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这封信视若珍宝，每时每刻都不肯离身，直到临终前，还千叮咛万嘱咐，要求家人务必把信编入自己的传记。
梦回华北
宋哲元平生，向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自勉，也以这一信条来教育和要求别人。
石友三曾是他的部下，听说有和日本人勾勾搭搭的事后，他亲自给石友三发去电报，要后者珍惜个人声誉，服从战区命令。
汪精卫和他素无瓜葛，但在对方叛逃之后，他专门致电蒋介石，痛骂汪氏的叛国行为，为国人所不齿。
他始终忘不了的，当然还是那片战场。只是从那里传来的，基本都没什么好消息，即使偶有打气文章，以行家的眼光看过去，也能看出其中的不妙来。
宋哲元按捺不住，颇思重上战马，他对别人说：要是宋某出去带队伍，敌人绝不致如此猖獗。
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当时宋哲元由于长期心情郁闷，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肝病，谁也不可能让一个病人去带兵打仗。
后来他搬到成都，住在香港的女儿见父亲病情越来越重，后方又缺乏药物和良医，便写信劝他到香港去就医。
宋哲元回信一封：我是军人，不能在前线杀敌，已经抱憾。你们还劝我去香港，是叫我逃避责任吗？
坚决不去香港，却闹着要去西安，因为那里离华北更近一点。
家人和医生屡劝不听，只好叫来了秦德纯。
秦德纯跟随宋哲元半辈子，对他知根知底，便劝众人：随他的意吧，别叫他心里不痛快了，这样反而可能会好一些。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是宋哲元一生的信条
可是宋哲元哪里还能够长途奔波，只行了二百里，到绵阳就再也动不了了。
在绵阳时，宋哲元的病情急剧恶化，常常不断吐血和昏迷。有一天清醒过来，他对前来看望的旧日同僚说：军人不能战死沙场，死也不能瞑目……
当年宋哲元离开北平时，由于行程仓促，没有来得及把住在天津的家人带走，后来也只是接出了妻女，老母年纪大了，不可能携之远行。
宋哲元托人带去了一支刻着自己小名的拐杖——今生恐怕再也不能见面，这就是唯一信物。
他终于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
梦中，似乎又走在了一条条熟悉的街道之上，那是北平，是天津，是能够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地方，是眷恋一生的精神家园。
还有那群兄弟，曾在一起欢笑，一起悲伤，一起挣扎，一起迷惘。
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无法忘记……
1940年4月5日，宋哲元病逝绵阳，时年仅五十四岁，那一天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
吞声
在宋哲元退养期间，张自忠仍定期发去电报，以报告战场上的进展情况。
当然电报中要常有胜利消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胜仗，只要让对方高兴，张自忠都乐此不疲。
只是这太难了，越往后面越难。
冬季攻势之后，第五战区就进入了休整补充阶段，可是由于后方物资极端匮乏，所谓补充，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沦为一句空谈。
桂军第八十四军算是李宗仁的亲兵部队了，也是要什么没什么——要工事材料，没有；要工兵，没有；要炮兵，更没有！
李宗仁现在的状况可以说比台儿庄大捷前都惨，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他能给予各部队的只有一纸死命令：假如打起来，一线官兵必须与阵地共存亡。
连桂军都是这个样子，其他部队可想而知。
早在冬季攻势时，张自忠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冰天雪地中，官兵们白天单衣赤足，冻得连手都扳不开枪机，到了晚上则只能以稻草当被窝御寒。悲哀的是，谁也无法改变这种境况，张自忠能做的，只是带着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部下不停地去厮杀、去拼命，这让他备受煎熬。
冬季攻势之后，兵团建制撤销，张自忠仍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看起来他可指挥超过十万之众的集团军，其实这个集团军很难指挥，各部队原来都来自不同的单位，有的是一味保存实力，不愿意真正跟日本人打，有的则是战斗力极弱，就算想打都不是那块材料。
能依靠的，仍然只是五十九军。
可是五十九军也不是磨不钝的铁枪头。这支当年华北首屈一指的雄师，曾拥有三万精兵，但自台儿庄大捷后，每打一仗就要损耗很多，如今只剩下一半不到，而且这一半里面还有很多是后来补充的新兵，其作战能力和素质无法与老兵相比。
一边是责任不断加重，另一边却是可用之兵急剧减少，张自忠所面对的困境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一年前的淮北之役，五十九军单独击退第十三师团也不算特别困难，然而一年之后面对同样的对手，却已是倍感吃力，无论鄂北大捷还是襄东大捷，其实胜得都很勉强。
张自忠清楚地知道，战场之上，幸运之神不会永远眷顾某一个人，这样下去将来非丢人不可，不是大捷，而是大败。
他也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联手冯治安第七十七军，通过“统一思想、健全干部”，使这两支老二十九军中最强的兄弟师能够协同一致，共同御敌。
张自忠所说的“统一思想”，就是他在给冯治安的亲笔信中所说的，要跟日军拼，哪怕是拼到底，拼到完。
可惜此时的冯治安早无“七七事变”时拔剑而起的英武，仍然是能敷衍的继续敷衍，敷衍着布置，敷衍着防守，有时甚至写一些假战报进行搪塞。
在健全干部方面，冯治安同样做得很差。第七十七军的军纪本来就不好，南下后由于他的放纵，更是变本加厉。下面强拉老百姓的骡马，有人告状，他竟然说，现在这种情况讲什么纪律，拉几头牲口不算什么，我们不拉，日本人也会拉。
第七十七军的一个营长不仅强征民粮，而且公开抽大烟，但冯治安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来了一句：以后大烟少抽点。至于强征民粮的事，则半点也不涉及。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很多中下级军官变得十分骄纵猖狂，除了欺负老百姓外，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张自忠纵使把一颗心掏出来给人看，亦改变不了对方，他为此十分忧虑，曾对自己的幕僚说：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个人只好早点死掉，不然对不起苦战中的官兵。
死，是张自忠重掌五十九军后出现频率最多的字眼。实际上他每次作战也是险中求胜，死中得活，“濒死者屡矣”。人生慷慨处，视死忽如归
不过在这之前，只要一息尚存，他仍抱有希望，那就是总有一天，自己可以做到无愧于心。
然而宋哲元病逝的消息，却把这一线希望击得粉碎：那些曾经的岁月、曾经的你我，已再不能够重来。
天还是原来的天，地还是原来的地，却已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又该去往哪里。张自忠的内心有了一种被撕裂的感觉，只有他知道，当一个人离去，剩下的人会有多么孤独。
名利、地位、荣誉，一般人想要的如今都有了。可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抛弃这一切，就静静地坐在你的身旁。
想哭，却流不出一滴眼泪。想喊，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直到见到友人后，张自忠才抑制不住爆发出来，他捶胸大恸，痛哭流涕：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死”真正成为张自忠唯一的人生抉择。
决心
1940年5月1日，第十一军对第五战区发动进攻，枣宜会战（枣阳—宜昌）开始，这是自武汉失守后中日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第三十三集团军据守的襄东防线成为日军攻击的首要目标。
张自忠知道这将是一场大恶战，特地晓谕五十九军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已毫无其他办法。
张自忠有死战决心，但他没有想到，战斗之残酷程度远远超出原先的预计。
从出击日期、路线到包抄迂回的战术，枣宜会战和随枣会战都差不多，但是由于得到“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支持，日军像南昌会战时那样，进行了高度的特种配备。
包括第十三师团在内，进攻第五战区的每个师团都配有一个山炮兵大队，此外，园部还将第十一军直属的重炮兵旅团、战车联队以及骑兵联队全都派上场。
对防守工事而言，重炮和战车都是最大的威胁。
在台儿庄大捷中，中队曾用战防炮对付坦克战车，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日本人的武器也在不断更新换代。
一炮便能干掉的89式、92式、94式战车已成过去时，刚刚出来的95式、97式在装甲厚度和火力上今非昔比，尤其是97式战车，被称为日本在二战中装备最成功的一种坦克，要想把它轰个对穿颇不容易。
5月2日，第十三师团便突破了襄河东岸的右翼防线，这一速度比随枣会战还要快得多。
张自忠迅速调整部署，派第三十八师等部队东渡襄河，对北进之敌实行侧击。
过河的部队很多，但数第三十八师打得最凶，因此也最为引人注目。第十三师团不得不回过头来，对第三十八师进行合围，后者处境十分险恶。
5月6日，张自忠召开集团军会议，提出要渡河督战，以挽危局。
在场将官都认为主帅不宜亲征，应该让身为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冯治安去。
宋哲元病逝后，张自忠曾致书冯治安。
他说，佟麟阁和赵登禹都死在南苑，现在宋哲元又死在四川，老二十九军的将领只剩下你、我，还有刘汝明等几个人了。
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也将永别，所以应立即下定决心，趁没死的时候，为国家和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休，那样，即使在九泉之下相遇，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可是这番肺腑之言，显然对冯治安的触动并不大。电话打过去，对方说他抽不开身，而且还劝张自忠也不要去。
张自忠不再犹豫，当晚他给冯治安留下了最后一封信——
我因责任所系，必须过河与敌一拼，假如事情不顺，将奔着最终的目标而去。总而言之，不管做好做坏，一切求良心得到安慰。
5月7日，张自忠东渡襄河，这实际上已是他第四次亲自渡河作战。
仅仅三个月前，第十一军就发动了一次试探性的春季攻势，那一次的情况也险恶异常，同样是张自忠在渡过襄河之后，以侧击的方式发动猛击，才最终扭转了局势。
可是那句话永远是对的，战场之上，幸运之神不会始终眷顾某一个人，如果说前面三次都庇护了你，那么到第四次，你就不一定会那么走运了。
平时张自忠的衣着与普通士兵无异，但这次他似乎已有预感，一反常态地穿上了将军制服，并戴上了中将领章。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解脱
第十一军往北推进的速度越来越快。5月8日，中路的第三十九师团攻占了枣阳，西路的第十三师团和东路的名古屋第三师团对中队完成了第一层合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