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表和内心的差距竟是如此之大。
陈文强由陈英士想到自己，认真比较了一番，还是觉得有很多不同。不管是自我安慰，还是客观准确，反正陈文强不认为自己是陈英士的那类人。
“睚眦必报，心狠手辣，不择手段。”面对着送走陈英士，前来领受机宜的杜月生，陈文强先是用了三个词作了简短的评价。
杜月生对陈英士的印象只是停留在表面，毕竟接触时间短，又没有陈文强的异能，听到陈文强的评价，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先生，这样的人不可留。”杜月生很快就说出了自己的决定，然后又解释道：“我听手下人说过，这个陈英士性情豪放，自加入青帮后，以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而著称。本来还想着招揽其才，以为我们兴义堂之骨干。先生既有此断语，这个人便不可任其坐大。”
陈文强眯起眼睛想了一会儿，终于是硬下心肠，冷冷地说道：“行动要周密细致，不可牵连到兴义堂头上。要知道，陈英士不仅是青帮中人，还是同盟会的骨干。若是弄得不好，麻烦不少。”
不可否认，陈英士是个人才，能在同盟会低谷之时在上海重整旗鼓、打开局面，虽然联络的还是帮派人物，但从空言渐进于实行，能力不可低估。
如果只是如此，陈文强还会保持自己的底线，不会起杀心。恰恰是陈英士性格中隐藏的阴狠、暴戾，却让陈文强心生警惕，绝不允许其有发挥的势力。
同时，除掉陈英士这个同盟会在国内的最得力干将，什么孤注一掷。多半就会以夭折告终。特别是上海，那是陈文强要绝对掌握的地盘，绝不允许同盟会在他已经有九成把握时横插一脚。
“陈英士网罗结交青帮作为羽翼，常出入于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下手并不困难。”杜月生比较自信地向陈文强保证，“属下会想出一个不令人怀疑到兴义堂的事由。行动前也会请示先生，先生同意之后再动手。”
“那就交给你去办了。”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事务繁杂，我确实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好生去做，由黑转白的日子不远了，是做官还是做个富家翁，都由得你。”
“先生放心，月生定效死力。”杜月生赶忙起立躬身，说道：“跟着先生。才能飞黄腾达，月生若连这点都不懂，岂不是白活？”
“飞黄腾达，不错。”陈文强摆了摆手，笑道：“你有此心，我亦会成全。而且，只有忠心耿耿，前途之光明。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
……
上海，既是陈文强的发家之地。也算是他最有把握光复的地区。
商团武装便是由上海开始组建，且安插了很多复兴会和兴义堂成员。再加上革命阵线中其他革命团体的人员，商团的控制是没有大问题的。而上海的巡警，也被陈文强渗透得很厉害，且若论打仗，这些巡警根本就不行。既无法倚仗，也称不上什么阻碍。
至于沪军，兵力不多，战斗力也不强，陈文强也没太放在眼里。
上海关道、江南制造局、大清银行都在上海。可谓是有饷有军火，陈文强是非拿下不可。如果商团武装力量不够，他还有备用方案，从广州用船运来一千多精兵强将，这也不算是太过困难。
而就陈文强的判断，拿下上海可能并不需要苦战恶战，且上海华洋杂处，是南方政治活动的中心，一旦光复，对清廷的打击和震动则非同小可。
当然，宪政派的支持和参与，不仅对光复上海很重要，对整个革命发动的成功也相当关键。陈文强可以利用自己在宪政派中的地位和影响加以说服和引导，但时机却要把握好。而且，最好清廷犯个令宪政派失望着的大错，或者革命的发动取得一个首先的胜利，才更有利于宪政派的倒戈与合作。
就当时而言，新的利益集团的发展是被清廷容许甚至支持的，在形成新的社会风气和创立新制度方面迈进了很大一步。但放宽了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并把公共事务交给公众讨论，其后果是什么呢？清廷显然没有料到，新思潮的发展是不受他们控制的。
如果说在一九零八年以前，它还能够控制新思潮，并防止它们对原有的权力中心构成任何严重的威胁，大部分的商会、自治会和其他新的组织的成员依然是忠实的臣民，但是到了一九零八年以后，这些人的政治期望惊人地增加了。他们坚持新的要求，当不能得到满足时，这些要求就将引起普遍的不满和更为广泛的反清大联合。
一方面帝国政府在压力之下前所未有地开启了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途径，另一方面政治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新兴而起的士绅阶层不断提出更为激进的诉求。
而西南革命的持续，显然正在被宪政派人士充分利用，他们向政府进一步摆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表示愿意继续坚定地与当局合作，但是需要满足他们进一步提出的政治条件。
同样，革命的宣传也正在被宪政派人士所理解和接受。共和嘛，也没什么不好，还是要有地方议员，还是要有国会，除了没有皇帝，结果似乎大同小异。而对于皇帝的感情，宪政派又能有多少呢？
而各省咨议局的选举产生，并没有令宪政派感到满足。即便是在开会选举过程中，成员们也在争取新的权利，并对咨议局的权力还要受到督抚的监督感到强烈不满。
而清廷却不想再作出让步，起码是暂时不想。如果使各省咨议局获得立法议案权，还可以对外提出保护主权议案，这无疑会使得咨议局的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性质更加浓厚，而不是被官府牢牢控制、隶属于其的咨询机关。这与清廷的初衷显然是严重不符，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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