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厂中、在酒馆里、在街道上，烽火正在点燃整个德意志。
在这个时局混乱的当下，酒馆早已不再是单纯喝酒的地方。
几张油腻的木桌被拼在一起，《德意志邦联工农，以及从事服务性工作劳工保护法》的宣传报被拍在桌面上。
“看到了吗！最高工时、最低工资、加班费、保险.
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其他什么干活的人都该享有最起码的尊严和权利！
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但他们却不想承认！还准备拉着我们一起送死！”
“没错！那些人还想继续征兵！就为了保护那些吸血鬼！他们要把我们全送上战场！”
本来还只是忿忿不平的人群，此时一下就怒气上涌。
“四十万人都完蛋了！还让我们去！那不是送死吗！”
另一个尖锐的声音也适时响起。
“我可不想给普鲁士陪葬！”
“去他的普鲁士！去他的霍亨索伦！那些波兰杂种就没安好心！”
普鲁士初代国王确实有波兰血统，并且法理上是波兰王国的臣属。
不过普通民众难以理解这层复杂的关系，再加上这个民族的时代，他们更喜欢用自己人、敌人和杂种来区分，这会让他们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
“我们不能让他们毁了我们！”
眼见人群已经足够愤怒，这时有人说道。
“我们德意志人应该建立自己的国家！”
潜藏在人群中的大德意志主义者立刻跳了出来。
“对！我们应该重建德意志帝国！”
不过却是应着寥寥，因为1848年那场风波的阴影并未完全消退。
人们都记得当年国民议会的盛势，尤其是在普鲁士这片土地上就连国王都要对他们低头，受他们驱使。
但人们更记得国民议会是怎么毁灭的，他们拥立皇帝，然后想和英国人一样制服皇帝。
之后便是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不过他们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不过人们似乎又想起来一件事，上次好像也是因为《劳工保护法》的问题。他们觉得皇帝的要求过于荒谬，他们的回答似乎和现在普鲁士的说法相差无几。
结局也都是以惨败收场。
“难道这是犹太人的阴谋？”
很多人的心头都冒出了类似的想法。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人们就需要一个靶子。一旦找到，很多事情便能想通。
“没错！我们现在同室操戈，手足相残就是犹太人的阴谋！”
“我们绝对不能向犹太人低头！”
“让我们拿起武器吧！”
类似的声音接二连三地响起，在酒精的催促下，人们真的拿起了武器。
“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我们的灵魂也是我们的！德意志不是资本家的殖民地，我们要把犹太人赶出去！
让我们打倒那些犹太人的帮凶！建立属于我们德意志人的国家！”
“没有尊严的劳动者只是奴工！《劳工保护法》万岁！”
“万岁！”
“皇帝陛下万岁！”
“万岁！”
这些口号像是野火一样烧遍每一条街道，烧遍千家万户，民众压抑的怒火被彻底点燃，并正在变得愈发旺盛。
任何试图阻止他们的人都会被贴上犹太人帮凶的标签。
西里西亚最大的纺织厂前，菲尔普特老爷的手下和达格特局长的下属们已经严阵以待。
他们可不能让那些发疯的民众毁了自己的摇钱树，以及未来的立身之本。
奥地利帝国的法律虽然严苛，但商人们赚得并不少。他们很清楚此时普鲁士已经是日薄西山，奥地利帝国大概是要收回西里西亚这块故土的。
奥地利帝国的皇帝会杀人不假，但似乎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滥杀无辜。
只要生产资料在自己手里，谁统治这片土地的区别都不大，相信要不了多久，他们还是人上人。
毕竟他们觉得自己可比那些泥腿子更有价值，也更有力量。
所以核心只有一个不论结果如何，他们保住自身的价值准没错。
他们害怕的也从来不是普鲁士战败，而是秩序崩坏。
一个对资本友好的国家能赢最好，但输了他们也有的是办法，毕竟千年来他们早就琢磨出了无数套应对方案。
事实上北德意志的资本家们突然多了一群年轻、漂亮，并且有财产继承权的养女。
奥地利帝国的贵族谱系和官员名单更是卖出了天价，尤其是那些单身贵族官员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而且他们依然十分相信一套逻辑，那就是没有他们给人们提供工作，人们连饭都吃不上。他们是社会进步的基石，没有他们人类就要倒退回原始时代。
然而来者的人数远超菲尔普特的预料，实际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工人，而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拉起的队伍。
“真正的普鲁士人不会接受敌人的施舍！你们的行为正让普鲁士王国蒙羞！”
达格特局长一句话就叫停了抗议的人群，他好歹做了这么多年的警察局长，即便是普鲁士王国即将战败，他也余威犹在。
另一方面工人们的思想和诉求依然质朴。
“我们就是想吃饱饭！”
“我们就是想多一些休息的时间，一周七天一天十四小时实在太累了！
我没时间照看家人，甚至没时间去参加亲人的葬礼！”
达格特局长难得地收敛了自己的怒气，他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耐心地说着那些大义凌然的话。
“普鲁士王国想要崛起，人人都要做出牺牲！
你们一天才工作多久？我们都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时无休的！
你们这样堕落下去会把我们同胞的工厂都拖垮的！”
达格特局长说的他好像比自己还苦，他的话好像也很有道理，工人们再次开始动摇。
“别像个孬种一样在这里哭哭啼啼！回去努力工作！你们要勤劳，要努力，不要偷懒！日子早晚会好起来的！”此时达格特局长已经完全放松下来了，他与菲尔普特老爷交换了一下眼神。
这群人简直太好哄了，他们受罪完全是自己活该，他们应该为能为自己做出贡献而感到自豪才对。
至于本特就是个废物，还有他那些亲戚和手下都只是一些空有蛮力的笨蛋而已。
事实上最先遭到清算的就是那些监工，因为他们才是直接欺压工人的人。
达格特局长和菲尔普特几乎就又要成功了，此时那些混在工人中间的大德意志主义者站了出来。
“局长先生，您错了。奥地利帝国并不是什么敌人，他的前身是神圣罗马帝国，我们德意志人都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子民。
那并非是施舍，而每个帝国公民都应得的馈赠。
这些工人们不过是想吃好饭，睡好觉，获得最起码作为人的尊严，可以与自己的家人为伴。
他们想要这些有什么错？”
然后那位真正的领头人看向四周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睛。
“你们不必感到羞耻，你们的要求是正当的，是皇帝陛下赋予你们的权利，它已经被写进了律法！”
“胡说八道！哪门子邪法？你知不知道你是哪国人！”
达格特局长愤怒地吼道，就好像是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
“我只知道我是德意志人。而不是波兰人的走狗！”
“你”
达格特局长被气得说不出话来，菲尔普特连忙帮腔道。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普鲁士王国的土地上？”
“我只知道这是德意志邦联，我站在德意志人的土地上！”
这位领头人的话对大德意志派和刚刚接触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人来说简直是振聋发聩。
但听在达格特局长和菲尔普特老爷耳中却是完全的歪理邪说、完全的狡辩，毕竟在他们心中只有他们才算是民族主义者，而那些工人和平民就只是耗材而已。
“滚出去！这是我的工厂！”
菲尔普特老爷再次开口说道。
“该滚的是你们！这是德意志人的土地！”
“奥地利人还没来呢！现在这里还是我说了算！”
达格特局长气急败坏地说道。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终结你们的暴政！建立属于我们德意志人的国家！”
双方的距离只有十几米远，达格特局长深知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他的手摸向了腰间的手枪。
恰巧对方也是这样想的，枪声响起双方打成一片.
为什么在身陷价格战和经济危机的当下，大量工厂停工，但菲尔普特老爷的工厂却日夜轰鸣个不停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市场不止有德意志邦联，他们还可以走私到俄国去。
痛苦、愤怒、贫穷、屈辱从来不是导致起义爆发的必然条件，但当这些情绪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民众便很难再控制自己的情绪。
另一方面舆论战也从未停止，只不过奥地利帝国的情况十分特殊，很多传统的宣传方式根本没用，甚至逻辑都不通。
奥地利帝国从某种角度上讲根本就不算外敌，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甚至可以被看做他们原本的领袖。
因为无论是曾经的神圣罗马帝国，还是之前的德意志帝国都得到过诸侯们的效忠。
哪怕是到了现在奥地利依然是德意志邦联的主席，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为整个德意志邦联遮风挡雨。
而且相比普鲁士或者汉诺威，显然奥地利帝国更能代表德意志。
只不过现在那些诸侯们不承认了而已。
此外奥地利帝国与德意志诸邦的距离太近，人们可以轻易地看到另一个世界，或者说在他们看来本应该属于他们的世界。
奥地利帝国繁荣强大让此时每一个德意志人都羡慕、嫉妒，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的本能。
弗兰茨这些年来做的也从不是无用功，文化渗透这个词语对于德意志诸邦来说还是太超前了。
其实即便他们已经隐约感到了什么，但在现有的政治、经济，乃至逻辑框架下却完全无法阻止。
民众们会想奥地利人会怎么做，国家又期待他们怎么做。
同时由于弗兰茨的存在又避免了强人上台的可能，毕竟在德意志邦联内不可能有一个比弗兰茨还强的强人。
那些资本家就连培养新代理人的机会都没有。
当私人财富依赖公共牺牲时，它就必须接受公共审问。
那些人原本的谎言被彻底戳穿，因为奥地利人并不需要遭受那么多的苦难，也能拥有比他们更好的生活。
德意志邦联这些年来的高速发展，让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都被拉近了，人们可以通过火车和电报了解到更多过去根本不可能了解的事情。
关于奥地利帝国的很多事情在十几年前德意志诸邦的普通人看来就和天方夜谭没什么区别，甚至还会被贴上劣等故事的标签。
然而现在去一趟奥地利帝国很容易，只要一张车票便足够。如果没时间也可以与远方的亲戚通一封电报，这些都不是太难办到的事情。
虽然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奥地利帝国也确实打算推行保护他们的法律，但民众们知道这不过是暂时的，等到那些诸侯恢复元气之后又会巧立名目让一切恢复原样。
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就只有两个办法，彻底消灭诸侯，或者让弗兰茨来统治他们。
此时的德意志人还是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再加上法兰西大叛乱的影响，他们并不想和诸侯们鱼死网破。
那最好的办法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由奥地利来平等地统治他们所有人，诸侯们的影响力便会被大大削弱。
乡村地区本是容克贵族们的老家，整个普鲁士最稳固的基石。然而在奥地利帝国面前，这一切都成了笑话。
得益于奥地利帝国的那些游商和文化侵袭，以及波兰人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反复宣传，当战败的消息传来之时整个普鲁士的乡村变成了一锅沸腾的热粥。
因为在战场上死亡最多的就是农民的儿子和兄弟，他们才是在失败中遭受损失最惨重的那群人。
但在乡村地区却并没有那么多发泄的渠道，他们依然要承担沉重的赋税，依然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他们的抗议不是被镇压，而是完全被无视，那才是最为轻蔑的嘲讽。
当城市的火种飘落乡村之后，燃烧起来的却是他们难以想象的大火。
十九世纪欧洲大陆的农村并没有田园诗歌般的生活，之所以没有多少痛苦的回忆，只是因为没有多少记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