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带一路”建设的地缘政治风险及战略应对
“一带一路”建设覆盖欧亚非三大陆约6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程度还是政治稳定性上来看，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一带一路”建设的地缘政治风险必须要认真加以评估。根据沿线国家的具体情况，地缘政治风险又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是国家或地区政局动荡所带来的政治风险；第二是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所导致的政治风险；第三是“一带一路”改变国际秩序而引发大国战略冲突的风险。
1．政治动荡的风险
欧亚大陆的内部是全世界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政治上能否实现安全稳定是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成的关键因素。实际上，丝绸之路涉及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国内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如阿富汗以及乌克兰政局的动荡等。另一方面，丝绸之路上各国之间也存在许多矛盾，如印巴冲突及伊斯兰教内部派别之间的矛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同样也面临着地缘政治动荡的风险，如南海问题的持续发酵。下面仅以缅甸、哈萨克斯坦等国为例，对于“一带一路”的政治风险作具体分析。
缅甸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国家。它位于亚洲中南半岛西北部，与中国、泰国、印度、孟加拉和老挝5国互为陆上邻国。西南濒临印度洋，海岸线长1930公里。国土面积67.66万平方公里，是东南亚第二大国，生态环境良好，自然灾害较少。缅甸是东盟（ASEAN）、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缅甸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是陆地上联结东南亚与南亚、中东的必然通道，也是通往印度洋的重要通道，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其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年来，美国、日本、印度都十分重视与缅甸政府建立密切关系。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逐渐取消了对缅甸的经济制裁。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背景下，前国务卿希拉里、总统奥巴马先后访问缅甸。中国主张“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区域互联互通，缅甸将是东南亚—印度洋地区非常重要的一环。
然而，缅甸国内的政局不稳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等因素也使得“一带一路”在缅甸面临着较大政治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缅甸中央与地方分权，部分地区局势动荡。缅甸是亚洲国家中民族成分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存在大量的民族矛盾和地区分裂势力，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网站数据显示，缅甸全国约有人口6000多万，政府承认的民族共有135个，民族语言100多种。缅甸北部的克钦邦和掸邦等地实行自治，但与政府间军事冲突经常发生，政局颇为不稳，安全环境较为恶劣。例如，2013年6月至2015年期间，缅甸北部克钦邦境内武装冲突一直不断。企业在投资过程中要注意避开这类可能的冲突，避免投资、建设因武装冲突而无法开展、延期或中断。实际上，缅境内各派力量（缅政府、“民地武”）等对中国在处理缅北问题方面既有期待，也有抱怨。笔者2014年8月曾到缅甸曼德勒、仰光、密支那等地调研，对于这一点感受较深。这使得中缅外交关系面临着较大挑战，也势将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
第二，缅甸非政府组织活跃，导致民众对华投资存在片面误解。实际上，在缅甸投资过程中，除了要处理好与缅政府和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外，还需要考虑到非政府组织的功能以及缅民众对中方项目建设的态度。实际上，这些非政府组织大都有美日等国外力量的支持，且在缅甸民众心中较有影响力。如前文所言，美日等国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是有所抵触的。因此，如何规避和对冲非政府组织的负面影响也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必需面对的重要课题。
第三，缅甸“大国平衡”外交战略转向。缅甸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在重点发展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的关系的同时，还努力改善与欧美日等大国的关系。缅甸也希望与其他重要国家搞好关系，在中美之间通过平衡外交，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美、日、印等国也希望缅甸减轻对中国的依赖，企图在区域内弱化中国影响力。在美国重返亚洲的国际环境下，企业投资也可能会受到此类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具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关键节点国家。1991年建国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横跨欧亚两洲，国土包括中亚北部和乌拉尔河以西的欧洲部分。其与俄罗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接壤，并与伊朗、阿塞拜疆隔里海相望，国土面积排名世界第九位，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哈萨克斯坦在1995年后建都阿斯塔纳，但国内最大的城市仍为原首都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为总统制共和国，1995年通过的宪法规定，总统的每届任期为5年。1997年、1998年经过修改宪法，将每届总统任期延长至7年，同一人选连任不得超过两届。但2007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哈萨克斯坦现行宪法第42款第5条中，有关“同一人选连续担任哈萨克斯坦总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将不适用于首任、即现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2015年4月，纳扎尔巴耶夫再次高票当选总统。
哈萨克斯坦国内资源丰富，有90多种矿藏，钨储量达到200万吨以上，占到全球总储量的一半以上，铀矿储量超过150万吨，占全球总储量的四分之一，铬、锰、铜、锌的储量均在世界前五。哈萨克斯坦还是世界上第八大黄金产区，已探明储量约1900吨。除了矿藏之外，哈萨克斯坦也有非常丰富的能源资源。目前，哈萨克斯坦是世界第八大煤炭资源储备国家，已开发煤田近百个，已探明陆上石油储量48—59亿吨，天然气3.5亿立方米。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哈萨克斯坦毗邻有着“下一个中东”之称的里海，所属里海地区石油探明储量约为80亿吨，按照美国能源信息署的估算，若里海五国完成对于里海地区能源划分的协议，哈萨克斯坦有望获得近三成里海水域，近一半的里海石油储备和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储备。同时，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大的经济体，虽然其在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但其经济总量仍相当于中亚其他四国之和，也是世界银行分类中的中高等收入国家。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陆上邻国，经济往来密切。自2011年起，中国成为哈萨克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2013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81149万美元，是中国在亚洲投资的第三大国。2014年两国进出口贸易总值171.82亿美元，占哈萨克斯坦进出口贸易总值的17.2%。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伙伴国家，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倡议也获得了哈总统的积极回应，但哈萨克斯坦仍然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
第一，哈萨克斯坦存在比较严重的“接班人”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中亚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自1991年国家独立以来，中亚五国总统中有三位一直在执政，包括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和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虽然吉尔吉斯斯坦在2005年和2010年的政变中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议会制民主国家，但该国却更加不稳定，而且和所有邻国一样腐败。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老强人纳扎尔巴耶夫年事已高，接班人问题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政局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被称为“第一千金”，目前担任议会下院副议长的纳扎尔巴耶娃被外界视为纳扎尔巴耶夫的接班人，其政治能力、政治观念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相比于在中俄美之间搞平衡外交的父亲，纳扎尔巴耶娃在政治立场上较为亲美。
第二，哈萨克斯坦在民族问题上存在隐患。这也是中亚国家普遍性政治风险。就以哈萨克斯坦来说，该国目前有125个民族，其中主体民族哈萨克族占64.6%，俄罗斯族占到了22.3%，哈萨克族多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俄罗斯族多信仰东正教。一旦处理不好与美、俄的关系，哈萨克斯坦很有可能面临乌克兰式的命运。
第三，哈萨克斯坦虽然重视与中国的经贸联系，但它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有多个选项。在哈萨克斯坦境内，“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与美、俄中亚战略的竞争。例如，哈萨克斯坦是欧亚联盟的重要倡导者，并促成了俄白哈之间的关税同盟。2014年5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总统在阿斯塔纳签署《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宣布欧亚经济联盟将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启动。因此，哈萨克斯坦对于不同发展战略的优先级排序问题对于中哈关系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第四，哈萨克斯坦处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其地缘政治环境长期缺乏稳定。哈萨克斯坦的地理位置居于亚洲中部，通过哈进入欧洲的通道相比于西伯利亚大铁路更为便捷，但是要穿过局势异常复杂的乌克兰地区。乌克兰危机对于哈萨克斯坦的稳定构成一定的影响。2015年伊始，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就调低了对
于欧亚地区的经济增长预期，重要原因就是对于这一地区的稳定度表示担忧。
第五，哈萨克斯坦仍面临“颜色革命”的危险。尽管凭借纳扎尔巴耶夫的铁腕统治与高超的外交技巧，哈萨克斯坦挺过了美国的民主化改造的冲击，但美国并未放弃对中亚地区进行民主化改造的战略。一旦纳扎尔巴耶夫身体出现问题，哈萨克斯坦很可能会出现类似乌克兰的广场运动，而这也很可能会带来俄罗斯的强力干涉，甚至会导致在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聚集区出现一个新的克里米亚。
第六，中亚国家内部的矛盾外溢。例如，富裕程度较低的上游国家（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与三个下游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水资源不均衡，因此不能排除塔吉克斯坦罗贡坝等水利项目引发较大冲突的可能性。这也会对中国的“丝路”建设构成影响。
2．“三股势力”破坏的风险
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这三股势力是影响“一带一路”稳定的重要因素。例如，“伊斯兰国”组织得到塔利班派系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效忠承诺，可能会尝试以一次袭击来挑衅中亚，以宣扬它在阿富汗和中亚的势力。“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死灰复燃，它通常被称作“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其后勤基地设在土耳其境内。由于叙利亚战争的缘故，它与叙利亚乃至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好战分子和支持者以及“基地”组织派系加强了关系。这增加了“东伊运”袭击中国海外目标、发动更多形式的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的可能性。另外，美军将于2016年撤离阿富汗，在尚不确定阿富汗安全部队能否在面对塔利班时继续保持团结和忠诚的情况下，为该国留下了持续动荡和政治纷争的隐患。这可能为好战分子及其他罪犯和毒贩在中亚边境地区制造不稳定局势提供机会。与此同时，各相关国对打击这三股极端势力尚未形成合力，这极大制约了应对三股势力的有效性与持久性。
当然，从辨证的思维来看，“一带一路”建设很大程度上也会抑制和打击“三股势力”。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扎卡里·凯克在日本“外交学者”网站刊文表示，“三股势力”的目的之一就是搅乱中国与中亚、欧洲等地的经济合作，而中国“一带一路”倡导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如穿越中国新疆，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铁路，将中国与欧洲相连，促进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经贸联系，为维护与促进地区稳定与和平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认为，“一带一路”将使中国在亚洲取得更加积极的外交效果，缓和地区紧张关系，确保主要海上通道的安全畅通与稳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对落后的国家将获得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机会，逐步消除贫困，这有助于根除“三股势力”。
3．大国战略冲突的风险
“丝绸之路”一词源于德文“die Seidenstrasse”，最早出现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中。丝绸之路蕴含的巨大精神价值和发展潜力引起了域内域外国家的兴趣，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丝绸之路”冠名的各种规划构想不断提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联合国的“丝绸之路复兴”计划、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俄罗斯的“新丝绸之路”等。这些计划与“一带一路”建设既存在契合点，但也有着明显的冲突，尤其是俄罗斯、日本、美国的丝路计划。
联合国的“丝绸之路复兴”计划。联合国是最早提出并推动实施复兴丝绸之路计划的国际组织。199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份由欧盟提出的文件，名为“没有出海口的中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及其邻国的过境运输体系：现状和未来行动方案”。该文件旨在帮助中亚和南高加索新独立国家获得除过境俄罗斯领土之外的更多的出海口，以便其更快地融入国际社会。这份文件就是欧洲—高加索—亚洲交通走廊（Transport Corridor Europe-Caucasus-Asia，简称TRACECA）项目的最初蓝本。200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起“丝绸之路复兴计划”。该计划由230个项目组成，执行期限为2008—2014年，投资总额430亿美元，目的是改善古丝绸之路等欧亚大陆通道的公路、铁路、港口、通关等软硬件条件，使2000年前的丝绸之路重现辉煌。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中国在内的19国参加，拟建立6条运输走廊。包括中国至欧洲、俄罗斯至南亚以及中东地区铁路和公路的建设体系等。
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日本原不属于丝路沿线，但从自身能源需要出发，在1997年由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提出以“丝绸之路外交”冠名的中亚外交战略。2004年日本重提“丝绸之路外交”战略，将中亚五国及外高加索三国定为“丝绸之路地区”，并把该地区摆在日本新外交战略的重要地位。根据“丝绸之路外交”的构想，日本将从地缘政治考虑，谋求在中亚和外高加索这个世界战略要地站住脚跟；同时从经济利益考虑，抢占这一储量不亚于中东的能源宝库，通过加强政治影响和经济渗透来争取该地区能源开发及贸易的主导权。
韩国的“欧亚计划”。2013年10月，韩国总统朴槿惠提出了“欧亚计划”这一新的战略构想，主要包括三大板块内容，即建设从韩国经朝鲜、俄罗斯、中国、中亚，直到欧洲的“丝绸之路快车”，提议建设连接欧亚东北部的道路和铁路设施，构建复合物流网络，并积极将其延伸到欧洲；“欧亚能源网”即连接区域内的战略网、燃气管道和输油管道等能源基础设施，推动共同开发中国页岩气、东西伯利亚石油与燃气等，实现欧亚能源双赢合作；“欧亚经济统合”即试图将中韩日自贸协定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及跨太平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区域内外的贸易协定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统一市场。
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美国的新丝路计划分智库和官方两个层面。从智库层面看，2005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院院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构想：建设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网络，以阿富汗为枢纽，将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西亚国家与经济发展迅速的印度乃至东南亚连接起来，促进各国以及几大区域间的优势互补，推动包括阿富汗在内的该地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2011年，美国官方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设想以阿富汗为中心，在美国等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出后，由美国主导阿富汗战后重建工作，希望阿富汗邻国投资、出力来维护美国继续在欧亚大陆腹地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实际是以美国为推手，以阿富汗为中心，连接中亚、南亚，建立一个区域性地缘政治、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里有美国的军事基地，用来围堵遏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
俄罗斯的“新丝绸之路”。针对美国将俄排除在外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曾多次将正在建设中的由中国经过中亚和俄罗斯直抵德国杜伊斯堡，并连通欧洲铁路网和港口的“中欧运输走廊”称为“新丝绸之路”，表示俄罗斯将在“新丝绸之路”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俄大力推动欧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打造内部互联互通网络。
伊朗的“铁路丝绸之路”。伊朗在历史上曾经长期统治中亚地区，至今仍在中亚国家的文化、宗教等领域拥有一定的影响力，苏联解体后伊朗积极建设本国的交通运输网络，谋求成为中亚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交通纽带。2011年，伊朗称开始启动将伊朗铁路线通过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同中国铁路线连通的计划。这条铁路线被外界称为“钢铁丝绸之路”或“丝绸铁路”。
哈萨克斯坦的“新丝绸之路”项目。2012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外国投资者理事会第25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开始实施“新丝绸之路”项目，提出哈萨克斯坦应恢复自己的历史地位，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过境中心、欧洲和亚洲间独特的桥梁，在哈萨克斯坦主要的运输走廊上建立起统一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贸易物流、金融商务、工艺创新和旅游中心。2013年，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制定了“2020年前国家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及发展规划”，这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计划。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认为，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条件下，运输领域正成为哈萨克斯坦乃至整体欧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将推动哈成为最大的运输中心。“计划的成功实施，将为哈成功晋级世界30强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表1 多国实施（相关）中亚战略
可以看到，这些计划的突出特点是，制定者本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路来构建蓝图，在很大程度上是强调自己的“连”和“通”，而对其他竞争者却在强调“隔”和“断”，目的是既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又让竞争者边缘化。
可以想见，各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博弈使我国对外经贸合作面临更多困难和障碍，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很可能也将与这些国家的丝路计划发生矛盾、碰撞和冲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俄罗斯等国的丝路战略。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立德认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俄罗斯与中国是影响中亚地区稳定、和平与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一带一路”构想是促进中亚地区经济合作与稳定的重要因素，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把中国排除在外，是因为美国要限制中国在中亚地区发挥影响力。他认为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与“一带一路”在地域上有重合，在利益上有竞争，从长期来看是相互冲突的。另外，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欧亚经济联盟却将中国排除在外，展现了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势力扩大的担忧。俄罗斯学者谢尔盖·卢贾宁认为，最大的原因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俄罗斯担心中国会影响其在中亚传统势力范围内的经贸关系与政治生态。受俄罗斯的影响，中亚国家最近有从过去对俄罗斯的被动依赖转向主动依靠的趋势，这势必会削弱中国和中亚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动力，从而影响我国推动与中亚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进程。
实际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在某些国家看来是进入到由他们主导的地区之内，是动了他们的“奶酪”。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存在重要战略利益，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保持着传统的影响力，印度作为地区大国一直希望主导南亚地区事务。由于涉及到切身利益，同时又因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一国对于他国的战略意图既难以预料，又无法辨别真伪。因此，大国之间的战略防范便成为一种国际关系的常态。对于“一带一路”中所倡导的和平、共赢等理念，相关国家仍然存有很大疑问。例如，俄罗斯学者谢尔盖·卢贾宁认为，“一带一路”构想包含的和平、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听起来很容易接受，但中国在南海的不稳定因素与敌对方不断增加，“和平之旅”“互利共赢”等理念很难让这些国家信服。他还认为，“一带一路”构想的目的是中国重新划分从太平洋到欧洲的经济版图，同时遏制美国并将其赶到大西洋。美国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丹尼·罗伊认为，“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互利共赢不是中国真正的意图。俄罗斯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教授2013年11月15日在俄罗斯《独立报》发表文章指出，一些莫斯科汉学家认为，“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霸权主义的体现，对抗欧亚经济联盟机制。由此可见，如何消除主要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疑虑也是保障其顺利推进的重大课题。
4．“一带一路”地缘政治风险的战略应对
“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从多样性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风险既包括地区或国家政治局势的状态，又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如“三股势力”的影响，同时还掺杂着大国战略冲撞的风险；从复杂性的角度来说，“一带一路”建设中牵涉到的风险元素众多，覆盖面巨大，因而增加了应对风险的难度。从整体上来说，应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地缘政治风险应努力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做好政策沟通与战略对接工作。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倡议是以“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为原则的，这就决定了“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得到各相关国家的支持与配合。换言之，“一带一路”建设是由中国发起并极力推进的，但其最终的实施是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其成果也是各国所共享的。由于“一带一路”覆盖面广，牵涉的主体众多，既有国家，也包括地区或国际组织，因此，做好政策沟通便是打消沿线国家顾虑，汇聚各行为主体合力的重要途径。同时，做好政策沟通也是中国处理好与已有的一体化组织关系所必需的。目前丝路经济带沿线已有欧亚经济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俄白哈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即将升级为欧亚经济联盟）、南亚地区合作协会、海湾合作委员会、阿拉伯国家联盟、黑海经济合作组织等多个区域性合作组织。
如前文所言，“一带一路”与某些国家的现有丝路战略有着重合、竞争，甚至冲突的一面。因此，如何将“一带一路”建设与已有国家的丝路战略融合起来，实现良好的、无缝的战略对接是“一带一路”建设减少阻力，避免大国间战略冲撞的重要一环。正如美国基辛格协会副会长雷默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陆海丝绸之路专题研讨会”上建议，陆海丝绸之路构想应加强与现有地区机制的衔接，找到各机制的互通性，协调配合，相互促进。
二是要建立有效安全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三股势力”是一种极端邪恶势力，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于一身，在世界各国都留下斑斑劣迹。他们煽动民族仇恨，制造宗教狂热，鼓吹所谓“圣战”，大搞暴力恐怖活动，残杀无辜群众，挑起暴乱骚乱。“三股势力”也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重要的风险因素。为此，中国应加强与中亚、南亚等相关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利用好现有的安全机制，如上合组织等，合力打击“三股势力”。中国可以与相关国家在情报共享、司法合作等领域展开更多的安全磋商与交流。
三是要突出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的非战略性、合作性和非排他性。“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外向性的地缘政治战略，而是促进中国西部地区发展和扩大向欧亚内陆甚至欧洲地区开放的宏大经济愿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可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中国进化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之际的一个重要举措，是中国沿海地区通过前30余年的改革开放获得长足发展之后，中西部地区通过扩大向西开放而加强与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地区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金融合作，从而形成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东西部均衡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同时，“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跨区域经济合作倡议，其地缘范围包括东亚、中亚、南亚、西亚、高加索、俄罗斯和整个欧洲；其合作范围包括交通、能源、贸易、金融、工业、人文等多重领域；其实现途径是以战略协调、政策沟通为主的高度灵活、富有弹性的方式，而不刻意追求一致和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另外，“一带一路”不是由中国一家主导的地缘经济计划，而是多元、开放的进程，它需要欧亚大陆国家的共同参与。由此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不应视为是中国谋求战略利益的政策工具。正如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2015年3月21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变革世界中的新型大国关系”发言时表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地缘战略的工具。
因此，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弱化其战略性色彩，更多地强调其经济性、发展性、开放性、共享性特征。比如，在宣传用语方面要格外谨慎。国内有些研究和话语经常把经济活动战略化，用战略甚至是军事战略的概念来描述我国的对外经贸策略，用“西南战略大通道”“桥头堡”“西进”等概念，给地方政府或者企业的贸易投资行为人为添上战略色彩。印度对“西南战略大通道”很警觉，担忧中国会损害印度国家利益。东盟国家对“桥头堡”也很警觉，认为这个概念包含过多的军事因素。俄罗斯则对中国的“西进”非常担忧。从历史上来看，丝绸之路的核心是经贸，其性质是和平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便建议不要把丝绸之路的话语“战略化”。曾任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大使的姚培生也表示，应强调中国不搞单边主义，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避免使用“西进”“崛起”等带有单边色彩的概念引起外界疑虑。
四是要打造“一带一路”的精品工程，发挥其榜样与引领作用。中国与相关国家要落实好“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与各方的利益汇合点，让其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事实胜于雄辩”。只要沿线国家，甚至于整个国际社会能够从“一带一路”建设中获取实际利益，这便是对各种误解、曲解最好的回击。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博鳌论坛演讲中指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因此，我国应与沿线各国当地企业、西方企业以及相关国际机构合作开发，通过构建多方利益共同体，减少外界阻力和疑虑，降低政治风险，提高合作的可持续性。如应善用多边金融机构，联合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共同为大型项目提供融资。我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应采取开放式的合作模式，形成多边协作的金融平台，等等。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与行动已经制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成立并正式开业，丝路基金已经顺利启动，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已在稳步推进。这些早期收获向我们展现了“一带一路”的广阔前景，也进一步吸引与提升了国际社会的参与热情。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在于有效的行动与持久的定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