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在日本，黄兴等人将被日本政府强令解散的留日学生抗俄义勇队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成员近二百人，进行方法有三，曰鼓吹，曰起义（一说密交），曰暗杀。而军国民教育会的骨干成员杨笃生、苏鹏、何海樵等人，又发起成立了暗杀团，作为军国民会的从属机构。
于是，因为创办《二十世纪之中国》而声名大振，且在留学生中相当活跃的邹容便被很顺利地发展成为暗杀团成员。
暗杀团成立后，杨笃生、苏鹏、何海樵等人又返回国内，在上海吸收了蔡元培、王小徐、孙毓筠、刘师培、章士钊等人。接着，杨笃生、苏鹏、何海樵、张继赶赴北京，在草头胡同赁屋而居，拟在宫内或颐和园炸毙慈禧。然苦等一月有余，却无从下手，川资告罄，只好失意而回。
暗杀团成立，迄无一功，杨笃生等人十分不甘，又选定了另一目标，准备杀之祭旗。但计划容易制定，资金、武器却难搞到，只好向东京留守的人员求助。邹容办报虽有陈文强的财力支持，但陈范听从了陈文强的建议，赴日后持书信与邹容会合，掌握了报纸的财政支出。这也是陈文强的刻意安排，看中的是陈范这个老报人的办报经验和财务管理能力。
这样一来，报社虽有赢余，邹容主管写文章，却不是轻易能够使用的。陈范又不赞成这种暗杀谋刺的革命行动，邹容便把主意打到了陈文强身上。在他看来，陈文强是洪帮人物，是革命发展的好对象；从一贯表现看，发展陈文强成为革命者，也不过是一步之遥；而且，陈文强人脉既广，财力也足，若能加入暗杀团，岂不是使暗杀团如虎添翼。
接到信后，陈文强很生气，气邹容竟瞒着他这么久。而对于热血青年和文人书生组成的暗杀团，陈文强也不看好。
暗杀、行刺，那是技术活儿啊！自己是专家，是高手，也就了解这门活计的困难。若是专业人士，也就罢了。这些人，别说实弹射击了，估计连枪都没摸过。你们要玩这职业，简直是太小看这行当的技术含量了吧？
生气归生气，陈文强还是决定帮一把。谁让咱是专业人士呢，这脏活儿还是揽下来最好。要是让那帮人乱搞，没准搞出什么事呢？
马车一动，彩凤的腿又碰到了陈文强，暂时打断了他的沉思。触碰所传出的信息似乎与她正专注于外的神情大不相同，陈文强觉得象是在不自觉地逗引他。自从前几天，他与姚芳宝的关系彻底结束后，这样的情形似乎多了，逗引得他心中有些跃跃欲试。
“不会是你想的那样吧？”彩凤突然转过头，不确定的迷惑眼神，“兴许只是好奇，一个女孩家，不太可能真的去搞那些危险的东西。”
“我，我也不确定。”陈文强收慑心神，停顿了一下，谨慎地说道：“所以才想要搞清楚。开放实验室的目的是让她们多学习化学知识，可不是搞炸药和毒药。”
彩凤想了想，依然困惑地问道：“你怎么搞清楚，盘问吗？这样做不太好吧？”
“当然不是盘问。”陈文强笑着摇了摇头，说道：“你只要与她闲聊，然后不经意地提起炸药或毒药，我在旁边观察她的反应。嗯，我懂一点心理学，她要是撒谎，我觉得差不多能看出来。”
彩凤显然有些吃惊，目光中透出了直率的怀疑，但却没再说什么，只是轻轻点头答应下来。
他们两人说的事情是关于爱国女学的，因为强卓实验室定期向爱国女学的学生们开放，以方便她们的参观实习，也就让陈文强在无意中听到王卓然所提及的几个女学生和她们的化学教员，这几个人在实验室里竟然想搞危险实验，并且拐弯抹角地想了解有关炸药和毒药的相关知识。
让陈文强产生联想的自然是邹容信中提到的暗杀团成员中的一个名字——蔡元培，他可是爱国女学的总理，难道他要在爱国女学中发展杀手？难道他要借强卓实验室的设备和试剂搞暗杀所需的武器？而按照强卓实验室现在的条件，如果知识够多，要搞出炸药和毒药，确实并不是很困难。
马车在强卓实验室的大门前停了下来，两个保安从小屋内跑出来，准备例行检查。等看到是陈文强带着彩凤时，两人立正行礼，姿态还算标准。
陈文强和彩凤进入实验室大楼，直接来到二层，这里的实验室便是对爱国女学开放的。离得不远，陈文强已经听见了王卓然的讲解，其中还夹杂着女生的窃窃私语。他回头冲着彩凤挑了挑眉毛，彩凤会意地点了点头，两人才放轻脚步，从实验室的侧门走了进去。
………
历史上，在中国近代历史的长河中，清末革命党人策划的暗杀活动，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清末革命党人在进行反清革命之初，便认定了三种可行的革命方式：宣传鼓动、武装暴动和政治暗杀。宣传鼓动，是采用“文”的手段一手唤起民众，动员千百万民众投身反清革命洪流；武装暴动和政治暗杀，是采取“武”的一手启发民众，动员广大民众投身到推翻专制政府的斗争中去。
于是，“革命之先，暗杀可以广播火种”，成为革命党人处理武装暴动与政治暗杀关系的经典之语。而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组织对清朝政府官员的暗杀，也一时成为风气，极为流行。
比如以温和著称的同盟会首领宋教仁，也将武装革命的方法简单概括为“暴动”与“暗杀”；而文质彬彬的光复会首领蔡元培公开倡言：“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二是暗杀。”章太炎、陈天华、陶成章、黄兴等革命党领袖，也都不同程度地赞同政治暗杀。
分析清末的暗杀之所以成潮，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知识份子勇于担当的社会良知和公共关怀；有出于革命与复仇的激情，将暗杀内化为一种自觉的意识；有在冒进观念指导下，对形势的估计过于简单化，以为“擒贼先擒王”，事乃可成耳；有沾染古代游侠的不良习气，比如意气任专、暴豪恣欲等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