因此。他们不但试图下大力气、出重拳打击国内的腐败问题，而且前者还试图从自己的邻国身上吸取些经验，例如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很遗憾，这两位都是出了名的短命，安德罗波夫执政仅仅十五个月，便因肾病猝然辞世。而他的接任者契尔年科，仅仅在位十三个月便一命归西了，因此，他们的主张和政策，都没有来给有效地实施颁布。
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之后，就是声名卓著的戈尔巴乔夫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位伟大地、成功的、功业不菲地苏联领导人，他的功业可谓是举世共睹、千古长存，同样的。他还是苏联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导人。在位几年时间内，这位领导人做了一件最为惊人的大事，那就是解体了辉煌七十四年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从而将苏联的国民，从苏维埃地水深火热之中解救了出来。
不过前苏联的大多数国民似乎对这位解救了他们的领导人颇具敌意，在一九九六年的俄罗斯联邦大选中，参选的戈尔巴乔夫竟然只得到了百分之一的选票。这还不算，在普京出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之后，俄国家杜马以“导致苏联解体，是我们所遭受地苦难的罪魁祸首”为罪名，向这位和平的前苏联末代领导人提出了刑事诉讼。
历史是真实地，它是最无情也是最客观的老师，《新唐书魏征传》有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楚思南算不得一个资深的政治家，在如何治理国家方面，他没有什么充足的、可以拿来炫耀的资本，但是同一般相比，他有一个绝大的优势，那就是他有着对苏联社会、政权、体制弊端的充分了解。既然认识到了这些弊端，那么楚思南也就等于是比别人先走了一步，他可以从杜绝这些弊端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去实行自己的构想。
在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楚思南决定将目光首先调整到三个方面上，即经济调整、政治整顿、军事恢复。
军事的恢复比较容易理解，那就是在东西两个战线上，苏军的后续攻势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以求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当然，军事的恢复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在楚思南的考虑中，当战争结束之后，为数数百万的苏联红军，有必要经过一场彻底的重组。毫无疑问，在历时数年的战争中，苏联红军的数量得到了全所未有的扩充，但是与此同时，军队的素质也大幅度下滑。按照楚思南的构想，一旦战争结束，苏联红军的数百大军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裁减，那些战斗力薄弱抑或是因减员之故而构不成编制的部队，必须裁撤下去，而那些因体格等因素不适合从军的士兵，也必须复员回乡。这是一举两得的措施，它一方面可以提升部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省军费开支。
在政治整顿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上的整顿，一个是从政者行为的整顿。前者，旨在杜绝“左”的思想以及斯大林当政时期残留下来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余毒。楚思南认为，只有做好这一步工作，才能使苏联做好迎接战后国际共运的准备工作，斯大林主持下的国际共运，是对别国政治的粗暴干涉以及苏联模式的强行倾销。很显然，这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也不利于共产主义世界的和谐，这是一个隐患，必须予以彻底的杜绝。至于说后者，那则是对苏联统治阶层的整顿。其主要目地，在于打击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消除苏联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特权阶层。要做到这一步，楚思南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借助安全委员会的力量，毕竟在整个苏联，安全委员会的力量无所不在，纵观整个苏联历史乃至于其后俄罗斯的历史，数代领导人就是直接出身于安全委员会的，这也包括他楚思南自己。从这方面看。楚思南要想整顿好政权阶层，就必须从安全委员会着手。首先整顿好这支主要的反腐力量。
这是楚思南第二次对安全委员会实施大规模的整顿，他亲自给此时安全委员会的两位当家人。吉尔尼洛娃、克留奇科夫下了命令，那就是安全委员会中，必须成立一个新地机构￣￣“反腐败侦察局”。该局的主要任务，就是监督安全委员会各地方组织、人员地廉政操守，该局享有不经司法审理便宣判死刑的权力，总而言之一句话，那就是对安全委员会地工作人员。一经发现涉及贪污腐败案件，无论情节轻重，一律重判重处，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安全委员会的廉洁性。
其后的一系列事实证明，反腐侦察局的工作是成功的，这个在安全委员会内职权凌驾与司法权之上的机构。在数十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着它地廉洁。尽管这个机构内部的争权夺势斗争不断，但是却从没有任何一个人涉嫌贪污腐败案件，甚至毫不客气的说。这个机构中的人，无论是地方局的负责人，还是总局的负责人，一直都是经济上清廉地代表人物。而在该局针对安全委员会人员所制定的法规中，每一项处罚的结果都是一场残酷地，任何一个安全委员会的人员，只要涉及到贪污腐败案件，委员会之外的官员会被交送检察机关审理定罪，而委员会内的人员则根本不会被这样处理，他们直接面对的，就是被安全委员会的同时抄收家产然后秘密处决。而对那些因为涉及到贪腐案件而叛逃国外的家伙，该局也从不放过。一九四七年，伊尔库茨克州书记苏切尔科夫涉嫌受贿案件，安全委员会经过调查，判定其有罪之后，其人叛逃南美的英国，并取得了英国政府的庇护。但是短短的一个半月之后，他便被安全委员会的特工秘密刺杀与寓所门口。这一起案件开启了安全委员会因腐败案而追杀涉案者与海外的先河，同时，也震慑了那些心存侥幸的家伙。
楚思南在苏联执行反腐工作的事实证明，腐败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克服，关键问题在于，这个政府是否真的有决心下大力气去打击腐败，是否能够动用专政的手段，给那些腐败分子抑或是倾向腐败的投机分子以血淋淋的警示。当首先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尝试贪污腐败的“鸡”被杀掉的时候，那些试图追随其后的“猴子”，便会细细思量，自己伸出去的那只手是不是应该缩回来，他们至少要考虑，自己豁出性命去攒取的那些不义之财，自己抑或是自己的家人是否有机会去享受。
楚思南不认为，而且是永远都不认为应该对那些腐败分子手下留情，既然他们贪图那些不义之财，甚至想通过那些不义之财让自己以及他们的家人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么，反腐者就要彻底绝掉他们的念想。贪污者严处严判，所有家财全部缴收充公，让贪污者羞愧而死的同时，还要让他的家人在一无所有中，惨淡的渡过下半生。
至于说经济上的策略，楚思南就不可能考虑那么完备了，老实说，他对如何治理经济、如何发展经济这方面的问题，根本就没有什么过人的常识。当然，他了解苏联经济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但是有一点，那就是了解问题并不等于就能够很好的解决、克服问题，这是两方面的概念，不能一概而论。的确，苏联的经济模式中，计划的东西过多，而且对轻工业和农业的重视程度也不够，但是全面抛开计划的东西就可以了吗？那显然很不现实。转过头来说，抛开对重工业的重视，转而着重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抑或是三个方面并重，让它们齐头并进就可以了吗？很显然，那也是不可行的。
不过幸好的是，如今楚思南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同时又是实际上的政府首脑，所以有些问题就无须他自己去亲自想办法了。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处理好战后初期苏联经济工作的重点问题，楚思南所要做的，就是结合他所了解的那部分历史，提出一些关键性的矛盾点，提出工作中所应该注意到的主要问题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大可以交给政府各部门去处理，否则的话，诺大一个苏维埃部长联席会议还保留着干什么？
就这样，在楚思南的思想指导下，趁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闭幕不久的时间，苏联各军区代表全会、苏维埃部长联席会议先后召开。随后，按照这两次会议上所决定的会议精神，轰轰烈烈的苏联战后初期后恢复重建工作，开始展开，此后不久，苏联战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入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