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去,江雾迷茫。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一艘悬挂“米”字旗的运木船离开汉口码头顺流而下,
向长江尽头的上海驶去。
这艘货船属于英商祥泰木器行,经常往返于武汉和上海之间。本来,货船是不
搭载乘客的,但一位姓陈的舵手却把几位乘客悄悄地带上了船。在其他船员看来,
姓陈的舵手大概是在“捎黄鱼”——船员私载乘客捞点外快的事在船上是公开的秘
密。在一艘船上,舵手的地位虽不能和船长、大副相比,毕竟也还算得上有头有脸
的人物,所以舵手要带上几位客人搭乘货船并非难事。
从九月上旬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姓陈的舵手接连带了好几批乘客上船。这
些不去搭乘舒适的客轮却跑来挤在既阴暗又闷气的货舱中的乘客,从穿着来看倒是
生意人的模佯,但大都文质彬彬,眉宇间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不过这些乘客随身大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货物,却也象是跑生意的样子。然而,这
些“生意人”就象约好了似的,无一例外都是从武汉前往上海,似乎那里有什么生
意特别值得去做。
沿江的各大码头上,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以及身着便衣的密探在严密地盘查
过往船只。鹰犬们的目光紧盯着每一张脸,竭力想在乘客中发现被通缉的要
人。因为这些人差不多每个人的头上都悬有一笔令人垂涎的巨额奖金,警察
、宪兵和密探们谁也不想放过这升官发财的绝好机会。
祥泰木器行的货船是一艘运木船,船上的货物一目了然,尤其是货船的桅杆上
还悬挂着一面英国国旗。因此,军警和密探们要么是没有去注意它,要么是不敢去
碰它以免自找麻烦。总之,他们没有想到要上船去搜查一番。即使是那些不时在江
上游弋的巡逻艇也是匆匆地从它旁边疾驶而过。因此,祥泰木器行的运木船一路通
行无阻直达上海。
国民党的鹰犬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竭力想要搜埔的的一些重要领导人
,正是藏身于这艘货船之中从他们眼皮下安然通过。并且这艘货船上还藏有中
央的文件、活动经费以及枪支弹药,这些东西就装在这些“生意人”随身携带的“
货物”里面。
祥泰木器行运木船上那姓陈的舵手是一位中国党员。从一九二六年五月
以来,这艘船成了中央在上海与武汉之间的一条秘密交通线。武汉“七一五”
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央机关主要就是利用这艘运木船,避开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搜
捕,秘密地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
-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海。
警车不时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骑警的巡逻马队疾驰在
大街小巷之间,马蹄敲击着地面有如雷呜一般;各个旅馆客店都受到警察仔细的搜
查,车站码头上更是岗哨林立;暗探的眼睛在四下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国
民党和租界巡捕房张开有形和无形的网,企图将人一网打尽。
一幅厚厚的窗帘将屋子外面的白色恐怖世界暂时隔开。室内充满了呛人的烟味。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人讲话时都尽可能地压低声音。从十月九日至
十日,中国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秘密举行扩大会议。
开会的屋子附近,蹲着几个卖香烟、水果的小贩。他们的目光警惕地打量着街
口的动静,他们的货摊下面藏着子弹早已上膛的手枪。不时还有肩挑混饨豆腐脑担
子的小贩吆喝着从开会的屋子前面走过-这些都是负责保卫会议的武装警卫和流动
哨。一旦警车在街口处出现,他们将一面拔枪抵抗,一面掩护中央领导同志迅速撤
离会场。
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只有二十八岁,皮肤白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上
去完全是一介文弱书生。而他作为中国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实际上是
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国领袖。瞿秋白召集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在全国
各大城市中创造一个总暴动的局面,以反击国民党右派对人的疯狂屠杀。
对于年幼的中国来说,一九二七年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年头。在不到半年
的时间内,中央两次被迫迁移。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二次则是从武汉
迁回上海。两次迁移,都是因为猝不及防地遭到过去的盟友的突然袭击。
“同志们,眼前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瞿秋白的脸上看不到有丝毫沮丧的神
情,他那苍白的面孔因激动和激愤而染上红晕。他挥动着有力的手势:“敌人越是
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我们坚信,在短期内,新的革命将取代
革命的暂时失败!”
……
周恩来的发言,冷静而务实,与大多数与会者愤激的情绪恰成对比。他面庞清
瘦,大病初愈。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磨难。在南昌起义的部队向南方进军
途中,部队被优势兵力的敌人打散,周思来不幸身患恶性疟疾,高烧和伤寒的轮番
折磨,使他时常处于昏迷之中。最艰难的时候,他的身边只剩叶挺、聂荣臻两个人。此时,周恩来的警卫堪称“规格”最高:给他担任临时“警卫员”的,一个是北
伐名将、未来的新四军军长,一个是未来的共和国元帅。然而,此刻周恩来的处境
却是极端危险的,他们三个人只有一支手枪!而国民党的军警和地主武装在巨额赏
金的驱使下正在拼命地搜寻他们的踪迹。
周恩来在叶挺,聂荣臻等人的护送下,历尽艰险辗转到达香港。在那里,他接
到中央的通知,就立即冒着被国民党通缉的危险乘船赶到上海。在这次中国
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和罗亦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关心的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充分保证党中央在上海
的安全。这是他一贯的务实作风。
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帝国主义的巡捕暗探云集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要长期隐
蔽下来并开展工作,就必须加强中央的政治保卫力量,就必须完善党的各项保卫工
作,否则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的世界中,中央机关连一天也无法生存。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立即着手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加
以整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此后,在白色恐怖之下保卫中央的
千斤重担就压在中央特科的肩上。特科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
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以及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