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对于私人财产权利这件事情上，且不说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包括政府部门，还有很多私人老板，也对其他人的私人财产权利不够尊重。比如说上市公司的老总只有30%的股份，你一下子把钱捐了，也不开股东大会，就等于是侵害了其他财产所有人的权利。
第二个原因，中国是一个泛道德的社会。比如说有人做了善举，捐了1000万来治水，就没有人来追究他的法律问题，包括股东，包括社会对其都不追究了。西方是一个法律社会，不管做什么道德上的好事，法律上首先得合法才是行善。而不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只要是好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原谅，犯了罪大家都同情。然而，事实是定罪的根据，在法律面前是好人还是坏人没关系，只要有事实，犯了罪就是犯了罪。这是两种文化。我们注意到其中的差别，应当更加强调依法行善才好。
第三个原因，政府给我们提供的履行企业公民责任的法律环境目前还不够完善。比如说你去注册一个公益基金，想长期履行公民责任，但是政府在注册方面就像20年前批准一个民营企业一样，设了诸多的限制程序。我有一个朋友注册1个亿的公益基金，他把钱拿到民政部，民政部蒙了，这个人拿那么多钱想干吗？最后这件事报到了国务院，最终是国务院副总理批的。这个朋友为了做这件好事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注册办手续，就好像做一件赚钱的事一样，要告这个，求那个，最后才批下来。所以在我们的法律环境当中这方面不完善，包括你的公益捐赠带来的退税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现在只有国家指定的6个公益基金是可以退税的，希望大家把钱捐到那儿，由那儿再分，最后再来退。这等于堵住了其他人乐善好施的渠道。实际上法律环境的不完善抑制了大家创办公益基金的积极性，也致使整个社会，包括民营企业对积极推动公民责任和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不成熟理解，造成一些行为上的偏差，以及道德上的误解和社会上的负面评论。
阿拉善的故事
中国目前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意识最强的恰好是民营企业，而不是国营企业。2007年光房地产行业投入到社会公益活动当中的基金超过10个亿，这是最多的一次，也是一个转折。作为民营企业，随着他们在市场当中逐步地发展成熟，越来越意识到和这个社会是休戚相关的关系，而且是直接利益的关系。所以他们特别愿意以各种方式帮助社会改进管理，包括帮助各个族群改善生活环境，帮助教育、卫生以及环保方面不断进步。值得欣慰的是民营企业在这三方面已经越来越多地投入，而且这三方面是国际上企业参与公民责任最重要的领域，即教育、医疗、贫困人口、生态。中国的民营企业目前一点没落后，虽然我们才刚刚发展不到30年，但是在履行企业公民责任这件事情上跟全球的企业相比，正在快步地跟上。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2004年由刘晓光发起的中国最大的非政府环保组织，有近100个中国的企业家参与，2007年7月，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刚刚完成第二届换届，这是中国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意识的集体觉醒的标志件。
阿拉善协会成立后，专门组织了大陆的企业家去台湾考察，听取台湾企业怎样来做公益和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在台湾的考察过程中发现，台湾的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以后，在回馈社会、回报社会的过程中做得非常好，而且非常自觉。包括青年企业家协会，也包括各种企业的公益基金会都很活跃，而且非常有成效。他们也非常清晰企业公益和商业机构的责任边界以及道德操守。
之后阿拉善协会又在香港召开了一次大会，请了很多香港的公益机构以及环保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人员来做演讲、培训，对我们的触动和帮助非常大。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让台湾、香港以及大陆的企业家一起交流、分享，让更多的大陆企业家觉醒、学习、实践。阿拉善协会在过去三年当中，也得到了国家非常多的支持，很多媒体都给予了大量的、非常肯定的评论，同时也引起了全球最重要的环保组织，包括大自然保护协会、保护国际的关注，他们不仅关注、交流，甚至来为我们做培训，而且把他们的一部分基金也放到阿拉善协会，让协会来实施执行。
截至2007年7月，阿拉善协会累计募集资金将近5000万。重点做了三件事，一是在阿拉善地区探索治沙、根治荒漠化以及使当地的农民能够自治，同时改善经济条件；二是弘扬、推动、表彰大量的民间环保组织以及他们所从事的项目，对一些杰出的人士给予表彰、宣扬推广；第三是阿拉善协会自身的训练、提高及进步。
回忆在沙漠第一次筹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时候，在一个大帐篷里共有三部分人，大陆的叫“土鳖”，台湾的叫“台胞”，另外还有“海龟”（海归）。大家讨论协会组委会名单，刘晓光本打算大概拟个名单就完了，结果“土鳖”、“台胞”和“海龟”（海归）都不满意，正好手机在那边没信号，大家就开玩笑解闷，说：“刘晓光你这么做不对，你掏出名单一念，大家一鼓掌就完了。”
后来开始重新提名候选人，然后就有人提我。王维嘉入选监事，我入选执行理事，所以我和王维嘉是唯一在那次民选中选上来的。在随后的过程当中，我参与了执行理事的很多工作。了解到NGO（非政府组织）怎么做，开始跟NGO组织的一些杰出人士打交道。
我们也遇到过内部的很多组织、管理上的一些挑战，所以在第二次换届之前，我们就认真讨论，开了很多次会，把我们的章程认认真真反复讨论，最后予以完善。比如说怎么换届，怎么提名，怎么投票，怎么选举。另外每一个专业委员会做什么，执行理事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做出哪些贡献。
这就有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首先对执行理事的选举资格做了很多界定，比如说参加协会需要两个人推荐，另外要花时间亲自参与开会，如果不开会，就取消执行理事资格，等等。
这次换届非常顺利，游戏规则非常清晰，最后选出了新一届执行理事会理事9人，王石高票当选，得票第一，我是第二，其他还有7位也过了半数。在这个选举过程中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大陆企业家不大会选举，台湾企业家很熟练，结果台湾企业家的候选人几乎都选上了，大陆一些很好的企业家却没能选上。
选举是“卖你”自己，推广你自己。所以必须放下身段，而且要做很多的工作，去争取选票。还有一条，选举是有技术的，你一定要知道投票的规则，比如一共选五个，你就选两个，其他三个不写，这不算犯规。台湾很多企业家就知道这么来投票，他决不把这票投给不愿意投的候选人。当然这些并不是阿拉善协会主要的事情，在阿拉善你可以学会管理一个NGO的一套游戏规则，包括建阿拉善基金会，包括非政府组织薪酬管理的游戏规则。我们亲身参与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过程，这会使我们有能力更好地承担企业共同的责任。
我知道的其他公益组织还有很多，最值得称道的是刚刚成立的南都公益基金会，这是房地产行业的另外一个朋友、南都房地产的周总发起的，他自己拿出一个亿，在民政部门支持下注册了南都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一开始就按照国际公益基金管理的游戏规则和国内的法律规定组建了他们的专业管理团队。他们请了中国青基会原来的秘书长徐永光去做南都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这是中国最资深的公益基金的秘书长，所以他选择了最好的团队，他们目前正在推广一个“新公民计划”，这个“新公民计划”，主要是针对中国农民工子弟上学的问题来提供切实的帮助。这一套新公民计划坚持下去，会有益于改变整个中国城市人口的结构、教育的水平以及建立和谐的族群关系。
南都的周总本身受过非常好的教育，非常有社会责任感，他目前在公益事业上花的时间，远远大于他在盈利事业上花的时间。万科从2007年开始有4个公益基金要组建，万通也会有两个公益基金组建。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将会有不少于10亿的资金用于公益事业。从2007年开始，中国企业家更多地投身到中国民间的环保、教育、医疗、救灾等公益事业中，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从单纯的盈利意识到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从意识到承担社会责任又到起而行，拿出时间和金钱来亲自参与到履行社会责任的公益活动当中，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进步，也是中国企业家对当今中国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承诺。
我相信从现在开始，中国更多的民营企业家开始成为社会进步的主流和主体，对社会和更多的人群来说，他们将会越来越被尊重，越来越受到支持。同样他们的善心、他们的责任心和公益心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能够使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为社会组织体系在法律的规范下，在更多公民自主参与下更加和谐与进步，创造一个巨大的空间。
这一点，也正是中国进步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