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5月1日，唐宁带着李小龙的新片精武门赴港宣传的时候，出乎他和所有人意料的是，他亲眼见证了一幕让人揪心至极的事件
由于1959到1962年正处于国内大困难时期，而香港虽然这个时候还是处于英政府的殖民统治，但起码生活条件要比国内好上不少，所以在临近香港的地区这几年逃港也就是逃荒来到香港的难民特别的多，到了1962年，达到了。
鉴于饥荒蔓延的事实，时任粤省省委书记的陶铸下令，解除岗哨，放开边境，让饥民自由赴港求生，至5月25日中央下令关闭边卡，半个多月的时间，大约有三十多万人赴港，入港者，风起云涌，扶老携幼，奔向求生之路。
华山由于位置正好在边境与香港市区之间，成为逃港者进入市区的一个中歇站。在经过了长途的艰难跋涉之后，疲惫饥饿的逃港者可以在山中稍得喘息，等候从市区闻讯赶来的亲人接他们下山。
逃港者集中在华山，还有一个目的：有众多的人聚在一起，相互照应，就是香港警察来了，几百数千人抱成一团，一时也奈何不得他们。
的确，香港警方对于这些数量惊人的越境者，感到十分棘手。首先，要驱赶成千上万的逃难者，警力显然不足。其次，对于这些手无寸铁的逃难者，强制的行动有违人道甚至法律，而不以强制行动又难以奏效。何况这些越境者大多都有着亲人、朋友在香港。稍稍处理不当，引起的法律官司会层出不穷。港英政府感到很难办。
华山上的逃港者，该不该抓捕什么情况下抓捕抓捕中会不会出现“执法过当”、抓捕了该不该遣返回去在香港政府内部也看法不一。甚至有右翼的人士认为，应该全部接纳这些衣食无着的“背叛者”，因为投奔自由香港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避难”。能够把“政治避难”者当成一般的偷渡者那样。“再送回屠宰场吗”
据当时媒体的统计，以一人牵动10个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计算，华山的3万人就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也就是说，大约每10个本来在高楼大厦中安睡无事的香港人中，就有一个人要为突然出现在华山山头上的亲人、同乡、朋友的处境担忧。
逃港者中不乏聪明人，他们通过记者。不断把消息带到了山下。
5月16日，星岛日报刊登了百名难民寄语香港亲友一文，列下了100多名难民在港亲友的名字，呼唤这些亲友赶快上山来救他们。消息很快在全城传开了，整个香港的舆论更加沸腾，人人都在呼喊：“火速抢救华山上的亲人”
报纸、杂志、电台，几乎所有的香港媒体都出动了，一批批记者冲向华山抢新闻，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幅催人泪下的情景。
南粤的五六月已经进入酷暑之季。烈日暴晒、酷热难当。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越境者麇集在华山的山头上。因为害怕被抓，像小野兽一样躲在灌木中、小路上、草丛中，一些孩子因为恐惧在瑟瑟发抖。
山路上，年轻点的扶着老父亲老母亲，头发凌乱的妇人抱着瘦骨嶙峋的孩子。在长途跋涉之后，又饥又渴，有人晕倒在地上挣扎，口里吐着白沫即将崩溃的越境者们一看到是背着相机的记者。认为救星来了，顿时。整条山道上的人齐刷刷地跪在地下叩头求助。哭泣之声震动草木
按照当时记者的说法，此刻的华山，“泪飞倾盆，天地为之悲泣”，“因为哭唤的人实在太多，山梁的地面都打湿了”
在香港市民的强大压力下。香港当局认识到抓捕遣送，不得人心、不是办法，终于着手为民众建设安置区。提供木材，在山上及空地构建板屋、安置住所，盖起了一栋栋“徙置大厦”。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廉租房。并且加工工业，大力发展家庭手工作坊，逐步解决了逃难者的就业问题，同时也促进了香港的经济发展。
但香港毕竟是弹丸之地，安置数十万饥民有困难。当时的台湾政府占据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美国总统肯尼迪出面关照此事，认为台湾有责任安置饥民，并号召世界各国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应尽可能多地接受移民。台湾民众和香港同胞一样，非常同情饥民，早就作好了救助准备，成立了“救济受灾同胞总会”，募集资金和粮食衣物。
台湾当局拨大米一千吨捐赠。根据自愿原则，逃港饥民自由选择去处。1962年7月，台湾政府多次派出轮船赴港接纳大陆饥民，每人发给救济金70港元，赠送服装一套。移民台湾者数万人，多数安置于地广人稀的屏东县，开办农场。台北郊区的“兴学农场”主温麟先生，接收了一千人，并解决他们的就业及子女的教育问题。
美国民间“救济中国难民总会”主席陈香梅女士，携巨款飞来香港与港府商讨安置办法，并赶赴华山与逃港饥民直接接触，征求意见。逃港饥民，大部分留港，一部分去了台湾，小部分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牙买加等国。他们经历多年打拼，不少人发家致富。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回内地投资办厂。
适逢其会的唐宁，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管，他直接就找到了“救济中国难民总会”的主席陈香梅女士，他本身就与陈香梅的老公“飞虎队”司令陈纳德将军非常熟悉，所以直接就来到了她的办公室。
很明显，这个时候陈香梅非常的忙，手上的文件和桌上的电话一直都忙个不停，不过看到唐宁来了，她还是热情的起身招呼道：“托尼，你怎么突然想起来我这儿了”
唐宁笑道：“这不是听说您当上会长了么，所以过来支持您的工作呗”