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五日，武装小分队在大清河西岸的西双铺头村工作了一夜，天亮后又组织召开了军民动员大会。
张廷瑞和樊干分别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
村里四十余名群众，通过参加军民大会，不仅认清了斗争的形势、明确了党的政策、方针和当前的主要任务，而且，还增强了信心、鼓舞了斗志。
最后，经县委研究决定：委派干部杨德山留在村里，继续从事抗日组织的组建工作。其余同志将继续作战略转移，开辟新的根据地。
遗憾的是：因多日**劳碌，夜以继日地紧张的工作，张廷瑞同志的旧病再次复发了——高烧、出虚汗、昏迷不醒。
就在张廷瑞刚从昏迷中醒来时，樊干第一个跑过去，一边摸着张廷瑞滚烫的额头，一边心疼地劝说：“依然烧的像火炭一样，回河东去吧！身体太虚弱了，必须得找个老中医，开几副汤药调理调理经络了。否则，恢复起来会很困难。等病情好些了，我即刻派人把你接回来。”
张廷瑞坚决地摇摇头，声音微弱地说：“我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我这是老毛病了，养几天就会慢慢好起来的。现在咱们的工作刚有了一点起色，还没有真正的站稳脚跟，我怎么好意思当逃兵呢？告诉大家：按照分工，各自去忙吧！别为了我一个人而影响了大局。要知道咱们取得的这点成绩不容易呀！”
这时，乔悦插话说：“张县长，你就别再固执了，樊书记说得对呀！你的身体的确很虚弱，再不能不当一回事了。这里是敌占区，粮食、药品都很紧缺，不利于病情的治疗和恢复。敌人一天还要查几次户口，咱们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暴露了，你拖着沉重的病体如何转移？万一……什么也别说了，我马上派几位战士掩护你过河。村里民兵和担架都是现成的。只有你安全了，大家工作起来才会安心。”
张廷瑞依旧摇摇头说：“轻伤不下火线。我又不是泥捏的，哪有那么娇气。本来咱们的人手就少，一个人在顶八个人用，我一旦走了，不仅仅会加重大家的工作负担，而且还会动摇军心。我们的组织才刚刚恢复起来，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如果我的病情迫使我实在坚持不住了，不用你们动员我，我自己就给自己下逐客令了。”近乎央求的恳切说：“你们千万不要再担心我了，我真的没事。再退一步讲：即使我真的已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胳膊腿的还能动弹，就得坚持斗争。连这么点吃苦、牺牲的精神都没有，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听了这番发自肺腑的话，樊干及在场的同志都落下了感动的泪水。
一直守卫在一旁的警卫员王忠、孟瘸子，看着与自己朝夕相处的领导躺在炕上萎靡不振、昏昏欲睡的样子，急得直跺脚，却无可奈何。
当日，武装小队又趁着漆黑的夜色出发了。
张廷瑞拖着疲惫的身子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消瘦高大的身躯，每走一步都要晃动一下。
樊干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总是担心他会突然摔倒，多次主动上去搀扶他。
张廷瑞却坚强地拒绝说：“你不要把我当成病人看待好不好？我现在是这支小分队中的一名战斗员，不是跟着来凑人数的。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比出发前好多了，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
就这样，张廷瑞以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抗衡着。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忘我的牺牲精神。
由于小分队走的都是田间小路，道路坑洼不平，天空连颗星星也见不到。因此，他们每走一步都要格外地小心翼翼。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摔个人仰马翻。
十几个人在黑暗中持续摸索了五六个小时，才在黎明前进了中代屯村，在堡垒户杨伟华家落了脚。
可是，还没容得大家坐下来喘口气、喝口水，就有积极分子急急忙忙报告说：“张县长，樊书记，王凤岗的队伍已经向这边开来了。看样子就是冲着小分队来的。”
得到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以后，张廷瑞、樊干、乔悦三人简单地开了个小会。统一了认识以后，就果断做出了撤离的决定。
杨伟华说：“根据敌人来的方向，咱们的人最好从村北出村，因为村北都是一片青纱帐，便于隐蔽。走，我送你们出村。”
没想到的是，杨伟华的话音刚落，就听到东北方面传来了一阵狗叫。
张廷瑞判断说：“不好，北面也有敌人。我们必须改变撤离方向。”
樊干支棱着耳朵说：“你们听，南面和西面也都有狗叫的声音，看来敌人是想包围我们。干脆咱们就在青纱帐中隐蔽吧。一旦遇到敌人也便于与他们混战。敌众我寡，与他们硬拼显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张廷瑞、乔悦同意了樊干的建议。
于是，小分队在杨伟华的带领下，从一条一人深的沟渠下面迂回到了村外，又跨过一条马路，直向青纱帐的深处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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