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7章 终章 九三年（廿五）
这种抉择，并不只是大顺自己的事，而是一场关乎世界日后思潮走向的大事。
不只是因为大顺现在的体量，内部一动，若有个三长两短，肯定会引发世界局势的巨大波动。
更因为，从启蒙运动、重农学派等开始“东学西渐”以来，某种程度上说，大顺仍旧对那些“生产国”而非“商业国”，有着巨大的引领作用。
不管是所谓的迷信的无神论；在欧洲算是非常激进的小块土地私有制；亦或者那种依托于空想的“天下为公”的传统的基于“人道”的空想……
种种这些，对于欧洲的很多激进者而言，都是一条与众不同的、超脱于空洞的巴黎沙龙辞藻的可考察的道路。
事实上，大顺这边，有不少欧洲人来求学、游历，并且仔细考察大顺这边的道路，并不断把这些东西带回欧洲，将之前的“东学西渐”，持续下去，并且影响力越发的大。
正如此时，大顺这边的继续下去的改革，只要不往回退，但凡往前走，各个派别总能从刘钰那些乱七八糟东拼西凑的理论中找到依据一样。
亦如刘钰生前自嘲的，说大顺在生产和消费上是马尔萨斯经济学、在生产力概念上是李斯特生产力、在对未来的构想上则是衍生出圣西门主义这样的一个三头缝合怪。
这种缝合，产生的问题当然很多。
比如说，被讽刺为生产和消费问题上的马尔萨斯经济学。
在大顺内部，实质上也是有分歧的。毕竟，大顺不是英国，甚至不是日本那种封建贵族制，是以自然没有纯粹的马尔萨斯。
总的来说，这种观点算是一种“消费不足论”。
大顺国内的一部分人，当然是旧体系下的得益者，支持这种观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地主、贵族、军官等等，属于理论中那种“有效需求”。即，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生产出来这么多东西，工人的工资肯定不可能全都买走，那这不得需要一批专业的、专门的“只消费、不生产、靠地租俸禄军饷、金融利息等消费的人”，否则这不是要出现“卖不出去”的危机？
而另一部分人，他们倒不是旧体系的得益者，同样也持有这种观点。他们自己并不是地主、贵族、放贷者、金融食利者等等，但他们持有的这种类似的观点，则是另一种解释。
粗略来讲，有点像是“逆练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
逆练之前的大意，就是说：
生产分为两个部分：简单再生产的生产循环——扩大再生产的生产循环。
而世界呢，也被分为两瓣：资本主义因素——非资本主义因素。
资本主义的基本的生产，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资本家和工人来完成的。
然而，一旦扩大再生产出现，多余的价值在资本主义因素内完全无法消费掉，也即是说在资本主义因素内的资本家和工人，加在一起，都无法把这些东西都消费了。
那么，就可以得出个结论：只有向非资本主义因素的地区可以承受扩大再生产的结果。
这个，非资本主义因素的地区，未必是殖民地。当然肯定也包括殖民地。
比如说，大顺内部的那些小农，农民，他们并未被卷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来。所以说，他们也是一种“超脱于资本主义因素之外的消费者，用于将在资本主义因素内完全无法消费掉的商品给消费掉”。
殖民地就更不用提。
当然，正练的话，卢森堡的意思是说，如果全世界都普遍工业化、普遍被卷入正式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当中。那么，也就不存在超脱于资本主义因素之外的消费者了，那么资本积累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最后就要总危机。
而逆练的话，恰就是大顺这边思想混乱的一个体现。
那些不是地主、贵族、金融食利者、俸禄消费者的那群人，他们也支持这种不正统的、被刘钰讽刺为变种的马尔萨斯经济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松苏地区的那些资本主义因素的工厂——当然，大顺这边并不用这种词，但基本上差毬不多的玩意儿——要想实现资本积累，想要扩大再生产，必须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诉诸暴力的对外扩张，亦即必须当帝国主义。
而怎么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则又出现了分歧。
一部分人认为，既是说，必须得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那么就对外扩张呗。或者说，以此来解释大顺之前对外扩张的必要性、以及一定要继续对外扩张，深入扩张。
而另一部分则认为，既是说，必须得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
那么，对外当然没问题。
而对内呢？
内地的那些小农，农民，他们显然是游离在资本主义性质之外的，他们也能做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因素之外的消费者，以避免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消费不足”的人群。
故而，是不是说，其实放开钞关子口等，让已经具备资本主义性质的先发地区，对内扩张，才是让工商业急需发展的必由之路呢？
所以说，刘钰嘲讽大顺这边的歪经是缝合怪。
因为缝合之后的效果，以及刘钰“传术不传道”的“先知”行径，使得即便说是“歪经”，那么怎么“注经”、“解经”、“释经”，都能五花八门，而且似乎怎么说好像都有道理。
一个被刘钰嘲讽的“变种马尔萨斯经济学”。
都能分出：“地主和食利者这种只消费不生产的人，是必要的，否则要炸”的一派；“必须要对外扩张，用那些没有大工厂生产制的地区消费商品，否则只靠内部体系内的工人和工场主买不下这么多东西”的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派；以及“内地的那些人和海外殖民地的那些人在经济属性上没啥区别，都是发展工商业、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必要的体系外消费者”的对内激进派。
况于更复杂的东西？
而这些复杂的东西里，让欧洲来游历和“取经”的学者们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源于中国的重农学派”在中国完全不是显学，可以视作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潮导致的结果——因为重农抑商的传统，所以大顺这边反对重农主义，因为这俩“重农”，完全是反着的。
故而，奇葩至极的情形就这样出现了：
凡是真的来到大顺游历求学的欧洲学者、亦或者如拿破仑那种小时候就接触过大顺这边学者的人，对于重农主义和自然秩序，都深深怀疑，而且觉得大顺压根不是重农主义。
凡是在欧洲高喊着“东方智慧、重农主义、自然秩序”的，全都是没真的来过大顺的。
当刘钰的棺材从天津运到京城的后，不少欧洲那边的留学生，也即是真的来到了大顺，开始质疑重农主义的那些欧洲求学者，也怀着各种各样的、或是尊重、或是怨恨的心态，来送了最后一程。
在这个大顺抉择与转折的关键当口，来送一程的欧洲求学者中，有一个说起来有些黑色幽默的送别者——克劳德·昂利·圣西门。
大顺三歪经之一的真正创始人，李鬼的李逵。
已然而立之年的圣西门，并没有如历史上一样，十七八就跑到北美去支援反英战争。因为大顺的参战，北美的独立战争并未发生：简单来说，原本是南方种植园主、北方走私贩子、中间的大土地投机商一起反；而大顺参战的结果，是南方种植园主和北方走私贩子，达成了他们的诉求，跟着英军、法军、印第安人、大顺这边的森林轻步兵，一起爆锤了反叛的大土地投机商。
当然，他也没有机会宣布放弃自己的贵族头衔去参加轰轰烈烈的九三年风暴。因为还未爆发。
他能来大顺求学，或者说游历考察，甚至走的并不是正式的政治经济学的交流。
而他能来大顺，实际上走的是科学院的线，属于是科学交流，而不是官方政治上的往来，毕竟他这个贵族头衔就是个头衔空壳子，并不是此时巴黎宫廷圈子里的人。
这种空壳子贵族，法国一大堆。而能来大顺这边游历，主要原因还是大顺和法国科学院之间的交流。
他是达朗贝尔的学生。
而达朗贝尔所代表的法国科学院，和大顺这边的科学院，在微积分问题上爆发了一次旷日持久的争吵。
粗略来讲，就是个“无穷小、无穷大”问题，到底是啥玩意儿的问题。也即微积分的第一次逻辑危机。
事情的起因是个很简单的“小”问题。
说，一个质点N，质量大；另一个质点P，质量小。粗略地讲，就像是在地球上挖了个洞，因为万有引力的结果，会下落。但落到质心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是会停住啊？还是跟弹簧似的？还是怎么样？当然这里的质点N，不是地球，而是想象成把地球的直径缩成一个无限小的点、但保持原有质量。
起源是微积分的逻辑危机。大顺这边的微积分是跟着欧拉建起来的。
所以，达朗贝尔就先开炮，说按照你们这边的逻辑，咱们给这个质点P，一个垂直于NP的初速度，根据开普勒公式很容易算出来，这是轨迹是椭圆。这里假设O是其中的一个焦点，根据行星运动规律可知必然是围着这个O做椭圆运动的。
合着按你们这边的极限的意思，当这个速度越来越小的时候，这个椭圆会越来越扁，对吧？
然后，当最后取极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无限扁的椭圆，能视作一条无限接近直线的“直”线？
然后这意思是，P朝着O运动，然后极限到后，直接回弹，被甩回去、原路返回？这不扯犊子吗？
直觉告诉我，这显然不符合现实。不能说因为“极限”的存在，现实规律都失效了吧？直觉来说，难道不该是P先加速到N，速度越来越快；然后穿越N点，反方向运动，速度越来越慢，再被吸回来，最后来回震荡吗？
合着你们这意思，牛顿力学，在面对无限小的奇点问题的时候，会失效？
由这场争吵，达朗贝尔给出了他的数学史上的著名结论：
【无穷小量或者逐渐消失的量是没有意义的。一个量或者是有，或者是没有。如果是有，它就还没有消失；如果是没有，它就确实消失了。假设存在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就只能是一头由狮头羊身和蛇尾构成的吐火怪物】
并由此希望搞一套不用“无限小”概念的微积分，或者说修补了一下微积分的薄弱基础，以及再度把还没成年的微积分头顶上的“无限小”问题吵大。
这场争论，从大顺发兵印度打一战开始，一直吵到十年前达朗贝尔去世，实际上现在就在还在吵，并且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进来。
比如此时正在巴黎的拉格朗日，写了著名的论文《解析函数论，含有微分学的主要定理，不用无穷小，或用在消失的量，或极限与留数等概念，而扫结为代数分析艺术》；大顺科学院这边也出了论文，《关于级数的收敛性，以及关于某个两不同函数有一个共同幂级数的特例以反对拉格朗日的《解析函数论，含有微分学的主要定理，不用无穷小，或用在消失的量，或极限与留数等概念，而扫结为代数分析艺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研究》。
这两边对喷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此时世界的数学、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科学的跟不上节奏的大背景。
去年，法国科学院在天文学上的获奖论文是《基于数学原理的宇宙星云说》；大顺这边天文学的获奖论文是《论非理想状态下的行星受摄运动的轨道方程公式——由月球轨道运行受地球形状与其余大行星和太阳引力影响下的轨道长期差问题、和航海年历导航下月球轨道计算精度问题所引出的思考》。
相对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
此时的社会科学，则像是一个婴儿。
或者说，这是一战结束、刘钰跑路之后二三十年的一个世界背景：
数学和理科，已经在开始讨论星云说、三体问题、解决微积分逻辑危机了。
社会科学，才刚刚呱呱坠地，甚至刚开始哭唧几声。
技术制造和应用，则是工匠、手工业者，爆锤专业科学家。从当初的经度法问题上，钟表匠战胜了伽利略牛顿欧拉；到纺纱机，没学过理科数学也不懂微积分的工匠搓出来的纺纱机，对社会和整个世界的影响竟似乎暂时看起来比那些都已经在考虑级数收敛性的科学院成员要直接且大得多。
这也是世界背景的一部分。
或者说，这也是此时的一种社会现实。
这种社会现实、社会存在，自然会催生出一种符合这种现状的一些思考，或者说一些在这个时代可能具备“显学”资质的意识。
这个背景是什么意思？
首先：
基础科学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对宇宙都已开始思考、太阳系的行星运动已经基本被理论解释清楚，让很多人普遍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尤其是刘钰搞得一些“先知式的科学结论”，比如生物学、化学这些东西的，更是以一种远超原本历史这个时代的速度发展着。最起码的豌豆故事，历史上要到1900年才开始真正具备影响力；而此时，刘钰不是那个人微言轻的孟德尔，也没有“点背”到遇到《物种起源》这种在基督教世界必然引起轩然大波和大量关注的事对冲导致关注度不够，自然很快全面铺开了影响。
再比如植物生长的化肥问题，以及空气中氮气问题，以及电学的起步等等、等等。
故而，在这个背景下，很多人普遍相信：人类，将来会更好。
会把这些走在应用前面的理论科学，用在让人们的生活更好上。
也即，从纯粹技术的角度看：未来是美好的，更好的、更富庶的、可以吃饱穿暖的。
这种纯技术的观点，甚至影响了大顺的前皇帝，比如他的“王谢燕、百姓家”的想法，就是这种背景下纯技术观点的一种体现。
其次：
技术、机械等，此时，还不到必须要大量资本集中研发才能突破或者成功的阶段。
相反，钟表匠自己在家，搓出来了改变航海术的航海钟；纺织工自己在家，搓出来了改变纺织业的纺车；法国工匠，也能搓出来蒸汽汽车……
总之，资本与技术发明的关系，还没有那么密切。
仿佛，一个天才的想法，就能改变世界；一个工匠，可能凭借一种发明，瞬间成为技术领先的资本家完成阶级跨越……
人，或者说，技术，甚至可以和资本没啥关系。人，尤其是独立的、自由的、一个个的人，无限可能，说不定哪天就可能纵身一跃。
这，会产生很多的、至少此时看起来正确的想法：精英主义；个人主义；个人的才智和努力会让伱今天还默默无闻、明天则名声、票子、妹子，一应俱全。
再次：
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工厂制等，已经在一些先发地区建立起来。
新技术的应用、新机械的使用，无疑生产出了更多的、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产品。
或者如宣言里那句话：【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虽然此时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但已经开始展露峥嵘，彰显出未来的无限可能。
但是，阶级间的斗争，在此时，更多的，表现在旧时代的毁灭，而不是新时代的无法解决的固有危机。
或者说，在此时、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的那种固有危机、内生问题，还不是要被首先思考的问题。
反倒是，对旧时代的毁灭，原始积累的罪恶，叫上个时代的那些用“道德”、“永恒的正义”、“永恒的仁义性善”之类的方式看问题的人，产生了深深的迷茫。
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而另一方面：小农破产、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小块土地私有制下的普遍贫困的加剧、原本城市的中产比如工匠等一步步被大工厂的商品冲击滑入赤贫。
技术的进步，按说应该是世界更美好、人们会过的更好才是。
但在这个过渡期，尤其是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破体而出、并且要杀死旧时代的阶段……只能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有更痛苦，而不是更美好。
毕竟，旧时代还未死，而绝大多数人还是旧时代的人。
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听起来仁义道德的”反动思潮。
甚至可以这么说，谁“反动”，谁才能在这个时代当显学。
至少在此时的大顺，这几个问题，表现得非常明显。
当然，主要是在别的地方，比如欧洲，暂时还没资格出现这个问题。
“反动”的学说成为显学的条件，显然是“进步”的力量已经很强大、并且开始对旧时代产生威胁、且已经实实在在制造了新问题，才有资格出现这么一个“几乎必然”的阶段——以仁爱、抽象的人道主义、道德、善良、人性等为出发点的反动社。
一方面，是大顺的农业生产力过早的发展，尤其是上千年前就已达成了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亩产而导致的小土地私有制的普遍存在。
以及由此生产力水平，以及前一个变革期留下的诸多与此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空想。
另一方面，则是千余年间此起彼伏的斗争、起义，带来的种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的思潮。
也即是说，在大顺的先发地区，一些能、也只能诞生在“新旧之交”的一些思潮，已经开始出现。
这些思潮，主观上，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为了天下大同的理想”、“为了多数人”。
但客观上。
要么：
是陷入【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的空想。对于社会未来的构想，只是把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即财产的平等占有）为社会变革的直接目的……】，即资本主义发展期的第二种私有制对第一种私有制的谋杀的一种反动。
一方面肯定私有制、另一方面又从人道主义的原则幻想着不要出现剥削和两极分化的那种以占有他人劳动成果为基础的私有制，从逻辑上就陷入了一个需要“机械降神”的死循环中，因为这一套东西，所有制和生产没有任何关系，而私有制纯粹是一个意志的结果，而意志的结果意味着需要一个名为“守护私有制；但又不准兼并、不准压迫、不准剥削、不准低买高卖、不准投机、不准赚超额的利润、不准囤货居奇”的神明来守护这种意志在现实得以实现。
要么：
鼓吹性善、鼓吹爱、鼓吹仁义道德。
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起劲地咒骂资本主义是一种罪恶，因为它使小生产者、小农等破产。
把宗法式的小土地私有制理想化，主张无代价地把土地平均分配给贫困者，甚至主张把无产者变为小生产者。
要么：
则陷入一种【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的某种必然。
于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
最后：
则是大顺这种历史上有个盐铁之争、官营、管控、均输、轻重等早期思辨的国家，则很容易产生一种批判的空想。
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发展实业、解决新时代体系下生产无序等问题，等等。
依靠科举制所衍生出的“选拔精英治国”的精英主义；继承传统的官山海、轻重术衍生出的“指挥棒来指挥生产”的设想；重农轻商传统下对生产和实业的重视衍生出的实业发展思路等等。
便是大顺实学派所谓的三歪经之一的……圣西门主义。
这个历史上在1871年3月18日之前，影响了法国三十年的、一等一的显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