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二强找到心情离开监狱，到合肥市人民公园，去完成王忠于副省长临终前的第二个嘱托时已经是王副省长走上黄泉路两个多月后了。同样是副省长，二强就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就那么不同，完全是两个味道，两个情形，简直是两个世界。二强在公园一角老年人活动中心的一群老人中东打听西询问的，最后一位老人才突然想起来似的指了指石凳子那边正在全神贯注下象棋的一个老头，爽朗地喊道：“老刘头，有人找你。”
原来这个老刘头就是已经退休了好多年的刘副省长！人就是不同，直到王忠于被枪毙的前一天，二强还在战战兢兢的叫他王副省长，可是眼前的刘副省长却被老人们叫作老刘头。二强走过去在石凳子旁边坐下，介绍了自己，老刘头只是哼了一下，接着下棋，二强只好坐在旁边看。一盘棋下完，二强赶紧请刘副省长借过一边说话，可是老刘头却嚷着：“有什么鸡巴话不能在这里说的？！”而且说过之后就又接着下第二盘棋，只当他二强透明似的。二强看看手表，只好简单地把王忠于副省长行刑前的嘱托告诉了刘副省长，刘副省长并没有停下下棋，但却走错了好几步。听完后，刘副省长只是说：“知道了。”就不再说话，倒是旁边的老者们长嘘短叹了好一会，直到二强离开老人活动中心，老人们才恢复到正常的日常活动中去。二强松了口气，心情也轻松了，农民殷二强终于完成了副省长王忠于临死前的嘱托，于是他的步伐也显得轻松快捷了很多。就在这时，一个身影从旁边快步走过来，二强躲闪不及，差一点被撞倒。
“长眼睛没有？”二强边揉被撞疼的手臂，边训斥道。
那影子并没有说对不起，也没有让开道，二强看那人三四十岁的模样，一身西装笔挺，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二强想避开，赶回去做饭，这时，那人开口了：“你叫殷二强？”
二强吃惊地看着那个象影子一样突然闪出来差点撞倒自己的人，没有说话，也没有点头。二强现在是城里人，城里人是可以靠脸上的表情说话的。二强现在脸上就作出了城市人通常表达惊奇和不解的表情。二强当初进城时最感到困扰的就是城里人的面部表情，和乡下人那混和着汗水和黄土色，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脸部表情不同的是，城里人的表情如此丰富多彩，莫衷一是。更让他不解的是，城里人的面部表情并不一定反映他们的真实感情，所以这些年二强虽然已经把自己搞得差不多一个城市人了，可是一置身城市人之间，就仿佛进入了化妆舞会，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
那个能叫出自己名字的影子潇洒地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本，幽雅地晃了一下。那小本子经过二强眼前时，张开了一下，随即又合上，不过这一张一合已经让熟悉警徽的二强注意到那是警察之类的证件。
“我是国家安全部的，可以和你谈一下吗？”
二强后来才想起来为什么那天影子显示证件的动作看起来那么熟悉，原来美国电影中联邦调查局密探都是这样做的。二强跟着那个影子坐到公园一边的凳子上。
“有什么事吗？我怎么了？”二强第一次真正接触国家安全部的特工，要说紧张也谈不上，他们都是抓间谍的，那和殷二强的世界相差太远。就是合肥最大的监狱，也好多年没有招待过间谍了。
“只是想向你了解一点情况。”那影子人说。
殷二强看看手表，有点不耐烦。那影子人可能也注意到了这点，好象提醒他似的，说：“你知道替死囚犯传递消息是违法的吗？另外，你还替他向国外打电话。我想如果有指标，你转为正式民警也是有可能的，你不是不知道自己犯了多严重的错误吧？”
二强头上突然冒出了冷汗，脸色象土一样，变得腊黄，他结结巴巴地说：“同志，我真不知道这么严重，我只是为了报恩——”
“算了，这事你知道错就行了，我想我们也不会追究的。今天来是想向你了解刘副省长的一些情况的。”
“刘副省长？”
“对，就是你刚才传话的退休的刘副省长。”影子人这时眼睛看着老年活动中心的方向。“你在合肥工作好几年了，应该知道一些刘副省长的事吧，特别是刘副省长和王忠于的关系。”
“那些事呀，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时二强脑袋里涌现一丝怀疑，这档子事不是谁都知道的吗？用得着国家安全部特工来调查？还是穿这么高质量西装的特工。不过这怀疑只是一闪即失。
接下来的十分钟，在影子的追问下，二强把自己知道的两位副省长的故事都讲了出来。原来王忠于在做副省长之前虽然就开始贪污并且包养二奶，但工作上是一点也没有马虎。事实上他在被提到省城工作以前，工作一直是突出的。当时省里负责人之一刘副省长就很欣赏年青有为的王忠于，不久在刘副省长的竭力推荐下，经过组织的考察，王忠于接替了退休的刘副省长。可是王忠于升为副省长后，就慢慢和退休下来的刘副省长疏远了。好在这刘副省长也是个痛快人，一退到底，不久就调整心态，混迹于人民公园这群老人之中，每天打牌下棋聊天，不亦乐乎。本来两人应该是相安无事的，但是三年前，刘副省长突然心脏病复发，经过抢救，命是保住了，可却是暂时的，医生说如果不尽快实行换心脏手术，刘副省长就活不长了。
换心脏手术是属于高风险的手术，国内虽然成功过，但是考虑到刘副省长的年纪比较大，专家建议转到香港或者西方国家做手术，这样手术成功的保险系数较高。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最便宜的方法是到香港接受手术治疗，但最低费用也要60万人民币。由于换心脏手术不是一个普通的医疗手术，风险和费用都很高，所以就算刘副省长是副省长级别，国家医疗保险部门也无法负担这笔费用，如果需要特批的话，得主管副省长写报告，省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当时主管的副省长是王忠于，刘副省长找到王忠于，要求王忠于副省长写报告。事情就出在这里，谁都知道王忠于是刘副省长提拔的，自然会极积帮忙吧。
可是王忠于拒绝了，他并且在公开场合作了解释，说明自己不是无情，只不过目前安徽省农民都完全没有纳于国家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范围，加上几十万下岗工人的失业补助都没着落，各项社会保险费用也一直因为没钱而拖欠着。虽然刘副省长享受的是本省最高的医疗保险待遇，但是换心手术是不包括在保险之内的，六十万对于贫苦的地方更是个天文数字，不知道可以挽救多少因贫困和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安徽农民小孩子。当时，王忠于在说到农民小孩子的境况以及自己无法为提拔自己的刘副省长开这个方便之门时，曾几度声音哽咽，听说，当时在场有个刚刚毕业不久的年青女记者听着听着竟然都被感动得放声大哭起来。
影子听到这里也连连点头，二强受到鼓励似地接着说。
那刘副省长听到王忠于的话自然也无话可说，只可怜他老人家一生奉献，两袖清风，回家后把自己的存折全拿出来，加上东借西凑也不到二十万，加上早年他把一些积蓄用作送儿子到美国留学了。那刘副省长当时好象已经放弃了，这个时候，他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
影子插话问道：“他儿子叫刘明伟？”
二强说，对，好象是这个名字。他儿子去见了王副省长，问明情况后，狠狠瞪了王忠于几眼，头也不回就离开了。后来的说法就千奇百怪了，有人说他儿子自己在美国政府工作，工资很高，写了张支票给父亲，算是回来报答父亲当初出钱让自己留学的恩情。还有人说，刘明伟在美国政府工作，早知道王忠于有个女儿在美国留学，还在读书其间就已经在洛杉叽用现金购买了豪宅。刘明伟后来提醒了王忠于一下，那王忠于几乎吓破了胆子，就立即自己掏腰包暗中资助刘副省长到香港做了换心手术。所以有人说，刘副省长从香港康复回来后，指着自己的心脏开玩笑地说，我这颗心呀，不清不楚的！
二强觉得好笑，就先笑起来，待看到影子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觉得有些奇怪，这些东西有什么好调查的？这样想时，影子开口了：“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
二强想了一下，点点头：“还有一个是我听政府部门的人说的，说那儿子相当了不起，在北京认识什么人，他当时瞪了几眼王忠于后，就愤愤地离开了。出到政府大楼外，他就站在那里，潇洒地拿出一个美国的手机，拨了个电话号码。政府大楼的门卫后来说，电话是打到01字头的北京的。就这个电话，”二强假装神秘的样子，“一切都搞定了！刘副省长后来是用专机送到香港接受手术治疗的。你说，这儿子刘明伟可真行，他认识什么人，还是什么单位呢？”
看到影子一副沉思的样子，二强也停下来，并且也觉得有些事情需要想一下，几乎是同时，他们两人都想到了“国家安全部”这几个字。
影子作为刘明伟的老同学，知道他的父亲就是他最大的靠山，他们祖宗八代就出了这么一个副省长。而王忠于是不可能自己掏腰包给刘副省长治病的，越是贪官越在这方面小气。最重要的是，刘明伟的工资虽然不低，但是听说留学时借的钱刚刚才还清不久，没有可能拿那么多钱给父亲治病。而且那专用飞机又是怎么回事？刘明伟的那个电话只有一个可能，是打给国家安全部的某个人——想到这里，影子出了一头冷汗——
殷二强也突然想到“国家安全部”，不过他想的是，这些说法有什么需要国家安全部的特工来打听的？安徽不是有国家安全厅吗？再说刘副省长不是在那边下棋吗？为什么不直接找他？——想到这里二强觉得应该再看清楚一下来人的证件，不过等他下决心后抬头时才发现，那个影子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美国弗吉利亚州高新科技园。
这个科技园虽然已经开发十年了，但是还有些地区是建筑工地，好在路倒是很畅通。大卫田把车转进科技园后总会放慢速度，欣赏那一座座新式的四五层办公楼或者高科技厂房，以及空地上的建筑脚手架，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让他想起了好几年没有回去的中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田海鹏在广州创业时，那里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和脚手架，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后来来到美国，惊奇于美国到处都整整齐齐的同时，也觉得失落了什么。前不久，开始受美国中央情报局委托，每月为中国情报分析培训班上课两次，于是来到科技园，并几乎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的环境和自己的感觉。
谢尔曼·肯特情报分析学校是中央情报局首间综合情报分析培训中心，设立于2003年5月。大卫田从车窗看出去，已经可以看到那栋五层楼的建筑，这建筑外表看来和旁边的楼房没有什么区别，外墙还有新楼房的色泽，茶色玻璃也一尘不染。不过这栋楼的造价却是它旁边的楼房造价的20倍，总造价达3亿美元。
拐了两个弯，大卫田已经在车库门口了，他停下车，掏出磁卡，轻轻在门柱上划了一下，然后自若地等着自动门打开。大约不到三十秒，门慢慢打开了，大卫田轻轻踩下油门，车向车库滑进去。如果不是乐在其中的话，正常人一定会呕吐的，刚刚那三十秒里，大卫田的脉搏、体温、气味、简历等档案资料至少出现在三个电脑屏幕上被人盯着看。这里是世界上保安最严密的地方，整个大楼是使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仅仅外墙就隐藏着六十三个最精密的照相机，另外还有无数体温探测，危险物件和化学气体探测设备。
肯特情报分析学校位于本楼的二楼，大卫田进入电梯，按了2字。他知道，这一按，指纹分析进一步证实自己的身份。记得以前第一次来这里时相当紧张，当时按电梯的手指头由于颤动，使得指纹读取出现问题，被困在电梯里十几分钟。大卫田在去年调到fbi中国科工作后，开始负责和cia的接触，后来他经常和cia的情报分析专家东扯西拉，当然经常是鸡对鸭讲，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是在这些争论之时，有一个人，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分析专家弗朗巴克注意到了他。弗朗后来成为肯特情报分析学校第一任校长后，诚邀大卫田作为情报学校中国情报分析培训班的特邀教师。大卫田激动地把这个消息秘密报回中国，从那以后，老同学就经常秘密传递一些“教材”给大卫田，让他在肯特情报分析学校独树一帜，很快占稳了脚根。中国情报分析培训班两年才有一次，为期六个月，在这六个月里，大卫田每月来学校两次，他的课程主要是讨论性质的，拿中央情报局历史上一些成功和失败的对华情报分析例子进行讨论。
电梯门打开后，大卫田整理了一下领子，轻松地走出电梯。今天没有看到几个保安，不过他知道，那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身边的墙壁上处处是照相机，处处是液体、体温等高科技探测器，在这里走廊上不小心放一个屁，在一楼保安室里电脑屏幕前都会有好几个大鼻子的化学气味分析专家在那里分析你屁里的成分和数据。
中央情报局人员基本上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你整天在华盛顿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包括局长和一批行政官员。他们一会出入白宫，为总统出谋划策，一会又出现在国会听政会上，当然，最多的场合是他们到处做工作企求增加情报经费。这些人主管着中央情报局，负责中央情报局和白宫、国会的沟通和联系。他们上新闻的频率很高，不过不幸的是，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上新闻一般都是意味着哪里出了差错。
另外一部分人，叫做特务、情报员或间谍。他们为数大概有成千上万，具体的数字连cia局长可能也搞不清楚，因为有些很可能是“编造”出来，为了领取经费的死人。这些特务散布很广，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可是你却绝对在电视上看不到他们。想看他们，就只有在电影上看，不过那大多是好来坞电影塑造出来的。这些人有些属于中央情报局正式编制的，有些则是他们这些正式编制人员在世界各地收买、发展的间谍。他们的任务是每年化掉300亿美元的情报经费，同时把世界各个角落的政府、组织或者个人的行为举止，思想状况等等收集回来，送回到中央情报局的弗吉利亚总部兰利。当然，那些花天酒地的间谍们从世界各地送回来的情报信息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垃圾。只是他们才不理这些，因为花了钱总得送点东西回来，至于如何从成吨成吨的信息中分出垃圾和精华的工作就是第三种人了。
中央情报局肯特情报分析学校就是培养这第三种人的，他们叫做情报分析专家。他们一般不参与在世界各地策划组织收集情报的活动，无法贪污情报经费的他们自然只能靠微薄的工资过日子。同样要想熬到组长、副局长甚至某一天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那也是难于上青天的。他们没有机会上电视新闻，更加不是好来坞导演们青睐的角色，由于长期对着大量的信息埋头阅读，又因为保密原因不得不独立工作，这些情报分析专家一般干不了几年几乎都有痔疮和口臭的毛病。对于他们，能够过一两年到这个情报分析学校进修一下，无疑是难得的机会。在这里哪怕是上课，他们也喜欢端着咖啡，吊儿郎当的站在那里，动不动就争论不休，抬杆钻牛角尖，有时让你恨得牙根痒痒，恨不得想掐死他们。
但是，大卫田知道，他们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也许是最有权力的团体之一。他们每天编写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报纸”——《总统每日简报》，提供给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国防部长、副总统等十二位最高权力者每天阅读。《总统每日简报》每天只印刷二十一份，每份平均七页，附件包括照片不超过三页，不过这东西每份造价平均三百二十万美元！
大卫现在已经站在他们中间，清一色的白人，不过好在由于长期坐办公室，这些白人不是有点驼背，就是身体发育不均匀，这让目前已经减肥成功的大卫田感觉舒服些。
“上次我们讲了从中国获得情报的几个来源，以及针对这不同来源得来的情报采取有区别的情报分析方法。”大卫田知道要想等他们安静下来再讲话的话，那可能要等到太阳偏西，于是清了清嗓子，对着二十几位中国情报分析人员开始讲话。“这里先让我们复习一下上次讲课的重点。现在进入信息时代，我们情报机关和情报人员每天都会向我们办公桌上堆放成堆的文件、报告以及各类信息、消息等原始材料。所以说，现在不是担心没有消息，没有来源，而是担心消息太多了。我们的任务是分别出哪些才是我们需要的情报，哪些才是真实的信息。”
十一个男人和十个女人渐渐安静下来。这里除了基本训练有常设老师外，很多科目都是临时聘请华盛顿各行各业的精英专家来授课或者主持讨论的。其中被邀请最多的是华盛顿的各个智库，例如传统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大西洋委员会等。大卫田被邀请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也是从一开始就被杨文峰设计好了的。当初决定打入fbi而不是cia时田海鹏一度有些疑惑，后来杨文峰告诉他，以目前情况下打入cia卧底是不可能的，在那个地方半路移民的华人象田海鹏根本不可能有人敢用。就算是打入fbi，田海鹏也是在出卖小江西，并且坐了一年多冷板凳之后才被重用。而进入fbi后再接近cia就相对容易很多，因为自“911”恐怖事件后，两方已经加强沟通和情报交换。在接触cia的过程中，田海鹏开始很久一段时间都没有信心，于是他每次都背熟那边秘密传过来的“议论”、“高见”，然后大胆地和cia人员接触。很快他的“议论”就受到重视，不久就被专门请去发表高论了。现在讲课，他虽然还是主要靠那边传过来的“教材”照本宣科，但有很多时候，也开始穿插自己的见解，毕竟自己也是学习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田海鹏越来越喜欢现在的工作。
“我们再回顾一下，然后我们进行讨论，我希望大家提供例子来讨论。当然，请不要拿太敏感的例子来说。”大卫田表面平静地讲，心里可不平静，眼前这些情报分析人员比任何一位特工间谍都知道更加多的有关中国的情报。大卫田喜欢这个学校以现实中的失败和成功的例子为教学主轴的教学方法，他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想要的东西。虽然无论是校长还是他自己本人都事先向学生们强调了不要拿最近的例子做分析，可是这些单独工作寂寞了这么久的分析专家们又哪里会错过这个显示自己无所不知的机会？
“我先发问，大家自由回答，不必举手。”大卫田说：“先说说最大量的情报来源——各种文件。”
“我来说吧。”站在中间的一个胖白人把咖啡放下来，大卫田记得他是个博士，中文阅读能力很强，但开口能力差。“来自中国的各种文件是我们目前最大的情报来源，这些文件获得方式各种各样，有靠收买中共官员，有自动送上门，还有通过技术手段获得的，当然也有从中间人手里买过来的。这些文件性质的情报一经鉴别真伪后最大的特点就是可靠，可是我想大家都知道，他们那个国家确实太多文件了，动不动就标上绝密，以致有段时间我们的情报员不得不对中国政府内部想出卖文件的人说‘兄弟，你们出卖文件的人太多了，你们的文件数量也多得让人怀疑，降点价吧！’”
大家听到这里都笑起来，胖博士很得意：“告诉你们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由于中国大陆的文件太多，过来联系我们想出卖文件的人也越来越多，使得我们局里有人怀疑，是不是北京政府在耍弄我们呀？也许在他们发现随便搞几行方块中文字，然后打上绝密件的字样就可以卖个上万美金之后，他们政府在暗暗印刷文件出卖吧。哈哈——”胖博士还没有讲完就先笑起来，“你们难道没有发现，中国政府印刷文件比印刷钞票还赚钱？”
“接着说吧。”大卫田提醒胖博士，不想自己的课堂被笑话和幽默淹没。
“正如田先生上次所讲，在分析这些文件情报时也有陷井，最重要的就是这些文件虽然都标识绝密、机密，但很多却仅仅是官方华而不实的宣传和希望，根本不反应中国的现实，有些甚至并不代表中国领导人的意思，这成为他们那种体制下的怪胎。如果把这样的文件报给总统，是会铸成大错的。”
“不错！”大卫田肯定了胖博士，又等另外几位补充了几点后，他说：“文件作为情报确实有可靠的一面，毕竟是白纸黑字，就算中国政府经常口是心非，但虚假的东西搞久了，也会时时漏出一些真实的玩艺，我还是觉得文件这种情报在未来是重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很多重要的决定，不一定形成文件，或者那文件阅读范围极其小，根本无法得到。所以我们第二个要总结的情报来源，就是根据中国官员或者其他人士口头消息整理出来的情报。谁来说说？
坐在前排的女情报分析员倾了倾身子，“由于中美人员交流增加，我们获得的这种情报越来越多，可是我总觉得很困惑，我觉得中国人很不可信。”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大卫田也笑了，还笑得特自然。他清了清喉咙，大家听到后，笑声渐渐平息，“如果他们讲的都是真的，那我们直接打印出来上报就行了，还要我们这些情报分析员干什么？”
那女情报分析员脸红了红，接着说：“我真觉得中国人特别复杂，前些年我们中央情报局不是没有教训的。那时候冷战刚刚结束，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那个政权镇压异议人士到了疯狂的地步，我们中央情报局当时见到有反对中国政府的中国人，就急急忙忙拿一包钱去资助他们，可是一转眼，也许就在第二天，这些满嘴反对中国政府贪污，要求民主的中国人就用我们的钱买起了好车好房，真是让人失望得很。”
“我们目前利用的中国线人很多都是经济有问题的，就是中国政府所说的贪污犯罪份子。”另外一个沉稳的男人说：“但是他们总是故意歪曲一些事实，让我们糊里糊涂的。”
“这是个问题。”大卫田说：“其实在所多情报来源中，人力情报是最不受信任的。前线或者敌人后方的情报人员总有夸大事实的倾向，对于他们来说，那也许是和经费挂钩的。例如一个中国逃亡出来的贪污犯会把中国政府描述得十分可恶，这样在显得他们没有错的同时也可以得到我们更加多的重视，给予更加多的经费。可是这也是需要我们这些情报分析人员的主要目的呀，不是吗？”
“我补充一句。”那个沉稳的情报分析员说。“虽然现在国家安全局和五角大楼的技术情报越来越重要，他们获得所有情报的百分之四十五，我们单单靠秘密人力情报收集的情报才占20%（另外的则是公开的情报分析），并且大家都吃过假情报的苦头，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人力情报仍然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失败也主要在人力情报的失败上。”
“讲得非常好！”大卫田提高嗓子，“我们有精密的间谍卫星和最先进的窃听电子拦截装备，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想调兵遣将的话，都别想瞒住我们的耳目。通过技术情报，我们几分钟之内，就可以了解到世界各个角落有些什么人在干什么，拥有什么样的武器。具体说到中国，我们知道他们的几乎每一种武器装备，通过分析比较，我们还知道他们现在所拥有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台湾所拥有的，更别说和我们美国相比了。那么谁可以告诉我，既然这样，我们还需要秘密人力情报干什么？”
大家交头接耳议论了一会，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情报分析员开口了：“我们知道中国人的武器装备是没错，可是我们并不完全清楚控制这些武器装备的那些人的脑袋在想什么。”
“很好！”大卫田拍了一下桌子，其实大卫自己早知道眼前的人都是情报界的精英，藏龙卧虎的，到这里能当老师并不说明你就博学或者知道的比学生多，而是因为你在某方面有特长而已。大卫田欣赏地看着那个老者，眼睛盯住他胸前挂的蓝色名牌，“您的话非常发人深思，请允许我借题发挥一下。对于中国，我们确实知道他们手中的武器都落后美国至少二十五年以上，这是卫星照片和电子拦截技术获得的情报每天都在告诉我们的事实。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些情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算我们美国支持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大陆政府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敢搞军事冒险？因为只要是正常人都知道拿美国二十五年前的武器来对抗美国和台湾，无异于是以卵击石。”
停了一下，喝了口咖啡，大卫田又说：“我想各位比我清楚，那样的结论是致命的，因为掌握中国那落后我们二十五年武器的那些脑袋并不象我们的脑袋一样运作。在中国大陆，涉及到民族尊严和民族主权，他们相信任何玩艺都无法战胜他们的脑袋！他们现在仍然时不时在宣扬‘小米加步枪，打败美帝和老蒋’——这就是我觉得刚刚的先生发言很好的原因。作为一名情报分析人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定一条座右铭：不但要知道他们口袋里有什么武器，还要了解他们脑袋里是怎么想使用这个武器的！想知道人家有什么武器那可以靠金属探测器，至于想知道人家脑袋里想什么，就不是拍一个脑电图就能知道的问题，这就需要人力情报了。”
大卫田停下来，喝了口咖啡，并没有看台下，不过显然下面的学员又再次被这位老师吸引住了。大卫田不觉对杨文峰佩服起来，那小子是从哪里得到这些玩艺的，搞得我讲出来倒象个真正的情报分析专家一样。他看了看时间，心想，该转移话题，该是我向你们学东西的时候了。他说：“1998年印度核子试验成功，让我们大吃一惊，其实当时我们只要发展印度军方一个少校级别的军人作为情报员，就不会措手不及了，这里更加不要提‘911’恐怖事件。我们以为那些躲在耗子洞里拿几条破冲锋枪的恐怖份子不足为虑，显然我们忘记了他们最利害的武器是他们那狂热的脑袋。还有，我们在伊拉克武器问题上的困扰。那么，这里谁可以举我们这些年在中国问题上的情报成功和失败来说明分析人力获得情报的重要性？”
这个问题一出，大卫田就发现几乎每个学生的嘴巴都急着想吐出点什么。好家伙，我得慢慢消化才行！大卫田这样想着，舒服的坐下来，把脚翘到讲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