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清谈误国家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不堪。许多人推崇老庄学说，追求虚无缥缈，借以逃避现实，这便产生了玄学思潮。
当时，社会上盛行清谈之风。很多文人名士，甚至朝廷高官，都认为议论国事和民生等现实问题，是“俗谈”，不屑一谈，而热衷于谈论一些不切实际、幽深玄远的问题。时任朝廷司徒、位高权重的王衍，就是著名的玄学清谈领袖。
《晋书》记载，王衍，是琅邪（今山东临沂）人。其父王乂，当过平北将军；祖父王雄，做过幽州刺史。
王衍外表清明俊秀，风姿安祥文雅。他少年时，曾去拜访山涛。山涛与他交谈后，感叹良久，对别人说：“不知是哪个老妇人，竟然生出这样的儿子，将来误天下的，可能就是此人。”
王衍十四岁的时候，经常到羊祜那里去。羊祜德高望众，名气很大，许多人见他时，都恭敬拘谨。王衍虽然年轻，却没有丝毫卑屈的神色，谈笑自如，大家都十分惊异。后来，外戚扬骏掌权，杨骏想把女儿嫁给王衍。王衍鄙视杨骏的为人，假装疯癫，推脱了此事。
王衍长大以后，才华横溢，聪明敏捷，口才很好，常把自己比作子贡。他起初喜欢谈论连横合纵的游说之术，后来又擅长玄学，专门研究谈论《老子》、《庄子》。王衍能言善辩，口若悬河，无论是朝廷高官，还是文人名士，都说不过他，因而名声大噪，许多人都崇拜他，争相效仿，王衍成了清谈的领军人物。
晋武帝司马炎听说了王衍的名声，问王戎：“王衍的才华，能与当世的哪个人相比？”王戎说：“王衍之才，举世无双，当世没有人比得过他，只能从古人中去找。”
王衍有如此高的名望，朝廷把他视为人才，因此，王衍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历任黄门侍郎、中领军、尚书令、尚书仆射，到晋惠帝时期，升任司空，位列三公，不久，又担任司徒，相当于丞相，总理朝廷事务。
然而，王衍的才华，只是在玄学方面，表现在嘴皮子上，并没有真才实学，更没有治国理政的才能。玄学的主要特点，是不切实际，不解决具体问题，而是谈论抽象的东西，把《老子》、《庄子》、《周易》作为经典，使人感到“玄之又玄”。这样的学问，是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所以，王衍在任司空、司徒期间，没有对如何解决朝廷弊端、强国富民，提出过任何主张，更没采取相应的措施。
王衍不仅没有治国理政的才能，也没有这样的想法。当时朝廷混乱，先是贾南风专权，后来是八王之乱，王衍一心想的，是在这乱世之中，如何保住自己和家族的荣华富贵。于是，他见风使舵，明哲保身，效果很不错，不管是谁掌权，王衍都是“不倒翁”。
汉赵政权崛起之后，王衍预感到前景不妙，面临危险，可是，他不去考虑如何抵御汉赵，维护国家安全，而是为自己精心营造后路。当时，青州和荆州，都是军事要地，物产也很丰饶。于是，王衍让弟弟王澄担任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掌控了这两个地方。王衍对弟弟说：“荆州有长江、汉水的坚固，青州有背靠大海的险要，你们镇守两地，我留在京师，这样就可以称上三窟了。”
公元308年和309年，汉赵军队两次攻打洛阳，王衍以司徒身份都督军事，后又转任太尉，率军抵抗汉军。王衍的表现还算不错，当时洛阳危急，人心惶惶，许多人都想出城避难，王衍便卖掉牛车，表示不会离城，以安抚人心。
公元311年，把持朝廷的司马越病逝，众人一致推举王衍为统帅，领军对抗汉赵。王衍自知无力回天，心中畏惧，坚决拒绝。王衍带着晋军主力和一些王公大臣，护送司马越的棺椁去东海安葬。其实，他们是想借机离开洛阳这个危险之地。
可没有想到，汉赵大将石勒，率轻骑兵追赶灵车，在苦县宁平城消灭了晋军十几万人，王公大臣全被杀死或捕获，王衍也当了俘虏。
因王衍官职最高、名气最大，石勒召他相见，询问西晋之事。王衍成了阶下囚，为了活命，他卑躬屈膝，向石勒详细介绍了西晋的情况，并一再升称，自己从小就没有当官的欲望，朝廷的政策，也不是他制定的，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王衍为了讨好石勒，竟然谄媚地夸赞石勒，劝石勒称帝。
不料，王衍拍马屁拍错了地方，反而使石勒心生厌恶。石勒没有想到，堂堂的名士和晋朝重臣，竟然是如此卑鄙小人。石勒虎着脸，冷冷地说：“你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当上高官了，凭什么说自己没有当官的欲望？你身居要职，名声响彻海内，却把天下搞得一团糟，不是你的责任，又是谁呢？”王衍哑口无言。
石勒极为不屑地对部下说：“天下人我见得多了，还不曾见过这样无耻的人，留下来没用。”当天晚上，石勒命人推倒墙壁，把王衍等人砸死。王衍死时五十六岁。
几十年之后，桓温北伐，看到中原一片废墟，不禁想起了只会清谈的王衍，感慨道：“国土失陷，王衍等人推脱不了罪责”。
平心而论，西晋灭亡，并不能完全归罪于王衍等人，但是，他们熟衷于清谈而不干实事，形成清谈之风，误事误国，也是西晋覆灭的重要原因，他们是难逃干系的。
可见，清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一条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